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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美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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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有限现实的矛盾作用中,前理解作为当下的调节点,凝聚着一切现实性,同时又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其中,主体的能动性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是一切理解的来源,也是一切理解的承担者,同时,它的澄明还是一切理解活动的最终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加达默尔没有给予明确的论述,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加达默尔对于心灵,始终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一方面,他极力推崇传统的力量,强调前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指出,传统是发展变化的,对于前见我们也必须进行选择、判断。是什么促发传统演变,主体又怎样才能对自己的前理解“有意识”,加达默尔却始终没有明确论述。
     加达默尔否认人可以脱离前见来进行认识,自己却屡次试图从前见中跳出来。在《真理与方法》中他说,“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Voreingenommenheit),使得本文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 这种所谓的“考察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认识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活动由谁来做出?又由谁来保证?此时加达默尔陷入了一个新的“循环”:我不能脱离先见来进行判断,我又必须对先见有所判断。这是一个无底深渊,加达默尔以传统、历史的先决性来“正确进入”海德格尔循环的努力不得不以另一个循环收场。
     这是因为,尽管他对于理解的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的解释,但却忽视了主体人的能动性在理解中的作用,因而没有找到正确理解的根本所在。加达默尔对于人的可以对前见“有意识”的说法,其实已经看到了人的能动性在理解中的作用。比如,他说,“这种共同性是我们与流传物的关系中、在经常不断的教化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共同性并不只是我们已经总是有的前提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因为我们理解、参与流传物进程,并因而继续规定流传物进程” 但对于传统的强调使加达默尔对能动性做了低调处理,甚至被归入传统自我发展的能力之中。也许加达默尔是害怕能动性的提出会落入主观主义的窠臼,但其实心灵的能动性不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离开人的前理解而单独存在的性质,而是寓于人的现实存在中,以现实为基础,在现实中发展的。
     在这一点上,杜夫海纳的看法有可取之处。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杜夫海纳把把审美知觉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呈现、再现与思考。而心灵的力量(在不经思维而体悟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杜夫海纳所说的心灵与人的本质力量有相通之处)贯穿在每一个层次之中,并且作用不同。在主体与对象交流发生的呈现阶段,主体认识对象的可能性,首先建立在与心灵混然不分的肉体的感知能力的基础之上。“我所感知的对象是向我的肉身显示的。这个肉身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知识的无名物体,而是我自己,是充满着能感受世界的心灵的肉身。物体首先不是为我的思维而存在,它们是为我的肉体而存在的。” 。杜夫海纳的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他没有停留在意识的自我判断的阶段,而是把心灵作为贯穿在整个审美意识活动过程的一条主线。在杜夫海纳这里,心灵作为照亮对象与自身的光,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在理解发生的最初阶段,心灵通过肉体发挥作用。“物之所以无权对我保密,那是因为它和我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不如说我通过自己的肉体与它处于同一水平。我的肉体对事物有影响,因为它统治着它们,同时又向它们开放;也因为它和事物可以说是联结在一起的,并且能够记录事物的呈现或不呈现。” 在杜夫海纳看来,呈现是“知觉的一个存在层次”,在这上层次,“在世界上的呈现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显示出一种直接读解对象所带有的意义的能力” 。
