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论审美前理解。 趣有相近之处。 尤其与以禅话诗的潜咏说有接近之处（这一点以后会谈到）。但姚斯没有在此处逗留，与其他理论家一样，他迅速朝具体的方向发展了。
     二级阅读视野强调“反思性”。在姚斯看来，反思更有助于对本文的理解。“反思性阐释的区分只有通过再阅读经验的视野结构所进行的自我证实才能成立。一首诗的意义只有在周而复始地不断再阅读中才能展示自己。每一个读者，都熟知这一经验。读者在不断发展着的审美感觉的视野中所接受的一切，能够作为阐释的反思视野而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样，一级阅读经验便成为二级阅读的视野。” 姚斯认为，在一级阅读中，读者只能意识到诗歌的完成形式，但还没有意识到诗歌完成的意义，更不要说诗歌的“整体意义”了。作品的意义要被理解作有待实现的意义，读者在初级理解活动中只能部分地或正确或不正确地把它实现出来。因此，姚斯认为，反思是必要的：
    
     这时，读者通过重新阅读，从完成的形式的角度，由终及始、由整体及个别地回过头来建立仍未完成的意义，原来阻碍理解的因素都在第一遍阅读留下的问题中表现出来。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可以期望从意义的个别因素中未定的不同方面——通过阐释工作建立起意义层次上完成的整体，这个整体在意义层次上与在形式层次上分毫不差。这一意义整体，只有通过视角的选择才能建立，……历史视野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历史视野构成作品生成和效果的条件，再次打破现时读者阐释的局限。
    
     我们认为，反思只具有辅助性意义，因为反思只能对具体的阅读瞬间有效。由于前理解的不确定性，反思永远都是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来进行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某一瞬间总结性地把握对象的意义，这一瞬间必定是无穷多的，哪一个算是真正的完整的把握呢？只能说，反思与感觉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渗透，互为依赖。我们更倾向于承认，审美理解的最终目的乃是感觉的自由，而反思则为这种自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毕竟，姚斯自己也承认，“文学解释学并不认为，仅仅依据阐释和而进行鉴赏便可以解释本文的审美特性。它是把审美特性当作阐释本身的前提的。”
     第三级阅读视野更接近于历史——哲学解释学。它涉及到从作品的时间和生成前提上对一部作品的阐释。对这一级的考察，似乎更多地是在对文学的历时研究意义上的。“审美理解与阐释也参照历史循环主义——阅读重建的控制功能进行。这样就不会使过去的本文屈就于某些偏见和当时意义的期待。因此，通过区别过去的本文与现时的本文，可以在变化中观察本文”。 这一观点是加达默尔历史视域在文学领域的引申。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历史中的文学，任何文学阅读都是文学历史活动家的接受之链上的一个环节，而任何一部作品的意义都是阅读史生成的意义的群集，这种生成永远不会完结。” 姚斯的二级视野与三级视野实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说明审美理解的效果，而效果本身，其实集中于一级视野。这是因为，审美是心灵的解放，而不是反思，也不是历史，只有当反思与历史不过分地注意自身，而关注本文自身的敞开时，才是有助于审美的。
     姚斯的三级视野更象是理解的三个层次，其背后暗含的能够使这三个层次活动起来的我的前理解因素与加达默尔的“对自我的前见有意识”、“历史视域”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姚斯提出了“审美感觉”，使解释学向审美领域发展了。不足的是，姚斯认为，感觉是初级的，不稳定、不可靠的，需要反思意识来校正补充。我们认为，感觉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要求自我实现的欲求，是前理解向理解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个“感觉”的萌芽，在杜夫海纳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2）问题的本质
    
