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上篇: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揭秘(之二)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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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十四 不倒的中国红旗，其实蕴含一个秘密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失败情况下，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有倒? 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我国现在公有制成份仍然占全国所有制成份的70%。不管怎么样改革，仍然还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对了。
是否如此?
我们并不反对公有制，我们甚至反对削弱公有制，主张全面公有制。而且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全面公有制。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节要论述的，公有制的多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社会制度，它是其它人类社会形态共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远高于现在中国的70％、包括人在内的100％的全面的公有制。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的大工业机器和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和充盈的社会物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靠这些物质东西来施展自己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高度发达和充盈的物质，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将失去自己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而在物质基础极度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钱、商品和财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社会也就没有了阶级，人们思想意识高度觉悟，从而会自觉自愿地抛弃私有制。这时候，你不实行公有制也得实行公有制。
而且，根据我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的调查和研究，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了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截止2000年底，全国的38万亿资产性财产中，国有占26%，私有占57%，余下的17%为集体和三资所有。
显然，公有制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护色了。
我们把中国的成功改革与苏联的失败改革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在接近解体的后期，不断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彻底丧失。以至在国家面临动乱的重大关头，军队没有站出来，警察没有站出来，人民没有站出来。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那样做的事，我们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到了。中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红旗没有倒下。
如果我们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行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来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从这一败一成上看到很多问题，得到更多历史性的启示和启发。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主义的成败成因——但这很有必要到俄罗斯实地考察，甚至有必要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合作——这是作为现代无产者的作者目前力所不能完成的课题，此课题只好留待来日或他人了。
我们的确要感谢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进行。但是，我们又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重心，才是中国红旗不倒最本质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不也是坚持着共产党领导、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迅速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坚持一百年也不行。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进行的重大实践不倒的中国红旗下所蕴藏的真正秘密。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中国改革者们，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在中国进行了“不要争论”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七十年前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二者连基本的政策都达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谋而合!
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由中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的列宁主义。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上升到列宁主义的认识高度，但实践上较之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不可比拟的深入和突破，在成就和效益也就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处理，更是对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巧妙发展和创造。是小平同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我们将还在后面论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周边一片竞争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竞争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资本主义所吞食。苏联和其他已经失败的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地被资本主义所吞食的。置身狼群，我们为什么要做绵羊呢?我们不做狼，但也得拿起狼牙棒与狼共舞。只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链上的环节，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才能对香港，以至对当代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香港，澳门以及与大陆统一以后的台湾，不管经济怎么发达，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单独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可以更加完美地利用它们的资本主义优势，来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来做中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狼”，来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先进的物质基础。一国二制对港澳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科学的利用，以及一国二制实行后，港澳地区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不断显现，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从实践上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作了有力的映证。我们要逐步地取消与它们内地的“边境”封锁，我们在不断地简化与外国的签证手续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国内保持着严格的“边防证”、“出入境证”制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不能凭“身份证”畅通无阻？ 我们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辟了深圳特区之后，紧接着又打造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当成象深圳、上海这样的“嫡系”，没有用投入和开发深圳、上海这样的力度来投入和开发香港、澳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特别是香港，我们不是让它在自治中自生自灭，而是要顺水推舟，积极地参与投入和进一步推动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要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大变、彻底变、变为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它不仅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且成为世界的香港、世界经济的奇迹和骄傲。不要惧怕资本主义“入侵”，使它们与内地毫无阻隔地走在一起，让它们得到一个广阔的市场，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更有力地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命题。可是，它是在一个左的高压态势下，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标准。在新的时期，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实事求是”标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始终用它来作“国策”。这一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个靠最后结果来验证正确与否的“马后炮”。如果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来检验，它就存在了革命的盲目性，陷入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拥13亿人口的大国的科学决策标准。23年来，我们靠它“摸着石头过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23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我们的实践之足已经踏上了真理之岸，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翅膀不能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趟过的河滩里拍打。2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现在正面临质的飞跃。