联系我们下 篇 社会主义的辩证思索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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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先驱普列汉诺夫，以及托洛茨基和后来的“反对派”，也都打成了叛徒反革命卖国贼，把权力长矛能够着的所有反对派一个个迫害至死的事实，表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不能与多种理论特别是正确的理论的同时存在，不能经受不同观点考验的本质。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除了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没有对其他形式的探讨和论述呢?
（一）马克思惊世之语：英美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积极与有关方面进行通讯为公社成员们出谋划策，高度地评价和热情地赞扬了公社，但他们更多地是在失败以后分析和批评了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并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是革命的时期还没有充分成熟，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成为国家的管理阶级的能力。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做的第一件惊人的事，就是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军事防备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气候出发，“狡猾狡猾地”主动解散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国际工人协会，以避免成为反动派攻击的目标，而使工人运动遭受更大损失。
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和17日给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左尔格的信，以及在1877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国际解散的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
1、各国资产阶级对“国际”的疯狂迫害；
2、巴枯宁派和布朗基派的分裂；
3、欧洲工人运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的准备阶段，各国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开展议会斗争，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创办报刊等活动，以团结本国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国际”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的需要；
此后不久，马克思做了第二件惊人的事，他根据19世纪70年代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郑重宣布：
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这是一个被埋没了一百年的惊世之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文，我们只能通过列宁这么一个偶然的侧面叙述，来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惊人之论。
从错误的“最高阶段”论出发，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已经过时，是考茨基对马克思这一论点进行了曲解。列宁分析说：
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列宁的这种分析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绝对化的，又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的科学辩证分析方面的文件材料，也许是因为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持不同政见”而没有被披露和出版，而使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在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欢呼雀跃。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快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有科学论文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激情所驱使带有文学色彩的诗一样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和向旧社会宣战的檄文。就象现代的广告用词一样，里面的很多话只是一种激情的宣传和鼓动，其中不乏失之偏颇的因素。其实列宁在一些带鼓动性的演讲中也曾进行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鼓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需要一种激越的语言，鼓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去进行特定的历史战斗。但如果把这种特定的气氛中产生的失之偏颇的东西当成一种永恒的真理和在历史的进步中不可更改一字的教条，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而为了坚持这里的每一句话，而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进行“修正”和歪曲，那就更加是错上加错了。
其实，我们从这点上也可以作如下推断：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绝对不会形而上学地把一种革命形式当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
英美等先进国家是不是能象马克思在晚年幡然感悟到的那样，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出的回答而且在后面还要分别论及的是：正如恩斯在他最后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序言中指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有利于政府和军队。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在比当时德国更先进的现在的美、英等国，除非特殊情况，人民的起义就更加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
其实，从马克思以来的英美等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势来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究竟如何发展，让我们在以后的世纪拭目以待吧。
（二）恩格斯晚年作序，盛赞共产党参加议会普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前后的客观实际出发，认为武装夺取政权是最好的形式，因此就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种形式。并对以拉萨尔为首的社会主义者的普选制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凭心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论敌的批判，在方法上有时的确也有过激和不周之处的，甚至有绝对化的用词。但这却并不表明他们自身的辩证思维出现了本质上的错误。他们仍然是在用唯物辩证法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分析世界。对拉萨尔的批判也是如此。但在高涨的1848年革命前后，运用和宣传普选制一形式就是一种错误。从彼时彼地的实际出发，工人阶级的最理想的革命方式就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恩格斯能够象历史的晴雨表一样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物质条件的变化，并及时地发布这一变化。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了实行兵役制等一系列办法，改善和强化了统治，又由于经济的好转，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府和军队，而不再有利于民众起义者，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于客观实际。于是，他们及时辩证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把战斗的目光转向其他形式和途径，他们甚至为共产党参加议会斗争鼓起了掌喝起彩来。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各国工人把斗争的范围和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工人政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877年仅党的报刊就达到41种，并拥有14个印刷机构。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利用大好机遇，投入议会竞选，党的选票从1874年的35万张增加到近50万张。德国当时的俾斯麦帝国政府对此非常惊慌，1878年5月和6月，正好发生了两起剌杀德国皇帝的事件，俾斯麦就以此为借口，嫁祸于社会民主党，于10月提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并交议会通过。在新的高压政策下的社会民主党出现了政治上的动摇和情绪上的惊慌失措，一些在大好形势下加入了党组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宣布脱党；伯恩施坦等人则主张解散党；左倾分子则要求采取与之相对的恐怖政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领导也无所措手足，也只好公开宣称反对暴力革命，遵守“非常法”……正在党处在混乱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帮助党开展了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很快克服了动摇，看清了斗争方向，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脚踏实地地通过举办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和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各样合法组织和经济实体，以合法活动，来发展党的经济，筹集党的经费，掩护党的活动，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得以恢复。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国外秘密出版并偷运回国。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备投入了新的帝国议会竞选。1880年8月，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党代表大会，对前一次通过的纲领《哥达纲领》进行了重要修改，把“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改为今后将采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党的斗争从以往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布朗基暴力冒险主义，拉萨尔合法斗争以及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派别之争中的形而上学及狭隘矛盾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式上的唯物辩证路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站稳了脚跟之后，积极利用已有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在坚持地下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下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4-1890年历年选票飚升的情况：