     A前理解作为语言与此在主体的中介
    
     海德格尔解释学“先有”、“先见”、“先识”与他的语言观有密切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以前理解的形式储存在头脑中，它的展开的可能性决定着解释的可能性展开。对此，可能遭遇的责难是：旧有的形式如何能达成新的知识？解释如何能赋予前理解以新的意义呢？海德格尔的以正确方式进入循环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回答。
     其实，这涉及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不论结论如何，他的历时与共时的分析方法对我们都有着启发意义。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言语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在语言的进化史上，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化性更是明显存在的。
     比如，草食动物见到虎而恐惧，这是因为虎威胁到它的生存。在草食动物眼中，能指与所指是一体的。人类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我们有语言，原始人类同样受到虎的威胁，而他们却懂得用“虎”或“tiger”或别的词来指称那种凶猛的大型肉食动物。语言的产生使我们能够在虎不在场的情况下体验到它。此时能所的分别与对立也同时产生了：语言中的“虎”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虎但又不是现实中的虎。如果说在古人那里，虎作为符号与“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的统一性是主要的，以至于人们谈虎色变；那么到了艺术家那里，到了今天，人们都可以在艺术品中欣赏虎的雄风，在动物园中观赏真实的虎而不必但心受到伤害了。这是因为它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可能对人造成现实的伤害了。能指的“虎”字，已不再令人害怕，出现在照片中、图画中的更真切的虎形也不再令人害怕了，乃至“凶猛”、“伤害”意味的承担者——老虎自己，当它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也与原来的能给人造成伤害的凶猛的意味疏远了。“凶猛”的特性成了“雄健”、“筋骨有力”、“结构均称”、“毛色美丽”，人们居然可以面不改色地站在笼子外头，对它指手比划脚了。到此，能指的语言与所指的现实已经若即若离了。
     可以看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有一个从浑然不分到产生距离，再到完全符号化的过程。语言作为能指的符号，其含义是大致确定的，但其对于主体的意义却不是固定的。利科尔认为，“自然语言的应用依赖于词汇的多义价值。后者包含了语义上的潜能，它不会因任何具体的应用而枯竭，但必须不断地由语境来筛选，来决定。正是语境的这种选择功能，在词汇的最基本含义上，与解释相联系。” 能所指关系的疏密其实是人自身的存在决定的——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展开又是由前向后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把主体的当前状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根据我们对前理解的宽泛的定义，语言构成并规范着前理解，而前理解的展开又修正增益着语言。前理解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主体的现实存在便是这个点的封闭与敞开。它的封闭性使主体成为现实的“这一个”，成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它的开放性使主体成为可能的“这一个”，所指隐退，能指开敞。对于语言的探讨，正是在这一层面进行的。
     理解体现为对当下意义、情感的体认。只有当下的体认才是能指与所指活生生的具有开放性的统一，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存在。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标志的意义与情感并不完全是天然地内含在语言中的。语言本身有含义和情感色彩，但却没有具体的意义与情感。意义、情感总是伴随着各种理解、判断。以语言的形式储存着的前理解，是空洞地、无意向地放在那里的（它们也有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比如冰天雪地一词，给人以寒冷，白茳茳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只是暗含在这个词中，我们知道这个词，并且会用，但并不因为它在我们的的头脑中就感到寒冷）。只有当它有所指地出现的时候，情感与意义才被体验到。
     因此,语言要真正地成为主体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必须与当下联系在一起。利科尔说：“当我们的语词离开了它们所起作用的确定语境来考虑时，就会有多种含义。……字词的多义性要求，在确定某一特定信息中字词的当下意义时，要有语境的选择作用作为补充，这一信息是置身于某一特定情境中的某一特定说话者传递给某一特定听话者的。对语境的敏感性就成为多义性的必要补充和不可缺少的补充因素。……这种辨别活动可被恰当地称为解释；它在于识别出说话把什么样地具有相对单义的信息建立在普通词汇的多义性基础上。用多义性的字词产生出某种相对单义性的话语，在接收信息时辨别出这种单一性的意向，这是解释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务。” 当下永远是鲜活的，它赋予语言以新义。这种新义，当然是已有的语言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由该语言体系自动生成的。而是由使用着该语言的人在当下的理解中创新性地发掘出来的。比如：“我会呼吸，象青草一样/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 一句诗，给予人以鲜明的印象。但就一般理解而言，青草是青草，呼吸是呼吸，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但诗人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竟然产生了如此奇妙的效果：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舒展，在微风中颤动，乃至那清新的带着泥土味的气息都触动着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细胞，把我们带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中。这种境界，是一般的表达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但是，当这样一种联系是不可能长久地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显的例子是，一种表达约定俗成以后，它的意义便形式化了。它不再能马上引起新鲜的境味，而只是作为陈词滥调惯性地出现。此时的意义，又成为印象（含义），沉淀到语言当中去了——对于主体而言便是沉淀到他的前理解之中去了。事实上，语言与存在的结合只是瞬间的事，分离是注定的。分离之后，语言便只剩下具有含义和情感色彩的空壳保留在前理解之中。前理解储存的不是具体意义，无宁说，它是以经验形式储存语言符号,这些符号是一类意义（含义）与情感的代表,在时机成熟时，主体便把它们冠到新的当下的体验上，生成新的理解。霍伊认为：“……从我们更普通、更日常的体会看，语言在其中具有意义仅仅是它传递信息和谈到特殊事物的时候。” 杜甫的《春望》中有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不可能溅泪，鸟也不见得惊心。溅泪与惊心完全是因“感”、“恨”而生的印象。花、鸟是客观的，中性的，本身是不带情感的。作为意象，它们既可以为佳人衬佳景，也可以为离人显别恨。只有当主体自身产生意义、情感期待，并把它灌注到当下的理解中去的时候，语言的具体意义才开始在交流中显露出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前理解便向着有意味的理解发展了。这种发展的必然性，不是语言（前理解）的必然性，而是当前预期、判断的必然性，是当下判断加给前理解的必然性。
     语言符号乃至客观事物是半自足的，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存在或被视为对象，都是主体当下参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更象是存在的房产，只有当作为主体的人去建筑它、装饰它并且入住以后，才算是“家园”。
     当一种意义生成之时，它作为语言的生成物以专一的意指否定了语言（语言作为抽象的系统存在，不是专指某一意义的），尤其当此意义引发主体的情感之时，语言便不再是抽象的语言，而是具体地有所指的语言了（用索绪尔的区分，此时该叫做言语），这时语言的当下性从它的抽象性中突现出来，并随着主体的感觉而具有了具体的（新的）意义。“一个客体被一个主体的动机，他的好奇心，首先是他的语言所限制，并给它划定界限。在主观范式中，新的真理是由一种新的语言运用和一种新的思维结构创造的。新知识的创立是知识思维为使自己适应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活动。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人们创造的。” 随着当下性的推移，刚生成的当下意义变成了“前理解”，沉淀到语言系统中，它便又增益了语言。
     辩证地看，语言本身也具有特殊和一般两重属性，作为一般性的语言是历史意义积累的成果。无数的当下意义，通过时间沉淀与现实情境、情感剥离，而带着它们的影子入语言系统（前理解），以便时机成熟时，重新浮出水面，给主体以刺激并接受主体的意向指令。而作为具体当下语言的言语，则是汲自一般，回归一般的。汲自一般，是说具体语言的意义都是一般语言所能产生的，而不是硬行扯入的。比如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可能对他所不知道的语言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产生具体的意义认知。回归一般，则是指特殊作为一般的一次具体展开，随着当下性过去，具体的意义将作为印象储存回语言中。
    