     心灵在此阶段,它与对象契合的能力可以说是天生的,几乎不需要任何“前理解”或“传统”之类的条件。杜夫海纳的例子是,儿童与世界息息相通,某些意义在他们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他一旦能够作出某些动作,就懂得别人的手势或语言,而这都是远在语言和重复动作能引起和固定他的牢固联想之前。但这也还只是心灵的最初级的能力——我与对象是不分彼此的。在第二阶段,即赋予我以主体性,使我有可能有所思考地与对象进行交流的“再现”阶段,依然是心灵赋予的作用。在这一阶段,杜夫海纳与加达默尔的研究有交集,但加达默尔重在强调传统与语言对于理解的决定性作用。“支配我们对某个本文理解的那种意义预期,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由那种把我们与流传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Gemeinsamkeit)所规定的” ;而杜夫海纳,恰恰发展了加达默尔没有充分讨论的地方。加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要分有共同意义,“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有意义物的领域,该有意义物自身是可理解的,并且作为这种自身可理解的有意义物无需再返回到他人的主体性中。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种理解之谜,理解不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Teilhabe)。” 杜夫海纳则认为,主体认识对象,与对象发生交流的前提条件首先并不是前见,而是调动这些知识的心灵的某种活动。“想象为了扩大外观和给外观以活力给知觉带来的东西实际上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以实际经验中已经构成的知识来滋养再现的。更确切地说,它起双重作用:它调动知识,并把通过经验获得的东西转变成可见的东西。”
     杜夫海纳把这种主体的先于认识的活动称为想象。无疑,“想象”作为能动性的活动,比传统的自发的更新更具说服力。但在这一阶段,想象也还没有完成完全认识对象的任务,而只是进一步为主体与对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在第三阶段,即知觉阶段,在这一阶段主体能动的想象的作用是,“超越现实以便回到现实” ,杜夫海纳认为,“有一种非现实,它是前现实,即对现实经常的预感”,在杜夫海纳看来,如果没有这种预感,现实对我们来说就永远只是一种既无空间深度又无时间深度的场景。此处,预感很象加达默尔的完全性的先把握,主要是指对于对象的预期。杜夫海纳说,“预告构成现实,等待——如阿兰所指出的,等待不仅使我们认出现实,不致感到惊讶,而且还使我们参与现实——这难道不是想象的主要功能吗?” “想象归根到底是对一种价值的肯定,这种价值虽然不是现实的,却给予现实以意义。” 但杜夫海纳与加达默尔还是有所区别的,同前两方面一样,如果说在这一阶段,与对象的接触已经到了实质性阶段——交流——的话,加达默尔强调的是前见在内容方面的作用,而杜夫海纳强调的是给予这种内容的能力。“在我们以某种方式预感现实的条件下,现实便呈现于我们”,“想象向我们保证隐蔽的和遥远的事物的存在,从而赋予现实以分量” ,如果说加达默尔所说的前把握是知识性的,那么,调动这种知识并且从这种知识中开发出新的意义的心灵的能动性就是想象。
     以上讨论了心灵能动性在理解的不同阶段的作用,引入了杜夫海纳的研究并且予以肯定。但这还不是我们的全部观点,本质力量的作用不止于此。在艺术的思维中,当下意识可以调动相应的前理解,使之朝着某种“意义”的方向发展。如杜夫海纳所说,“想象归根到底是对一种价值的肯定,这种价值虽然不是现实的,却给予现实以意义”。 但此时,因为有所指而有所拘滞。尽管杜夫海纳也提出,意义“使我们超越感知,走向人自身的完善”,但想象此时还是以赋予意义为主要功能。
     本质力量作为自由的极点,作为照亮一切知识、在实践中澄明的可能性,是不开不闭、不增不减的。我们所说的增减开闭的区分是知识的开发与未开发的区别。而任何可开可闭的知识都必定是有限的,只能作为心灵敞开的记录,而不能代表心灵的澄明。有必要强调,“明白什么”和“能明白什么”不是一回事,我所得到的知识和我能得到知识的能力也不是一回事。一般研究中把本质力量的作用与它作用的结果混同起来,使审美理解与一般理解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3) 前理解向理解的展开
    