1874年35万1千多张
1877年49万3千多张
1881年31万2千多张(非常法颁布)
1884年55万张 1890年142万7千多张，并在议会拥有了35名议员
1890年，实施12年之久的“非常法”被废除，俾斯麦被迫下台，这无疑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胜利。而在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党内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原有的派别观点在新的形势下又重新抬头，各自重新阐述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党内出现新的危机。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份的“青年派”，起来反对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主张进行无政府主义冒险活动，并声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是与恩格斯“一致的”。恩格斯及时站出来对他们进行批判，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一种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9月12日，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他在信中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的出色活动，并高度评价：
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1891年，由考茨基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实事求是地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制定了德国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政府的议会制度来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这个经过恩格斯修改指正的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热烈赞同。1895年，恩格斯在他最后的著作，即为新版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长序里，热情洋溢地写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出色地利用了普选权，为党争取了成功。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二百万选民是：
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年版两卷集第1卷第112页） 他在这个序里满怀希望地期待有朝一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得到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而且将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他还在这个序里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地分析了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已经有利于政府军队而不再有利于起义者的形势变化特点（实际上就是物质条件的变化。本作者注）。他指出，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与德国原有物质条件对应的革命形式。本作者注）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与当时德国物质形势相适应的正确形式。本作者注）来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这在1848年是办不到的。他还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废除表明，专制统治和武力没有能力压制一个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支持的运动。
尽管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1954年出版的两卷集里发表了这一篇文章，由于苏联社会主义者心里没有“灵犀”，而不能产生出与历史的共鸣，因此并没有从这篇文章里感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抑或得到什么不同的启发。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利用革命暴力武装夺取政权，而且他们已经在40多年以前取得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的伟大胜利。他们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前，对议会道路就已经大加讨伐。而1954年，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早已经成了“定论”。并且，武装夺取政权也是恩格斯的极力主张，对于恩格斯与苏联实践“不同”的“议会斗争论”以及其他别的什么道路，人们也就不去深思细究了。
六 重大历史错误：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国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权威历史专著《苏联通史》第三卷第八章第三七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对十月革命作了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十月革命是由劳动人民和贫苦农民阶层完成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论及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则说它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说它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说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多国胜利”原理，获得了一国胜利。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
此后，“一国胜利”，便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了列宁主义的特征。而斯大林主义则又以这个错误为支点，酝酿了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突破，而形成了后来50年代前后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
正是这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和口号，象一个指错了路的碑，误导了斯大林，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主义世界。 今天，苏联社会主义以它失败的事实，说明列宁并没有突破“多国胜利论”。
事实上列宁的确曾经企图突破这一理论，但他最后并没有突破这一理论。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21年明确宣布：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这实际上也是列宁向世界宣布的一国胜利论的失败公告。
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存在。这是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了。为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充分涌流的物质基础和高度自觉的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已经不需要多种形式经济上的竞争，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工资，不需要等级。因为它在物质上已经可以基本满足以至逐步达到完全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人们已经不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已经没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利益竞争，讲究和计较的是征服新的世界和精神上的得失。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还是资本主义或其他的社会制度，那么，在其他国家和社会就存在竞争，存在金钱、商品和市场，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这些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定“语言”。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这些特定“语言”，没有了这些特定语言，它就无法与这些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友好对话。其经济不能与这些国家接轨，就不能和世界进行交流。更不能参入世界经济的竞争。改革开放23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经过了那么多一轮的谈判，好不容易才加入了WTO。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但是，中国企业仍然还被很多国家以WTO“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进行反倾销起诉，使中国很多企业的产品不能进入目标市场而遭受惨重损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它将取消军队，并逐步取消国家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要跟与自己相反，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战争武器、即一个心眼只讲物质和经济的得失和利益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时刻都在进行着生死拼搏的国家的人们交往、竞争和对立，善良的社会主义肯定只有吃亏的份，失败的份，被吃掉的份。社会主义也就不能实际存在。 正象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羊放到一群资本主义狼的中间。也许羊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利用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利用周围的地形地物存活，但它迟早会被狼撕成碎片吃掉。
难道我们在这些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面前，在历史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事实面前，还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吗?
