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上篇: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揭秘(之二)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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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间接地第一次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胜利论。他认为苏联的国情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落后的农民将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会发生敌对冲突，说不定会断送苏维埃。他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大量的著作和著述中，论述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这一思想：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是胡说。……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2页)
在堂堂的中央委员会上，伟大的革命的领袖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斯大林，应该多拿出一些绅士风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导师列宁的夫人，更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但是，明明是斯大林自己在胡说八道，肆意曲解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却反过来，骂他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夫人“胡说”。骂过以后，又故作斯文地请求克鲁普斯卡娅原谅，表面上是看在了列宁的份上，实际上是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克鲁普斯卡娅于股掌之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见，除了说明斯大林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路线外，从这里我们可以满鼻子嗅到斯大林连列宁夫人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专横无理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政客作风，以及他挑拔离间，立刻把矛盾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与会的全体人员、已经死去了的列宁和还健在的布哈林身上的熟练的政治掮客伎俩。
连克鲁普斯卡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托洛茨基们的一边来反对斯大林，我们难道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历史地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战胜斯大林主义，就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某种缺陷，在理论上它只是一种推断，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错误和不足。导致他们这些方面的不足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其中当然也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受时代和实践的制约，没有具备象大海一样宽阔无边的无产阶级胸怀(如果托洛茨基能有此胸怀，便不会再去揭别人的伤疤，能对别人的攻击一笑而置之，不意气用事而辞职)，未能跳出唯心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窠臼，以及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之中，他们深陷在庸俗的权力争斗的泥潭之中(托洛茨基表面上是超脱的。但他实际上并不想放弃其权力，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只不过他所用的战法是自残自废罢了。因此，他也被动地深陷入于此)。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成了对立双方无数个筹码中的一个筹码，举国一片的社会主义狂热，又使斯大林手中所操生杀之刀更添锋利，反对派们生存都时刻面临着威胁，他们疲于种种利害关系的牵制，因而他们无法透彻地阐述这个问题。并且他们不断地丧失阐述的自由。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前被非人的逼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竟无耻地向斯大林投降，并作下假供，证明自己接受了逃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推翻斯大林政权。他们乞求斯大林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可他们还是和苏联的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6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由列宁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包括列宁在内的15名委员中的8人，6名元帅中的4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220名旅长中的186人，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一起，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索命。1940年8月，斯大林的领袖之位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斯大林在党内的独裁统治形成，“多国胜利论”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脖子上没有了斯大林的锁链，胸前没有了斯大林的黑洞洞的手枪，苏联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从旧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干部和职工，领导和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我们为什么还不实事求是地说出历史的真相。
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人(近60%)，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近80%)，人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的8人(近60%)，6名元帅中的4人(近70%)，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近60%)，220名旅长中的186人(超80%)，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而这还仅仅只是被斯大林杀掉的反对派。如果要算上持有反对派的观点又够不上死罪的，上述统计恐怕又要不断扩大。
这么大的比例，这么一支庞大和醒目的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队伍，这么多抗争的生命和鲜血，加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和曾经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深思和反省吗?