要实现改革开放质的飞跃，就要思想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的三个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要认识中国红旗不倒的秘密所在，根本所在。在坚持事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的同时，力争事前科学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的发展之中。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上的冒进，一个是政治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社会的治安问题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时代需要法，但是，还需要有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来让人们懂法，适应法、习惯法并自觉守法。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完全靠法来维持社会，就脱离了中国人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实际。如果我们借鉴文化革命“群众专政”的一些基本做法，用法律对“群众专政”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改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让它们作为法制的辩证补充，象过去那样，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红袖章老头老太的作用，城市里的小偷和抢劫就不会那么多，我们的公安也不会显得那么警力不够，充分发挥农村的民兵作用，我们的专业户的鱼就不会丢，西瓜就不会被砍。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憎恨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如此。惩治之下，总是“野火烧不尽”。党纪国法为什么没有了震慑力？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党纪与国法同处一个低下的物质和意识水平空间。腐败的SARS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进攻。我们的纪委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检举箱——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些不明不了、更容易对人造成错误伤害的暗箱，我们又何不利用透明公开的文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字报？就象是非典初期，我们有些地方不是积极公开把情况告诉中央告诉人民，而采取“捂”的办法，瞒上欺下，结果反给心怀叵测的人造成了口实。后来，包括国家在内，及时地公开和发布了疫情信息，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群众对党和国家也就更加信赖。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错误是它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它作为一种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民主形式并没有错，它所特有的所向无敌的威慑力是无可否认的。那些做坏事的人，不管他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在广庭大众的大字报上，他也得威风扫地。西方和过国内有些人，不是说我们没有民主吗？有人不是借此在西单搞民主墙吗？我们就搞一个正规的给你们看看，我们不仅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还可以揭露那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最近，古巴卡斯特罗带领群众，到某些外国使馆前游行示威，这就做得很好。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我们为什么不让群众依照法律的规定上街呢？对大字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在每一个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一个由检察院或纪委管理的大字报专栏，用法律的来对它进行规范，对相关人赋予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每一个利用大字报进行合法斗争的人，了解和遵守大字报的法律规定，使它避开伤及无辜的弊病，对利用大字报造谣惑众，危及国家安全和对无事生非损毁他人名誉的人，与那些被大字报揭露的贪官污吏一样以党纪国法量纪量刑进行处理，它绝对能迅速遏制中国目前似乎无法遏制的腐败，并最终能把腐败减低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又比如文化革命中，在工厂和企业，让工人参与管理，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的一些做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也被当成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他们甚至让工人参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在民营和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那些不法资本家进行合法干预的时候，我们还要引导资本家学习文革时期的经验，在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同时不断提高工人的物质待遇，积极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良性的循环系统中共存和发展。我们在否定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时，也别忘了继承和发扬它的一些还值得我们借鉴和保留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复辟。
汽车本是先进工具。没有汽油，用人来推它运东西是一个错误。为了显示其先进而坚持这种形式是错上之错。指出这个错误，改用板车，不是肯定板车比汽车先进，不是放弃对汽车的信仰，更不是表示有了汽油也不再用汽车。在没有汽油这个物质条件前提下，板车比汽车更切合人的实际，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的血肉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十四 不倒的中国红旗，其实蕴含一个秘密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失败情况下，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有倒? 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我国现在公有制成份仍然占全国所有制成份的70%。不管怎么样改革，仍然还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对了。
是否如此?
我们并不反对公有制，我们甚至反对削弱公有制，主张全面公有制。而且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全面公有制。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节要论述的，公有制的多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社会制度，它是其它人类社会形态共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远高于现在中国的70％、包括人在内的100％的全面的公有制。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的大工业机器和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和充盈的社会物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靠这些物质东西来施展自己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高度发达和充盈的物质，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将失去自己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而在物质基础极度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钱、商品和财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社会也就没有了阶级，人们思想意识高度觉悟，从而会自觉自愿地抛弃私有制。这时候，你不实行公有制也得实行公有制。
而且，根据我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的调查和研究，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了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截止2000年底，全国的38万亿资产性财产中，国有占26%，私有占57%，余下的17%为集体和三资所有。
显然，公有制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护色了。
我们把中国的成功改革与苏联的失败改革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在接近解体的后期，不断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彻底丧失。以至在国家面临动乱的重大关头，军队没有站出来，警察没有站出来，人民没有站出来。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那样做的事，我们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到了。中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红旗没有倒下。
如果我们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行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来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从这一败一成上看到很多问题，得到更多历史性的启示和启发。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主义的成败成因——但这很有必要到俄罗斯实地考察，甚至有必要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合作——这是作为现代无产者的作者目前力所不能完成的课题，此课题只好留待来日或他人了。
我们的确要感谢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进行。但是，我们又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重心，才是中国红旗不倒最本质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不也是坚持着共产党领导、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迅速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坚持一百年也不行。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进行的重大实践不倒的中国红旗下所蕴藏的真正秘密。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中国改革者们，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在中国进行了“不要争论”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七十年前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二者连基本的政策都达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谋而合!