七 从资本走向胜利──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主义之路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
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奠基
在马、恩时代，特别是在马、恩年青时代，处于血腥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给马、恩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恩格斯从小就在资本家家庭长大，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在他19岁时写的《乌培河谷来信》作过真实生动的描述和反映。乌培河谷那些破烂的工房，踮着脚尖站在机器旁边一天干十几小时活的瘦小儿童，很多衣衫褴褛无家可归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工人，乌培河里流淌的污浊的废水，在他良善的心上刻下了淌血的记忆。他的忠实女友玛丽和莉希姐妹就是地地道道的曼彻斯特的染织女工。他通过她们，了解到了曼彻斯特工人们经受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苦难和耻辱。因为他的革命立场，以致他和当资本家的父亲一辈子都处于深深的情感隔阂和对立之中。他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充满了憎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创造世界文明的同时，采用了野蛮、血腥，和腐败的手段，这已是不辩的事实。马、恩由于受下意识中存在的强烈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支配，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具体情况，做出的一些预言，有偏激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并不是神仙，一两个预言不应验，有枝节上和精度上的偏差，但他们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没有根本性的误差。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很多地方已经体现和应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轨迹。很多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跑到落后国家和地区投资办企业，他们玩的仍是马克思揭示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游戏，看好的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并不指望他们的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他们甚至卖的价比别人还低，但他们还是发了财，原因是他们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就赚到了钱，他们在劳动力商品上降低了成本；最近爆发的以东南亚为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实也从实践上历史地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发展轨迹——资本的竞争，从大资本吃掉小资本开始，它的主战场从工业资本转移到银行金融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不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排挤工人，现在却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投机家，是用自己手中的金钱，通过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吞食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利润。它远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生产项目，他们只在金融的河流里航行作战，它说明生产的社会性管理和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分离，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生产的管理者，并与资本所有者保持了距离。有些政府甚至成为资本投机者的攻击对象。这些都证实了恩格斯关于“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论证的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但是，当今世界金融资本的竞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却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丧钟就要敲响阶段，也不是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除了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没有对其他形式的探讨和论述呢?
（一）马克思惊世之语：英美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积极与有关方面进行通讯为公社成员们出谋划策，高度地评价和热情地赞扬了公社，但他们更多地是在失败以后分析和批评了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并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是革命的时期还没有充分成熟，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成为国家的管理阶级的能力。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做的第一件惊人的事，就是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军事防备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气候出发，“狡猾狡猾地”主动解散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国际工人协会，以避免成为反动派攻击的目标，而使工人运动遭受更大损失。
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和17日给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左尔格的信，以及在1877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国际解散的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
1、各国资产阶级对“国际”的疯狂迫害；
2、巴枯宁派和布朗基派的分裂；
3、欧洲工人运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的准备阶段，各国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并根据本国的情况，开展议会斗争，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创办报刊等活动，以团结本国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国际”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的需要；
此后不久，马克思做了第二件惊人的事，他根据19世纪70年代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郑重宣布：
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这是一个被埋没了一百年的惊世之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文，我们只能通过列宁这么一个偶然的侧面叙述，来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惊人之论。
从错误的“最高阶段”论出发，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已经过时，是考茨基对马克思这一论点进行了曲解。列宁分析说：
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
（文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页） 列宁的这种分析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绝对化的，又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的科学辩证分析方面的文件材料，也许是因为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持不同政见”而没有被披露和出版，而使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在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欢呼雀跃。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快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有科学论文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激情所驱使带有文学色彩的诗一样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和向旧社会宣战的檄文。就象现代的广告用词一样，里面的很多话只是一种激情的宣传和鼓动，其中不乏失之偏颇的因素。其实列宁在一些带鼓动性的演讲中也曾进行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鼓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需要一种激越的语言，鼓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去进行特定的历史战斗。但如果把这种特定的气氛中产生的失之偏颇的东西当成一种永恒的真理和在历史的进步中不可更改一字的教条，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而为了坚持这里的每一句话，而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进行“修正”和歪曲，那就更加是错上加错了。
其实，我们从这点上也可以作如下推断：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绝对不会形而上学地把一种革命形式当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
英美等先进国家是不是能象马克思在晚年幡然感悟到的那样，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出的回答而且在后面还要分别论及的是：正如恩斯在他最后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序言中指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有利于政府和军队。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在比当时德国更先进的现在的美、英等国，除非特殊情况，人民的起义就更加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