十 错误，终于从斯大林开始
首先应该指出，一分为二，斯大林在苏联以及国际共运中是有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他在二战中的功勋，理应受人景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苏联社会主义错误的辩证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斯大林等一帮苏联领导只懂得搞阶级和政治斗争，而忽视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不要埋没了斯大林及全体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汗水。斯大林在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是倾尽全力的，他也想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到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的意愿，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犯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过早地将经济落后的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尽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曾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经显露出了它错误的足迹和本质。
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9年4月，斯大林用政治运动的铁扫把，扫清了各种障碍，开始对农业强行实施全盘集体化。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改变农民一批批加入农庄为整村整乡整区整专区地加入，中农也可以加入。并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一年内完成集体化。
对于“强迫”人民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现在强加于斯大林。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强迫”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方法。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2年编篡发行的《列宁主义思想》一书中，契斯诺柯夫的《列宁与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文，对“强迫”进行理论上的美化：
列宁与斯大林曾教导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法，当然不能取消强迫成分的。但是这些强迫成分，是带着次要和附属的性质。列宁教导说：“我们应当先去说服，然后才去强迫”(《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235页)。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曾写道：“领导是由说服群众的基本方法党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来保证的。可是，这并不绝对排斥，而且预定要采用强迫手段，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有大多数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和拥护为其基础的，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来对少数采用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第8卷第53页)。
(《列宁主义思想》中文版第64页)
斯大林主持制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个人生产和财产拥有量进行了限制，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每户的财产拥有量如下：
一小块个人副业经营的园地、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型农具。
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一头乳牛、两头小牛、一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十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三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二十至二十五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四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三十至四十只羊、二十个蜂房、一匹马或两峰骆驼或两只驴或两只骡。
苏联有很多的土地没有人开垦耕种，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限制人们超过这些数目生产出必需的生活物质，限制人们拥有小型农具以外的先进的和大型的农具，不就是明显地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 斯大林的得意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它成了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商品就形而上学地变成了斯大林等一些社会主义者黑名单上的对象。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商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和货币。但是，商品和货币就象细菌一样，时刻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并不断地显示出它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左右能力。这个问题竟使得自以为苏联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御用理论家们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从30年代起，纷纷发表一些文章，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自圆，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不可能认识，即便是认识到了也不敢说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质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不仅会荣誉地位不保，而且连脑袋也会不保。
当时混乱不堪的苏联对于商品的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两类：
(1)、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该有商品等东西存在，应该消灭它；
(2)、如果商品对苏联社会主义有用，就要扩大它的范围。
面对这些情况，斯大林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不得有一个说法。于是，他苦思冥想，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存在的商品的态度。他对苏联商品总的基调是：轻微肯定，根本否定。他在书中说：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第二，结果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尔什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吗?
萨宁娜和温尔什俩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11、74页）
斯大林的商品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他把自己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低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如果斯大林同志还能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斯大林同志，你究竟是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维持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水平?
其次，他说的商品“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丢弃了辩证法发展变化的本质，直接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以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等论述直接冲突。
再次，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可实际上，正是他自食其言通篇把商品和商品生产看作了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让商品在社会主义存在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他也可以“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为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或者取消商品。
然后，他批评萨宁娜和温尔什“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他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主义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大量的著作和著述中，论述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这一思想：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是胡说。……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2页)
在堂堂的中央委员会上，伟大的革命的领袖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斯大林，应该多拿出一些绅士风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导师列宁的夫人，更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但是，明明是斯大林自己在胡说八道，肆意曲解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却反过来，骂他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夫人“胡说”。骂过以后，又故作斯文地请求克鲁普斯卡娅原谅，表面上是看在了列宁的份上，实际上是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克鲁普斯卡娅于股掌之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见，除了说明斯大林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路线外，从这里我们可以满鼻子嗅到斯大林连列宁夫人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专横无理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政客作风，以及他挑拔离间，立刻把矛盾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与会的全体人员、已经死去了的列宁和还健在的布哈林身上的熟练的政治掮客伎俩。
连克鲁普斯卡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托洛茨基们的一边来反对斯大林，我们难道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历史地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战胜斯大林主义，就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某种缺陷，在理论上它只是一种推断，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错误和不足。导致他们这些方面的不足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其中当然也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受时代和实践的制约，没有具备象大海一样宽阔无边的无产阶级胸怀(如果托洛茨基能有此胸怀，便不会再去揭别人的伤疤，能对别人的攻击一笑而置之，不意气用事而辞职)，未能跳出唯心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窠臼，以及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之中，他们深陷在庸俗的权力争斗的泥潭之中(托洛茨基表面上是超脱的。但他实际上并不想放弃其权力，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只不过他所用的战法是自残自废罢了。因此，他也被动地深陷入于此)。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成了对立双方无数个筹码中的一个筹码，举国一片的社会主义狂热，又使斯大林手中所操生杀之刀更添锋利，反对派们生存都时刻面临着威胁，他们疲于种种利害关系的牵制，因而他们无法透彻地阐述这个问题。并且他们不断地丧失阐述的自由。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前被非人的逼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竟无耻地向斯大林投降，并作下假供，证明自己接受了逃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推翻斯大林政权。他们乞求斯大林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可他们还是和苏联的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6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由列宁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包括列宁在内的15名委员中的8人，6名元帅中的4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220名旅长中的186人，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一起，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索命。1940年8月，斯大林的领袖之位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斯大林在党内的独裁统治形成，“多国胜利论”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脖子上没有了斯大林的锁链，胸前没有了斯大林的黑洞洞的手枪，苏联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从旧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干部和职工，领导和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我们为什么还不实事求是地说出历史的真相。
中央政治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人(近60%)，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近80%)，人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的8人(近60%)，6名元帅中的4人(近70%)，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近60%)，220名旅长中的186人(超80%)，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而这还仅仅只是被斯大林杀掉的反对派。如果要算上持有反对派的观点又够不上死罪的，上述统计恐怕又要不断扩大。
这么大的比例，这么一支庞大和醒目的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队伍，这么多抗争的生命和鲜血，加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和曾经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深思和反省吗?