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由中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的列宁主义。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上升到列宁主义的认识高度，但实践上较之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不可比拟的深入和突破，在成就和效益也就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处理，更是对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巧妙发展和创造。是小平同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我们将还在后面论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周边一片竞争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竞争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资本主义所吞食。苏联和其他已经失败的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地被资本主义所吞食的。置身狼群，我们为什么要做绵羊呢?我们不做狼，但也得拿起狼牙棒与狼共舞。只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链上的环节，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才能对香港，以至对当代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香港，澳门以及与大陆统一以后的台湾，不管经济怎么发达，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单独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可以更加完美地利用它们的资本主义优势，来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来做中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狼”，来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先进的物质基础。一国二制对港澳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科学的利用，以及一国二制实行后，港澳地区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不断显现，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从实践上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作了有力的映证。我们要逐步地取消与它们内地的“边境”封锁，我们在不断地简化与外国的签证手续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国内保持着严格的“边防证”、“出入境证”制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不能凭“身份证”畅通无阻？ 我们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辟了深圳特区之后，紧接着又打造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当成象深圳、上海这样的“嫡系”，没有用投入和开发深圳、上海这样的力度来投入和开发香港、澳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特别是香港，我们不是让它在自治中自生自灭，而是要顺水推舟，积极地参与投入和进一步推动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要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大变、彻底变、变为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它不仅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且成为世界的香港、世界经济的奇迹和骄傲。不要惧怕资本主义“入侵”，使它们与内地毫无阻隔地走在一起，让它们得到一个广阔的市场，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更有力地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命题。可是，它是在一个左的高压态势下，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标准。在新的时期，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实事求是”标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始终用它来作“国策”。这一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个靠最后结果来验证正确与否的“马后炮”。如果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来检验，它就存在了革命的盲目性，陷入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拥13亿人口的大国的科学决策标准。23年来，我们靠它“摸着石头过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23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我们的实践之足已经踏上了真理之岸，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翅膀不能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趟过的河滩里拍打。2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现在正面临质的飞跃。要实现改革开放质的飞跃，就要思想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的三个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要认识中国红旗不倒的秘密所在，根本所在。在坚持事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的同时，力争事前科学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的发展之中。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上的冒进，一个是政治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社会的治安问题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时代需要法，但是，还需要有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来让人们懂法，适应法、习惯法并自觉守法。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完全靠法来维持社会，就脱离了中国人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实际。如果我们借鉴文化革命“群众专政”的一些基本做法，用法律对“群众专政”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改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让它们作为法制的辩证补充，象过去那样，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红袖章老头老太的作用，城市里的小偷和抢劫就不会那么多，我们的公安也不会显得那么警力不够，充分发挥农村的民兵作用，我们的专业户的鱼就不会丢，西瓜就不会被砍。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憎恨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如此。惩治之下，总是“野火烧不尽”。党纪国法为什么没有了震慑力？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党纪与国法同处一个低下的物质和意识水平空间。腐败的SARS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进攻。我们的纪委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检举箱——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些不明不了、更容易对人造成错误伤害的暗箱，我们又何不利用透明公开的文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字报？就象是非典初期，我们有些地方不是积极公开把情况告诉中央告诉人民，而采取“捂”的办法，瞒上欺下，结果反给心怀叵测的人造成了口实。后来，包括国家在内，及时地公开和发布了疫情信息，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群众对党和国家也就更加信赖。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错误是它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它作为一种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民主形式并没有错，它所特有的所向无敌的威慑力是无可否认的。那些做坏事的人，不管他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在广庭大众的大字报上，他也得威风扫地。西方和过国内有些人，不是说我们没有民主吗？有人不是借此在西单搞民主墙吗？我们就搞一个正规的给你们看看，我们不仅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还可以揭露那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最近，古巴卡斯特罗带领群众，到某些外国使馆前游行示威，这就做得很好。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我们为什么不让群众依照法律的规定上街呢？对大字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在每一个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一个由检察院或纪委管理的大字报专栏，用法律的来对它进行规范，对相关人赋予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每一个利用大字报进行合法斗争的人，了解和遵守大字报的法律规定，使它避开伤及无辜的弊病，对利用大字报造谣惑众，危及国家安全和对无事生非损毁他人名誉的人，与那些被大字报揭露的贪官污吏一样以党纪国法量纪量刑进行处理，它绝对能迅速遏制中国目前似乎无法遏制的腐败，并最终能把腐败减低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又比如文化革命中，在工厂和企业，让工人参与管理，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的一些做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也被当成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他们甚至让工人参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在民营和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那些不法资本家进行合法干预的时候，我们还要引导资本家学习文革时期的经验，在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同时不断提高工人的物质待遇，积极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良性的循环系统中共存和发展。我们在否定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时，也别忘了继承和发扬它的一些还值得我们借鉴和保留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复辟。
汽车本是先进工具。没有汽油，用人来推它运东西是一个错误。为了显示其先进而坚持这种形式是错上之错。指出这个错误，改用板车，不是肯定板车比汽车先进，不是放弃对汽车的信仰，更不是表示有了汽油也不再用汽车。在没有汽油这个物质条件前提下，板车比汽车更切合人的实际，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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