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跨国交往文本”的考察。 周围是一道旧式的、散发着清香的木栅栏，正中有一条宽阔的、由鹅卵石铺成的通道，一直通向别墅前面那无穷尽走不到底的一片大森林……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周励在书中描述的她在国内的那些经历是中国人的集体性经验。她的历史为她与读者沟通提供了基础；而她的现实则成了成功的“样板”：一个有着和“我们”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容易地摇身一变为“曼哈顿”的大老板。她为经历着转型创痛的中国人提供了心理抚慰和现实承诺。
     在这样一本充满了暴发户式的自我炫耀和卖弄的令人作呕的小说里，周励出人意料地异常强烈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她拼命地强调“祖国”和她是多么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以此来获得与中国读者的共鸣。如在题记里她写道：“此书谨献给我的祖国和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叹一句：“祖国呵祖国，为什么要让你的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甚至她的发家致富也成了为祖国争光的行为。
     “中国身份”对于周励来说，显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当可以通过对“中国身份”的强调来获得国内读者的认同时，她就会强调自己是多么“爱国”，而一旦可以讨好美国人的时候，她就不惜“卖国”。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的，刚到美国的时候，她“电脑考试”只考了一个“C”，为了在英语作文考试中获得高分，她写了两篇与她的知青经历有关的作文，题为《隆冬的轰响》和《破碎的晨曦》。前文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后产生报仇情绪，用偷来的手榴弹炸死团部工作组，逃往苏联，在被追捕抓获之际，双双跳江自杀。后文则写兵团一位美丽的上海女知青牧牛，被荒野中发情的雄牛骑垮精疲力竭的母牛的情景所扰动，便与当地女人大搞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周励显然知道美国人喜欢看什么，果然不出所料，这两篇作文都得了“A”。这样的作文受到赏识，完全不是因为她由此提炼出的诸如“杀人不仅可以出于恨，也可以出于爱”之类庸俗至极的观点，而是因为这些作文符合美国人对中国当代史的想像，她让美国人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无论是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还是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都存在着一种“认同的分裂”：在物质上认同美国，在传统、文化上认同中国。“这些文本一方面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价值上则强烈地认同于西方的主流话语。这使得这些作品出现了某种强烈的认同分裂。” 奔涌的欲望和严肃的“爱国”感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这个小说中原本没有的情节显然是为了讨好观众设置的，它包含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一方面则使他们为自己的道德水准戴上了“爱国主义”的安全套。这个情节形象地喻示了“民族认同”在跨国写作中的运用策略。
     3、另一种震惊体验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美国给予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最直观的冲击便是它辉煌的城市景观。那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物质文明。写作于十年之后的中篇小说《哥本哈根的雨》 却提供了另一种“震惊”体验。
     十年前利用旅游签证偷渡到丹麦的简骁勇、茹蔚夫妇，在哥本哈根靠经营一家糕点店惨淡度日。一天突然接到国内老友成惕的电话，说要来丹麦旅游。小说马上在一种“误解的张力”中展开，茹蔚还是保留着旧有的对中国的想象，担心成惕会来混吃混住，给本来就沉重的生活再加负担。出人意料的是，成惕是坐着“奔驰”出租车出场的，住高级宾馆，喝名牌洋酒，出手相当大方，令简骁勇夫妇自惭形秽——茹蔚为了会客换上的绣花羊毛衫甚至还是当年出国时从国内带出去的。一方面是简骁勇夫妇在待客过程中的精打细算，一方面是成惕的挥金如土，小说在比照中有条不紊地展开。当他们登上哥本哈根的钟楼游览时，茹蔚陈旧的想像和成惕的现状之间巨大的落差所引发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站在钟楼上极目远眺，整个哥本哈根市区掩映在浓浓的绿阴中，纵横交错的运河，海天相连处的海鸥，皇宫顶上的灿烂金光，看得成惕直喊漂亮，茹蔚十分得意：“怎么样？不是上海的灰色小弄堂可比的吧？这样的环境中国再发展几百年都别想有。”茹蔚的这种口气成惕再熟悉不过了，十多年前在电视台面对面坐时她就喜欢居高临下跟人说话，如今还没拿到丹麦护照呢，已经在口气里把同胞当外国穷人待了。碍于简骁勇的面子，成惕没有接茹蔚的话头，可茹蔚还是不依不饶：“成惕，如今你住上海哪儿？还是挤在丈母娘的灶披间里吗？”……成惕的忍耐力这时也到了尽头，就故意很低调地摆起谱来：“灶披间嘛倒是不住了，我在虹桥地区买了栋联体别墅，不算大，200来平米吧，带个只能遛狗的小园子，就是房子靠市区外，所以只好顺带着再买辆车，送自己跟老婆上下班，还算能遮风挡雨。”茹蔚大笑起来：“都说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连你成惕也敢对老朋友吹大牛了，你要是都能买房又买车的，我们还出国发什么神经啊？”成惕举起手中的数码相机，正好出国前在家里拍的照片还存在里头，他看着茹蔚的脸色一阵阵在变，这会儿怕是从钟楼上跳下去的心都有了。
    