其实，从马克思以来的英美等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势来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究竟如何发展，让我们在以后的世纪拭目以待吧。
（二）恩格斯晚年作序，盛赞共产党参加议会普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前后的客观实际出发，认为武装夺取政权是最好的形式，因此就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种形式。并对以拉萨尔为首的社会主义者的普选制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凭心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论敌的批判，在方法上有时的确也有过激和不周之处的，甚至有绝对化的用词。但这却并不表明他们自身的辩证思维出现了本质上的错误。他们仍然是在用唯物辩证法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分析世界。对拉萨尔的批判也是如此。但在高涨的1848年革命前后，运用和宣传普选制一形式就是一种错误。从彼时彼地的实际出发，工人阶级的最理想的革命方式就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恩格斯能够象历史的晴雨表一样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物质条件的变化，并及时地发布这一变化。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了实行兵役制等一系列办法，改善和强化了统治，又由于经济的好转，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府和军队，而不再有利于民众起义者，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于客观实际。于是，他们及时辩证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把战斗的目光转向其他形式和途径，他们甚至为共产党参加议会斗争鼓起了掌喝起彩来。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各国工人把斗争的范围和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工人政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877年仅党的报刊就达到41种，并拥有14个印刷机构。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积极利用大好机遇，投入议会竞选，党的选票从1874年的35万张增加到近50万张。德国当时的俾斯麦帝国政府对此非常惊慌，1878年5月和6月，正好发生了两起剌杀德国皇帝的事件，俾斯麦就以此为借口，嫁祸于社会民主党，于10月提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并交议会通过。在新的高压政策下的社会民主党出现了政治上的动摇和情绪上的惊慌失措，一些在大好形势下加入了党组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宣布脱党；伯恩施坦等人则主张解散党；左倾分子则要求采取与之相对的恐怖政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领导也无所措手足，也只好公开宣称反对暴力革命，遵守“非常法”……正在党处在混乱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帮助党开展了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很快克服了动摇，看清了斗争方向，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脚踏实地地通过举办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和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各样合法组织和经济实体，以合法活动，来发展党的经济，筹集党的经费，掩护党的活动，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得以恢复。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国外秘密出版并偷运回国。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备投入了新的帝国议会竞选。1880年8月，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党代表大会，对前一次通过的纲领《哥达纲领》进行了重要修改，把“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改为今后将采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党的斗争从以往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布朗基暴力冒险主义，拉萨尔合法斗争以及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派别之争中的形而上学及狭隘矛盾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式上的唯物辩证路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站稳了脚跟之后，积极利用已有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在坚持地下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下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4-1890年历年选票飚升的情况：
1874年35万1千多张
1877年49万3千多张
1881年31万2千多张(非常法颁布)
1884年55万张 1890年142万7千多张，并在议会拥有了35名议员
1890年，实施12年之久的“非常法”被废除，俾斯麦被迫下台，这无疑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胜利。而在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党内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原有的派别观点在新的形势下又重新抬头，各自重新阐述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党内出现新的危机。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份的“青年派”，起来反对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主张进行无政府主义冒险活动，并声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是与恩格斯“一致的”。恩格斯及时站出来对他们进行批判，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一种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9月12日，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他在信中高度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的出色活动，并高度评价：
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1891年，由考茨基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实事求是地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制定了德国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政府的议会制度来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这个经过恩格斯修改指正的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热烈赞同。1895年，恩格斯在他最后的著作，即为新版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长序里，热情洋溢地写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出色地利用了普选权，为党争取了成功。他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二百万选民是：
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年版两卷集第1卷第112页） 他在这个序里满怀希望地期待有朝一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得到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而且将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他还在这个序里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地分析了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已经有利于政府军队而不再有利于起义者的形势变化特点（实际上就是物质条件的变化。本作者注）。他指出，除非是特殊情况，人民起义（与德国原有物质条件对应的革命形式。本作者注）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与当时德国物质形势相适应的正确形式。本作者注）来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这在1848年是办不到的。他还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废除表明，专制统治和武力没有能力压制一个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支持的运动。
尽管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1954年出版的两卷集里发表了这一篇文章，由于苏联社会主义者心里没有“灵犀”，而不能产生出与历史的共鸣，因此并没有从这篇文章里感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抑或得到什么不同的启发。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利用革命暴力武装夺取政权，而且他们已经在40多年以前取得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的伟大胜利。他们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前，对议会道路就已经大加讨伐。而1954年，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早已经成了“定论”。并且，武装夺取政权也是恩格斯的极力主张，对于恩格斯与苏联实践“不同”的“议会斗争论”以及其他别的什么道路，人们也就不去深思细究了。