     A后退与开拓
    
     在一般理解过程中,意识的判断总是优先的,并且,从何种角度,采取什么样的前理解,也都是由意识来确定的,但它也需要触发。任何理解的根本条件总是:有所表达的对象,有所思考的主体以及使这两者能够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环境。三者各有自相,又有共同的共相。
     可以说,有所思的心灵将这三者联系起来。我们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处于世界、历史中,但我们与世界、历史又是清晰地分开的,而不是混沌一体的。是什么让主客分开,使我成为我,使对象成为对象呢?在引言中,我们已经提出,是意识对于自我的觉察与维护。如果说,意识本来与世界是一团和气,那么,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我开始区分自他,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在的分别就产生了。但这种分析只是一种方便,利科尔说,“但是如果我们用知识论概念即主体和客体的范畴来继续描述前理解,那就完全错了。例如,我们与一个工具世界所能有的亲近关系能使我初见‘先有’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将自己引向了对事物的重新利用。这种预期性是具有历史性理解的每一种存在者存在方式的一部分。” 广义的前理解其实是当下意识确定的主体与对象、历史与现在的交汇点。这种确定是通过后退与开拓来实现的。
     在与对象接触之前,主体已经是具有理解能力和相应知识的主体,他向着可能的方向来筹划自己的理解。理解能力通过后退与开拓,确定对象。“其所以要后退,那是因为主体与对象形成的整体必须要拆开,意识借以与对象对立的、带有一种自为特征并构成一种意向性的运动必须要完成。其所以要开拓,那是因为意识与对象的脱钩形成一个真空,这个真空的感性的先验,是对象可以成形的地方。后退就是一种开拓,运动就是一种光。” 主体与对象的分离,是通过时间性完成的。加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时间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时间其实乃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时间距离没有给我们确定的尺度时,我们的判断是出奇的无能。”
     而时间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站到一定距离上来看”是意识天然具有的能力。捕捉对象、观看对象本来就是迎纳与拒斥的统一。我必须有所寻问,对象才会有所诉说。如果说寻问是一种自我敞开,那它首先应该是一种自我肯定——即首先确定自我的存在。在没有得到对象肯定的回答之前,意识早已经通过肯定自我的历史与欲求肯定(两者都是有所选择的,如我们在《前理解是能动性赋予语言与历史的突显》一节中所提到的,这种肯定就是确立了自己的前理解)了自己——甚至同时确定了对象可能展示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前理解确立了对象,也不是对象确立了前理解,两者是意识作用下的相互确定的。后退即是开拓,开拓即是后退,这一切都是意识瞬间的活动,与其说有先有后,还不如说是一次事件的几种功效。但此一阶段的对象,还只是意向上的,是主体认为该是如何的,对象“好像”是如何的。而对象之实际如何,则有待于理解活动的展开了。杜夫海纳对后退与开拓有一种形象的比况:
    
     这一点从注意力在心理方面的表现就能相当清楚地看到。集中注意力——恰恰也是为了给予再现一切机会——就是置身于过去,以便在对象的未来中捕捉对象,因为我只有置身过去,对我来说才有未来,才有世界的未来或我自己的未来,我的话语的未来或我的动作的未来。我只是从过去去感知未来;现在,我仅仅是行动。静观就是回到过去以发现未来。我只有脱离使我迷失于事物之中的现在才不再由于呈现而与对象合而为一。“再现”的“再”字表示这种内在化,正如“静观”的“静”字表示诉诸空间的一种审视和一种同时性的可能性。因为空间与时间是同时代的。空间直接象征时间。后退造成的开拓确定空间,空间是我退回到自身时他人可以出现的环境。所以一提到异他性时都需求助于空间的隐喻。时间性还是构成这种构成一个我的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正是依靠空间,外观才能出现,观看才有可能。因为任何形象都是以空间为背景的;我是从过去的深处静观空间里的东西。同时,我之所以能从这一点出发,跟随时间的运动,窥伺未来,预测未来,那是因为空间可以说包含着这个未来。空间永远在那里,而它的这个“永远”就补偿了时间性的“不再”或“尚未”。尽管空间是任何作为给定物的再现之物的条件,或者确切地说是它的特征,它也表明给定物只不过是外观,永远是不完全地给予的,永远留有一个“别处”和一个“彼岸”。由朝向过去的运动产生的空间求助于未来。在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关系中出现了客体和主体的辩证关系。
    