     后来从上海来丹麦踢球的中国球星李光、丁小怡夫妇再一次让简骁勇夫妇产生了强烈的物质上的挫败感。他们住在哥本哈根一套豪华公寓里，丁小怡还抱怨说“出门就是大街，连花园都没有”，并声明“我看现在世界上在哪儿过日子都没有上海舒服”。茹蔚靠给球星夫妇带孩子来挣几个钱。她发现自己在“物质”上面已经毫无优越感，只好保留作为概念上的“居住海外”的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甚至也被剥夺了：他们一家始终无法获得在丹麦的合法身份；年龄幼小的女儿竟被简骁勇的合伙人、丹麦人斯迪克强奸了，因为打不起官司，这桩案子只好私了；接着糕饼店被人抢劫，夫妻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在丹麦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简骁勇毅然选择了抛妻别女回国。在周励的文本里灿烂明媚的“西方形象”，在哥本哈根则笼罩着阴雨，散发着霉味。一种刻意渲染的中国大陆（具体说是上海）的优越感与哥本哈根地狱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里展开的典型变体，无非是“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小说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还特意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周励、曹桂林描绘的灿烂的美国之梦的象征物轰然倒塌了，而在哥本哈根，“市政厅门前出现了一列游行队伍，游行者都是外国移民，来自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他们中的男男女女都叉开食指和中指作胜利手势，一旁的丹麦人脸上是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表情”。在作者故作漠然的描述中，总能读到某种庆幸的意味。
     作者着眼的“上海”这个地域很有意思。“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小说里提到的电视台编导成惕、球星李光无疑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开着小车、住着别墅显然也并非一般中国人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新富阶级的生活状况被想象成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从作者对“中国—西方”关系的倒转性描写，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这样的危险：同一逻辑被挪用于“上海 / 后发地区”之间的对立。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新的等级关系可能正在中国内部形成，并体现在各种言说之中。
    
    
    
    
    
    
    
    
    
    
    
    
     第二章
     “中国—西方”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
    
    
     上文笔者描述了“中国—西方”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话语和文学写作双方面的展开。本章笔者将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历史进行考察，并结合三个具体文本阐述这一框架对作家写作产生的影响。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的知识的生产
     在今天，我们可以往前追溯，说中国唐朝的长安曾经是怎样的一个“国际化”都市，马可波罗访问过中国，利玛窦曾在中国传教，中国在18世纪曾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享有盛誉等等。这些都是事后补叙，这些事实对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意义只存在于今天——今天打捞出来正是服务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的需要，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国—西方”知识架构的建立。中国和西方之间真正有意义的交往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被编码进西方“现代性”知识所提供的方案中，“西方”的存在真正锲入了中国的肌体。
     在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向中国扩张之际，西方首先需要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的知识，将“中国”置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范畴之内。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文学家、旅行家所写的种种文字材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急需得到上帝拯救的地域，从而为自己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以下摘引的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典型看法：
    