十 错误，终于从斯大林开始
首先应该指出，一分为二，斯大林在苏联以及国际共运中是有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他在二战中的功勋，理应受人景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苏联社会主义错误的辩证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斯大林等一帮苏联领导只懂得搞阶级和政治斗争，而忽视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不要埋没了斯大林及全体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汗水。斯大林在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是倾尽全力的，他也想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到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的意愿，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犯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过早地将经济落后的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尽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曾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经显露出了它错误的足迹和本质。
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9年4月，斯大林用政治运动的铁扫把，扫清了各种障碍，开始对农业强行实施全盘集体化。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改变农民一批批加入农庄为整村整乡整区整专区地加入，中农也可以加入。并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一年内完成集体化。
对于“强迫”人民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现在强加于斯大林。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强迫”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方法。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2年编篡发行的《列宁主义思想》一书中，契斯诺柯夫的《列宁与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文，对“强迫”进行理论上的美化：
列宁与斯大林曾教导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法，当然不能取消强迫成分的。但是这些强迫成分，是带着次要和附属的性质。列宁教导说：“我们应当先去说服，然后才去强迫”(《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235页)。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曾写道：“领导是由说服群众的基本方法党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来保证的。可是，这并不绝对排斥，而且预定要采用强迫手段，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有大多数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和拥护为其基础的，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来对少数采用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第8卷第53页)。
(《列宁主义思想》中文版第64页)
斯大林主持制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个人生产和财产拥有量进行了限制，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每户的财产拥有量如下：
一小块个人副业经营的园地、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型农具。
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一头乳牛、两头小牛、一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十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三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二十至二十五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四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三十至四十只羊、二十个蜂房、一匹马或两峰骆驼或两只驴或两只骡。
苏联有很多的土地没有人开垦耕种，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限制人们超过这些数目生产出必需的生活物质，限制人们拥有小型农具以外的先进的和大型的农具，不就是明显地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 斯大林的得意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它成了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商品就形而上学地变成了斯大林等一些社会主义者黑名单上的对象。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商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和货币。但是，商品和货币就象细菌一样，时刻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并不断地显示出它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左右能力。这个问题竟使得自以为苏联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御用理论家们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从30年代起，纷纷发表一些文章，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自圆，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不可能认识，即便是认识到了也不敢说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质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不仅会荣誉地位不保，而且连脑袋也会不保。
当时混乱不堪的苏联对于商品的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两类：
(1)、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该有商品等东西存在，应该消灭它；
(2)、如果商品对苏联社会主义有用，就要扩大它的范围。
面对这些情况，斯大林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不得有一个说法。于是，他苦思冥想，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存在的商品的态度。他对苏联商品总的基调是：轻微肯定，根本否定。他在书中说：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第二，结果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尔什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吗?
萨宁娜和温尔什俩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11、74页）
斯大林的商品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他把自己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低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如果斯大林同志还能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斯大林同志，你究竟是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维持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水平?
其次，他说的商品“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丢弃了辩证法发展变化的本质，直接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以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等论述直接冲突。
再次，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可实际上，正是他自食其言通篇把商品和商品生产看作了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让商品在社会主义存在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他也可以“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为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或者取消商品。
然后，他批评萨宁娜和温尔什“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他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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