     回到过去就是意识到前理解的存在。主体退回到过去,并不是说真的回到过去的某一点,而是在当下止住,当下的止使主体自身过去的历史相对客观地突显出来;对于对象而言,则是意识的过滤作用。一方面,由于主体在与对象打交道时的状态会变化,因而有时看到对象的这一面,有时又会看到那一面;另一方面,事情本身也会因为蕴藏的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后退而形成的空间可以使我们历史地看,持观望态度地看。因为,当我们处于与对象的利害相关状态时,我们的视域总是被利害牵扯着,因而注意不到对象的真正的或主要的面目;而当我们被卷入某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不由自主地反抗或沉溺,因而也难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后退是相对有效的办法,通过诉诸时间距离,对事情、对象对我们当下的有效性进行“悬置”、“加括号”,我们真的可以相对地摆脱轻率的前见,相对地看清对象的面貌。加达默尔认为,一件事情所包含的东西,当它脱离了当时环境的现实条件时才会显现出来。“一个历史事件的可综览性(Uberschaubarkeit)、相对的封闭性,它与充实着当代的各种意见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理解的真正积极的条件。因此历史方法的潜在前提就是,只有当某物归属于某种封闭的关系时,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客观地被认识。” 时间距离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象的利害印象,使对象、事情的真正意义充分显露在主体面前。在时间距离的过滤作用下,那些受暂时利害影响的前见不再对我们起支配作用,而那些促成相对的“真实理解”的前见就会浮现出来。
     对于以上论点可能的责难是,为什么一件事情的内容,“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环境而产生的现实性时才显现出来”?难道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只有处于事件之外的人能看到?如果我们把对于事件的判断本身也看成一次事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按加达默尔的逻辑——只有当我们与此次判断有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否正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正确的理解只存在于未来之中,任何判断都得由未来进行判断,而未来的特点就是永远不会穷尽。加达默尔说,时间距离“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的前见浮现出来” ,但我们要问,多长的时间距离才能确保前见的正确性?时间难道真有这个能力?
     所有疑问,只能导致一个答案,如同真理无法完全到达一样,理解只具有相对的正确性。理解注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要通过理解来实现真理,是永远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审美,在理论上需要重提姚斯曾提出的初级阅读视野。审美理解不是阐释,它诉诸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状态。
    
     B当下的判断与预期
    
     在由前理解向理解展开的过程中,判断与预期是比较重要的。保罗·利科尔认为,“解释对理解力产依赖说明了为什么解释总是优越反思,同时也领先于最高主体构造的任何客体。这种优先性在解释的层次上由‘期望结构’所表达,它阻止了不依赖先决条件而对先与的存在进行解释。在先有,先见,先握(先行地握,或先悟),先论的模式中,解释先在于它的客体。我不评论海德格尔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重要的倒是要强调: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结构,也就不可能实现‘作为’结构。‘意义’的概念服从‘作为’和‘先在’的双重条件:‘意义是由先有、先见和先定概念所构造,它形成了可用于任何方案的视界,据此,某物才能被理解为某物’。因此,解释的领域同理解的领域一样大。包括了情境所有的意义问题。”
     如果说前面分析的是前理解概念中包含着的历史、传统、意识的话,判断与预期则是指理解发生之前,主体向着未来的筹划。主体想理解某个对象,他就必然是在完成一种筹划,其结果是某种最初的意义在对象中出现,而这种最初意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接触对象。“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Vorwegnahmen)” 预期又将不断地随着理解结果与自身之间的差距而调整,直到与对象的意义完全达成一致。
     对象从来都是被我“作为……”来理解的。对象被看作另一个主体的发言,我们首先认为它是有所表达的。接着,主体给对象和自己的前见同时打上问号(加达默尔所说“悬置”),以便使凝结在前理解中的固定的理解力解放出来,重新摆布、排列这些敞开的知识,再凝成新的理解。
     在理解过程中,我们的预期赋予对象以视域。这种预期首先就是敞开的,我们接触本文,头脑中的潜台词是:它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即便我们相信它就是某某,也还是要问:它果真是某某吗?预期并不是完整印象,而是对于某种完整印象的探问。在探问中,所有的知识都被打上问号而敞开,随着交流的深入,它们或被打上逗号,或被打上叹号,或被打上引号,这些符号不断被调整,直到我们的理解力完成它的一次判断。
    
     即使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人们对之阅读的深层动机中,都潜伏着自我理解的要求。每代人对历史一作品所产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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