     中国人总的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
    
     西方对中国的描述采用了酒井直木所谓的“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虽然事实上异质是本身具有的东西，是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本身的组成性要素，但是主体为了维护自己虚假的统一，它只能把这种异质推出去，交给他者。只有使这种异质变成了一个客体，主体的意义才能够产生出来。……在历史上西方也就是通过把自己的异质完全交给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其它非西方人来认识自身的。” 正是通过这种“调节异质分布”的方法，西方将“愚昧”、“停滞”之类的自身存在的“异质”调节到非西方国家身上，并将之“本质化”，使之成为西方“文明”、“进步”的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西方” 序列里的“中国”实际上和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没有多大联系，它是依附于“西方”而存在的，是西方的创造物，是西方认识自身的镜子。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研究旨在异化东方的同时把东方系统地体现在戏剧舞台上，这个舞台的观众、经纪人和演员都是赞同和拥护欧洲的，仅此而已。”
     在大众文化工业兴盛起来之后，西方更是通过种种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网络来强化“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在丑化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好莱坞银幕上流行“付满洲博士”的形象。付满洲系列电影的主角付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而后来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影星李小龙，也经过了美国人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这与詹姆斯·邦德的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好莱坞电影从来就不会把男子在性和情欲方面的节制当成好事来正面歌颂。相反，在李小龙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划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 这种基本的表达模式正是传统的“东方主义”话语在大众文化中的延伸：“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贪图感官享受、阴弱、专制、非理性、落后。相反，西方的特征则以积极的词语来表达：阳刚、民主、理性、有道德、强悍、进步。这样的多项二元对立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力量对比关系，受到大量的西方再表述（representation）和知识门类的支持。” 种族主义偏见随着大众文化产品的流播而广为流传，不仅转化成西方人、甚至转化成中国人的深层潜意识。
     西方关于中国的这一套知识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自身的依据。刘禾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国民性”理论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她指出，作为“国民性”概念的主要发挥者，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汉名明恩浦）的著作《中国人气质》。刘禾认为“国民性的话语一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进而强调“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 刘禾的这篇文章包括她所致力于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对“中国—西方”这一简单化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进行了一个实验，把一个6个月到18个月之间的婴儿放在镜子前面，让他看自己在镜中的样子，他会表现出一种狂喜的神态，会手舞足蹈；而如果把一只猫放在镜前，猫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黑猩猩能够辨认，但它弄清镜后一无所有时就会掉头他顾对此无动于衷，不像婴儿对镜中形象的兴趣会持续不减很长时间。拉康指出，幼儿在镜前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幼儿心理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拉康进一步发现，儿童在3到5岁后才能把镜中的形象（镜像）与“自身”联系起来，正是在与“镜像”的不断比照中，孩子开始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真正的成人过程。
     拉康的“镜像”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的生成。 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沉浸在“我即天下”的迷梦中，被一种完满自足的幻觉所包裹，正类似于婴儿在母腹中的状态。西方入侵打破了中国的迷梦，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中国正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的。
     这一点在文学中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比较《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我们发现在所谓“新文学”里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前者的本文是统一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自我解释的，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一个平面；而后者，一方面作者在描述他的人物，另一方面作者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审视他的人物，对他们的表现作“文明”、“愚昧”之类的评判。文本中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层面，这正是“新文学”与“古典文学”最深刻的不同。
     与拉康所描述的“镜像”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中存在着一种被预先规定好了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正是“现代中国”在形成它的主体意识时最需要警惕、最需要反思的东西。
     “中国（东方）—西方”作为一种知识模型，早已深深植入我们的语言意识，要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本身就是极端复杂的，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内部调整。比如“西方”以前的主要对应物是“欧洲”，而后来则主要指“美国”。“进步总是意味着美国化，以前是欧洲化，后来发生了转移。” 这一模型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痕迹。“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构、颠覆这一模型，揭示深藏在人们的语言意识中的等级关系，正如英国学者吉尔伯特所指出的：“欧洲和西方并不是一个一统的整体，它们也不是完全同质的。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之一是，那种把‘欧洲’或‘西方’置于同‘东方’或一个‘第三世界’对立起来的二元逻辑不再能站得住脚或不再能被轻易接受。这正是后殖民主义得以形成人们的立场或借用人们的立场的原因。把欧洲和西方看成是一些无须证明的铁板一块的实体，无异于重复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各种神话，而那是正在土崩瓦解的东西。”
     2、东方猎奇式写作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齐努瓦·阿切比在他的著名论文《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一文中指出，被英国文学推崇为“经典”的康拉德的短篇小说《黑暗的心灵》其实是一篇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作品，反映了康拉德的“白人中心主义”和对非洲黑人的贬损。他认为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 像《黑暗的心灵》这样的由宗主国作家对殖民地进行描写的小说，读出其中的“种族歧视”相对比较容易。
     中国的情况比非洲殖民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从未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从未放弃对“西方”的抵抗和反思，汉语作为中国人主要的表意方式也从未丧失它生机勃勃的凝聚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辨析汉语小说中的“后殖民”因素要困难得多。汉语作家往往会陷入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殖民”状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种种简单化、扭曲性的想像，例如，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里某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化形象，对华人内部文化生产中自我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些作家已然披戴着西方的服饰将东方世界自我戏剧化、歪曲化地展示在西方面前。”
     在这里，我要谈的是《扶桑》与《K》。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跨国作家”严歌苓和虹影，它们都在20世纪末抢滩中国大陆，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它们都是对“历史”的再叙述：前者涉及的是19世纪中国妓女在美国旧金山卖淫的历史；后者涉及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和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