     B前理解作为历史与现实矛盾的承担者
    
     加达默尔把正确的理解的基础归于传统，归于传统与当下的一致性。但他所用的传统概念却是模糊的。是指文化？风俗？制度？伦理？道德？加达默尔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事实上，加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只不过是海德格尔语言的一个翻版，新瓶旧酒而已。传统在与当下取得一致的能力方面与语言是半斤对八两，而在达成新义方面，也同样的无能为力。加达默尔的进步之处在于，他把解释的可能性从抽象的语言转到稍形象一点的历史上来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加达默尔眼中，传统是理解发生的潜在基础，一致性是在当下的传统与传统的当下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一切可能的理解都是这样一个汇合点。但我们的困惑仍然是：传统之为传统，本身就是与当下相对存在的。传统由当下来定，当下由传统来定，这不又成为循环了吗？
     传统特性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是历史的，那么它的鲜活的“当下一刻”已成为过去，不再鲜活地存在于当下；它又是存在的，作为习惯、规矩、律令、道德、风俗等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它们也许都与具体的事件、事物相联系，但事件的个体意义在传统中已经退居二线了，相对抽象的东西成为传统的主要内容，成为当下可以随时汲取的意义资源。而当下则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历史，尽管它的大部分（仅仅是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决定的，但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当下的主人。传统不是当下的目标，当下不必对传统负责。事实上，传统只是当下的阶梯——尽管离开这个阶梯当下什么也不是——当下只利用传统来形成新的意义判断，形成新的情感预期，这种判断与预期都是为我的（我的特质不在于我存在于传统中——传统只是我存在的记录——而在于主体当下的体验），是向着新的方向展开的。如果说传统这个词强调对于当下的决定意义，它看重平稳与一致，那么当下则表现出强烈的叛逆倾向，它更喜欢新鲜的活生生的体验。
     一系列具体的事件中的内在因素合理地或合需要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某些较为稳定的、抽象的沉积物，这就是历史、传统。但传统不是僵化的、固定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加达默尔重视历史的一致性，这使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观点的另一半：传统是更新的。加达默尔在他的《小论集》中说：“我们不能使自己脱离历史过程，加大我们和历史的距离，以致过去对于我们竟成为一种客体……我们总是处在历史中……我是说，我们的意识由真正的历史过程所决定，我们不能随自己与过去并列。我们所能经验的过去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完全了解它们，并以某种方式假定其为真。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必须不断地更新行动的意识，使行动能够运用于我们。” 历史控制着事件的方向，使它不至于完全异于历史（完全异于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使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内涵上合乎历史；同时，事件也影响着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因素不断发现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令我们兴奋、感动，它所具有的新义可能只是少而又少的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对于传统而言，是新的，这种新的内涵在刷新着传统，使传统不断地向前发展。只看重当下，历史当然仿佛是不变的，但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当下，就会发现，所谓当下与历史的一致性，绝对是有所突破的一致，有所一致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一模一样翻版。
     加达默尔在这一点上的看法趋向保守：
    
     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是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是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
    
     在《真理与方法》中，加达默尔提出，一致性使我们得以稳定地理解，而突破则使我们得以有意义的理解。可是，在历史之中，在传统之中，理解的创造的可能性又来自哪里？来自一切事件与历史的主角——人。所谓的历史与当下，都不是凭空的、虚设的，而是因人的，为人的。主体人（此在）以自己的历史和当下的更新，构成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历史与当下的更新。在理解活动的分析中，我们更注重此在主体的理解活动。
     而人的存在又是什么呢？是历史？——历史已经过去；是未来？未来尚未到来。对于主体而言，去年，昨天，乃至前一秒都已经不现实存在了。它们如果还有作用，那便是留在主体头脑中印象——作为前理解存放在那儿；同样的，明年，明天，乃至下一秒，因为它还没有出现，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