六 重大历史错误：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国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权威历史专著《苏联通史》第三卷第八章第三七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对十月革命作了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十月革命是由劳动人民和贫苦农民阶层完成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论及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则说它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说它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说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多国胜利”原理，获得了一国胜利。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
此后，“一国胜利”，便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了列宁主义的特征。而斯大林主义则又以这个错误为支点，酝酿了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突破，而形成了后来50年代前后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
正是这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和口号，象一个指错了路的碑，误导了斯大林，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主义世界。 今天，苏联社会主义以它失败的事实，说明列宁并没有突破“多国胜利论”。
事实上列宁的确曾经企图突破这一理论，但他最后并没有突破这一理论。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21年明确宣布：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这实际上也是列宁向世界宣布的一国胜利论的失败公告。
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存在。这是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了。为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充分涌流的物质基础和高度自觉的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已经不需要多种形式经济上的竞争，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工资，不需要等级。因为它在物质上已经可以基本满足以至逐步达到完全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人们已经不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已经没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利益竞争，讲究和计较的是征服新的世界和精神上的得失。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还是资本主义或其他的社会制度，那么，在其他国家和社会就存在竞争，存在金钱、商品和市场，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这些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定“语言”。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了这些特定“语言”，没有了这些特定语言，它就无法与这些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友好对话。其经济不能与这些国家接轨，就不能和世界进行交流。更不能参入世界经济的竞争。改革开放23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经过了那么多一轮的谈判，好不容易才加入了WTO。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但是，中国企业仍然还被很多国家以WTO“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进行反倾销起诉，使中国很多企业的产品不能进入目标市场而遭受惨重损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它将取消军队，并逐步取消国家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要跟与自己相反，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战争武器、即一个心眼只讲物质和经济的得失和利益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时刻都在进行着生死拼搏的国家的人们交往、竞争和对立，善良的社会主义肯定只有吃亏的份，失败的份，被吃掉的份。社会主义也就不能实际存在。 正象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羊放到一群资本主义狼的中间。也许羊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利用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利用周围的地形地物存活，但它迟早会被狼撕成碎片吃掉。
难道我们在这些再也明显不过的道理面前，在历史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事实面前，还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吗?
七 从资本走向胜利──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主义之路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
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奠基
在马、恩时代，特别是在马、恩年青时代，处于血腥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给马、恩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恩格斯从小就在资本家家庭长大，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在他19岁时写的《乌培河谷来信》作过真实生动的描述和反映。乌培河谷那些破烂的工房，踮着脚尖站在机器旁边一天干十几小时活的瘦小儿童，很多衣衫褴褛无家可归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工人，乌培河里流淌的污浊的废水，在他良善的心上刻下了淌血的记忆。他的忠实女友玛丽和莉希姐妹就是地地道道的曼彻斯特的染织女工。他通过她们，了解到了曼彻斯特工人们经受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苦难和耻辱。因为他的革命立场，以致他和当资本家的父亲一辈子都处于深深的情感隔阂和对立之中。他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充满了憎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创造世界文明的同时，采用了野蛮、血腥，和腐败的手段，这已是不辩的事实。马、恩由于受下意识中存在的强烈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支配，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具体情况，做出的一些预言，有偏激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并不是神仙，一两个预言不应验，有枝节上和精度上的偏差，但他们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没有根本性的误差。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很多地方已经体现和应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轨迹。很多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跑到落后国家和地区投资办企业，他们玩的仍是马克思揭示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游戏，看好的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并不指望他们的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他们甚至卖的价比别人还低，但他们还是发了财，原因是他们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就赚到了钱，他们在劳动力商品上降低了成本；最近爆发的以东南亚为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实也从实践上历史地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发展轨迹——资本的竞争，从大资本吃掉小资本开始，它的主战场从工业资本转移到银行金融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不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排挤工人，现在却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投机家，是用自己手中的金钱，通过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进行投机，吞食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利润。它远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生产项目，他们只在金融的河流里航行作战，它说明生产的社会性管理和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分离，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生产的管理者，并与资本所有者保持了距离。有些政府甚至成为资本投机者的攻击对象。这些都证实了恩格斯关于“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论证的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但是，当今世界金融资本的竞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却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丧钟就要敲响阶段，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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