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

自20世纪的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界率先与国外接轨，对在美国流行的　文学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进和审视，从新批评、现象学　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到符号学、阐释学、叙述学—　—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神话原型的批评、女权/女性主义的批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然后又是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　”，后者不仅把早先的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批评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　批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战后美国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几乎都被我们审　视了一遍。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改变过去那种以意识形　态划线为指归的简单化的文学认识，对于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拓展和深化我们的文学　视野，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尽管国外重要理论流派的翻译出　版仍在继续，然而理论研究的总体势头却明显大不如前，国内一些研究学刊虽然仍不断　在刊发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可以说只停留在对于七八十年代所　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转述上，很少看到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开拓和深入的探讨。这样一　种几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已经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没有引起我们　理论界的足够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　从事国外思潮追踪研究的学者，往往只是盯着自己所熟悉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而对那　边的学术状况缺少一种整体的和递进的把握。国内为数可观的理论研究论文的引述只局　限于有数的几位理论家最经常被提及的几部(篇)论著，而很少有对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　表文章的引述即为明证。其实，美国学界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应该说早已经过去，　那里反对理论或对理论进行质疑的声音不仅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响，现在甚至还带上　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对以“解构”为代表的“理论”和以“政治正　确”(PC)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的清算，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　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美国　理论界的这样一种声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界则似乎很少听到。而对于这样一派意见的　了解，不仅对于正确地把握美国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理　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也会提供非常有益的启迪。
　　美国现代语文学会是美国最大的人文学科学会，国内外会员达三万多人，该学会会刊　《现代语文学会集刊》向来是美国学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然而，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　开辟了一个题为“为什么主修文学——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的笔谈专栏，12位大学　教授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Publica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Association  of  America(PMLA),Vol.117,No.3,May  2002.)。“为什么主修文学?”这　一提问本身显然已认定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在选定自己专业的问题上对主修文学产生了怀　疑。而提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则说明教师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困　惑重重。首篇笔谈由杜克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主任贝尔(David  F.Bell)教授撰写，他在　文中列举的他所在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对待文学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　迫性：
　　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在楼道里碰到我，她对我说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即将停止她讲授　文学课的学术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诉我，他实在想象不出　除了搞文化研究外，还有别的什么场合可以教文学——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就是最大限　度地用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或理论的主题，与其他文化表述没什么两样。难　怪现在的本科生对主修文学表现出日益递减的兴趣。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进入大　学以后，比起过去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他们对学文学的兴趣要小多了，因为他们入学后　所遇到的老师，在不少情况下都是对文学文本没有兴趣或充满怀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生当然就越来越没劲了。(注：David  F.Bell,“A  Moratorium  on  Suspicion?”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  2002,pp.48　7-90.)
　　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国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众多的　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其实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美国最佳　社会批评家的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教授于两年前发表长　文，对当下美国人文教育危机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注：Andrew  Delbanc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4,1999.)。文中列　举了多个重要大学的校长和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　席的赛义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说：“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　都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生院院长、时任梅隆基金会人文学科顾问的科南(Alvin  Kernan)教授在1990年时就出版　了以凭吊文学为题的专著《文学之死》；另如斯各尔斯(Robert  Scholes)、埃里斯(John  M.Ellis)、伍德林(Carl  Woodring)这样的著名教授，他们也都发表了论述文学和　文学专业何以衰落的专著。在他们看来，文学之所以没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　波又一波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是这些新潮理论将文学指涉“真实”的价　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所说，这些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　，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现在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时尚　、肢体语言、运动等)一样的东西。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　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　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然　而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目　睹文学日益退场的严峻形势，毕业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　)在1998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认识人文　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
　　近一二十年来，杜克大学作为美国文化政治一大重镇，名气格外地显赫。大名鼎鼎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是该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该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刊《社　会文本》则是当代左翼激进理论的前沿阵地。前几年，在那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索卡　尔后现代理论造假案”中，索卡尔(Alan  Sokal)那篇题为《跨越边界：试论量子引力转　换阐释学》的伪论文，就是《社会文本》发表的(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请参　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动态”栏《索卡尔骗局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恶劣影　响》一文。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于1994年秋向《社会文本》投去一文，声称　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完全印证了“后现代”哲学、政治学的理论，编辑部五位编辑审　读后一致同意让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会文本》特刊上发表，然而索卡尔接着却　在另一学刊《交流》上披露说，他那篇论文只不过是一篇故意背谬常理、充满错误和与　前提不符的推论的大杂烩，他的目的是为了耍弄一下编辑们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批　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Winter  2002)载文，详细分析了该事件的始末及其对美国　学术界的影响(John  Guillory,“The  Sokal  Affair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政治正确”(PC)之风潮刚开始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　时，杜克大学就成了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小舞台：反PC一方由美国国际大赦前主席　、政治学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  D.Barber)领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　费什(Stanley  Fish)挂帅，双方曾为了哪些书籍可以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　向，吵得不可开交。巴伯发现，校园书店的书架上每七本政治学书籍中就有一本的书名　含有“马克思”的字样，于是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认为不必要的书撤下；而费什则称巴　伯所组织的“全国学者同盟”杜克大学分会是一群“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同　性恋者”；巴伯一派的人则又反唇相讥说，费什的用语与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指控别人　为“共党”如出一辙，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　曾发表关于“政治正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一风潮中的地位　和影响。)。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　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　趣锐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　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　变革是这样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　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　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　式的衰落。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　理论的反思，然而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　的怀疑。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　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See  Herman  Rapaport,The  Theory  Mess:Deconstruction  in  Eclipse,New  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　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　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　决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　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　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　量构成的话语场。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　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　简单化态度。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一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　，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当然，要说一　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　许，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　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　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　学典律轰去，而这种文学典律被认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个智性积累的一部分。对　文学典律的控制及对其边界的重新划定，向来是女性主义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以及　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则希望再前进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统　统消弭。典律问题向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批　评家与后现代批评家对垒交锋的一个战场，这些后现代批评家对传统批评家的政治取向　和文化力量进行质疑，后者即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权决定一部文　本的价值，这一决定难道不总是一种对什么可以被允许进入话语进行控制的压迫性举措　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放弃价值判断，把文学范畴尽可能地放　大，这样就把高雅与低俗以至所谓典律的概念都统统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　对贝尔教授在笔谈中对现状的分析的转述，均请参见《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Vol.　117,No.3,May  2002),第487—489页。)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贝尔教授的陈述，乃因为我发现他极其言简意赅地勾　勒出了文学如何在当下美国大学中一步步失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与我这些年来　对美国当代思潮进行追踪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对于我们所研究　的对象国中人文思潮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原先被掩盖的思潮逐渐抬头甚至又卷土重　来的倾向，我们却视而不见，那我们研究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在文化研究方面也　不例外，对美国的文学，对美国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动向，我们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然而，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太侧重于前台，太关注当下和表面的　热闹，谁善于吸引眼球，我们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谁，而缺少一种兼听、兼顾的沉稳和　成熟。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媒体往往希望简单　明了，希望能单刀直入地把一种理论、一种倾向说得个泾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　白越好。而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动下，我们上面所谈的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　究领域中只属于一股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潜流。
　　现在，德尔班科、贝尔们指出的问题已经由潜流变成了明流。难道我们还不该就此而　对我们自己的研究进行一点反思吗?而首先或许应该对什么是“文学”反思一下：究竟　还有没有可称之为“文学”的这样一种东西?因为问题明摆着，如不为“文学”划出一　个大体的范围，我们就无法圈定我们对它的期待，无法期望“文学”来为我们做点什么　。当然我也很清楚，这种试图重新找回“文学”的想法，在一些已经接受了后结构(解　构)主义假设的人眼里，会显得很过时：“还文学边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学研究扩大为　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了。”是的，一点不错，我知道这些年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正如贝　尔所说的，女性主义的批评、非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等早就在对文学典　律重新进行阐释和占领，甚至早在它们之前，解构主义就已经抹去了文学与其他所有文　类之间的界限，而紧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现在又俨然成了大势所趋的主流。当然，在　当下的主流派看来，这一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锋的结果。记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　些小文章中谈及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的文坛巨擘在那场“文化战争”中的无畏表　现。勇敢的布鲁姆当时几乎是在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　了一部皇皇578页的《西方的典律》(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the  Ages)，与主流派摧毁传统文学典律的努力进行抗争。可是美国《时代》周刊在报　道此事时，用了一个布鲁姆“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的标题(注：“Hurrah  forDead  White  Males!”Time,Oct.10,1994,pp.50-51.)，着实让人觉得有点当年我们所经　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的劲头。布鲁姆后来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以一种疲惫无奈的　口吻说道：“我们已经战败，……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　所替代了!”但正是在这篇访谈录中，布鲁姆抛出了一个包括他所谓的“一切假马克思　主义者、假女权主义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国理论家的门徒”的集合名词——“　愤懑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他认为，正是这批心地虚伪的“愤懑派”，正　在把原本不应有任何功利价值的文学变成了社会改造的工具(注：“We  Have  Lost  the　  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鲁姆把文学看成是没有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无为之物”，显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　是，他所使用的“愤懑派”一语，则被当代美国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罗蒂(Richard  Rorty　)接了过去，后者又特别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阅读”这一话题，在美国现代语文　学会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