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跨国交往文本”的考察。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Globalization）突然成了一个异常时髦的名词。这个极具弹性的概念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人们好像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信息”、“市场”等再度统治世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它可以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其中获利；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人造神话”，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再度加强了；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偶然的历史过程，它的内容和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无论人们对“全球化”作何判断，“全球化”理论的兴起无疑与以下现象相关：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输网络的发达，地球日益变成了“地球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特网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共享的虚拟世界；全球经济被编织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大众文化工业在生产类似的流行趣味……一种全球趋同的局面正在形成。“全球化”被很多人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或是“美国化”。这种高度“同质”的前景引起了巨大的焦虑：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目前，这种破坏在不发达地区每日每时仍在进行。殖民主义宗主国当年所做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不同的、隐蔽的方式继续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它被保存在“系统的强制”之中，包括一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普遍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的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循环正在悄悄发生：外来的需要和本土的需要正在以粗俗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结合，使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无声的、毫无选择余地的暴力。
    
     在“全球化”字面意思所提供的“全球大同”的允诺中，可能包含的是隐蔽的阶级、种族冲突。“中国—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的现实交往的作品的背景。
     1、 “革命”话语的位置
     以写作“陈奂生系列”闻名的高晓声在1991年写下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 。在这篇写作时间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近的小说里，进入美国的中国农民“陈奂生”不像“周励们”那样在美国如鱼得水，对“美国价值”认同起来毫无障碍。他看见的是另一个美国：汽车像垃圾桶，养鸡场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是对鸡的不人道。这是他对在《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曾被大肆渲染的美国的都市奇观的评价：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坳里来，房子造得密簇簇，一层层拔得攀上天，千百十万人硬拼着性命挤在一起，这不就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吗？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批判。“海边沿”、“壁角落”这些词汇里包含着有意味的信息，显然在陈奂生看来，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则是边缘。这一层意思后来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揭示。陈奂生到美国，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美国，使它符合自己的观念，比如他看见自己住的别墅外面都是草坪，觉得太浪费土地了，于是动手把草坪铲了，想改为菜地。他在餐馆打工洗碗时的感受是：“做老板的果然都黑心。你替他做，他付你钱，别的全不管。你做死活该。怪不得共产党要打倒他们。这也算亲身体验到了。可是现在共产党还不曾打到美国来，自己只好白吃眼前亏。”
     为什么陈奂生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支撑着陈奂生的是一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他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去拯救。“革命”话语在当时的“中国—西方”模式中起到的是平衡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妖魔化中国，中国的策略是妖魔化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解，“革命”话语成了一段被推出了“逻辑”之外的历史，一段必须被不断遗忘、不断擦抹的历史。人们对于世界空间的想象也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美国”成为无可质疑的世界中心。新一代写作者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观念体系中，抑制“革命中国”的历史。在阎真描写留学加拿大的长篇《曾在天涯》里，写到过数次留学生联欢表演节目，在这些表演中，中国留学生最热衷的就是表演“文革”样板戏。一次是在各国学生联欢的时候，女主人公表演“白毛女” ， 一次则是在华人内部聚会上，大家表演《沙家浜》 。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旧事重提”里面无疑有深深的缅怀的情绪在里面，但一切都被放到了“舞台”这个奇异的地方。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全地缅怀乃至赏鉴，而不用有任何现实的担心，因为舞台正是为“革命中国”的猛兽所建造的驯服的动物园。
     在《身体上的国境线》 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庄祁”，某语言学院教师，在恋爱失败后，开始陷入“肉体的游戏”，先后与十几位外国女学生形成“性伙伴”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对意大利女孩依莎贝塔萌生了“爱情”，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恼之中。小说以依莎贝塔回国而告结束。“庄祁”在和依莎贝塔谈情说爱时提到：
    
     “说出来不怕你笑，我小的时候，常常跑到爸爸妈妈工作的中学办公室，对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发呆。我喜欢看那一块块被涂得五彩斑斓的国土，同时在心里一遍遍摹画那一条条盘根错节的国境线。为什么它们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有的平缓，有的突兀呢？我总觉得这里面蕴藏着某种我不知晓的神秘规律。那时候正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虽小小年纪，满脑子也都是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狂热念头。在当时我受的教育里，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你们意大利在内，劳苦大众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受着一小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总之，没法过上像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只须凭票就能买到米、肉、蛋和豆制品的幸福生活。因此，每次面对世界地图，我总是暗自下决心，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战士，献身于一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所有的国境线都被战车碾得粉碎，直到所有国家的上空都飘满红旗。”
     ……
     又一次，依莎贝塔笑得前俯后仰。
    
     在这里，“革命中国”的历史被作为某种“笑料”和“谈资”，附着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正是新一代写作者所能够给予“革命”的最佳位置。这段话包含着小说的中心隐喻：国境线。阶级斗争的“国境线”变成了“身体上的国境线”，正是小说展开的话语背景。“庄祁”屡次表白自己的“虚无”——小说展现的是“主体性”崩解之后的叙事。他试图通过对依莎贝塔的“爱情”来重获“本质”。这种爱情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单方面的，尽管他越过了依莎贝塔身体上的国境线，但这个意大利人心灵上的国境线对他永远是闭锁的。在“庄祁”对依莎贝塔给予帮助，试图争取依莎贝塔的爱时，依莎贝塔决定用“结婚”的形式来对“庄祁”进行报答：“只要我们办了结婚手续，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动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也就是整个欧盟的公民身份。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当当离开中国了。”“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在中国，生活质量太差，而受到的限制也太多了点吗？也许你们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可在我们西方人眼里有许多限制简直无法忍受。难道你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只要我们名义上结了婚，，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欧洲定居、学习和工作，自由地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
     我们当然不能怀疑依莎贝塔的真诚。但这里隐藏着这段爱情致命的裂隙：在“庄祁”看来纯洁的爱情，在依莎贝塔那里也许被当成了换来一个“西方居民”身份的工具。这里天然存在着一种等级制，正如有论者所言：“无论是70年前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还是十多年前贝特鲁奇银幕上的末代皇帝，都是一个走了样的西方赝品。西方人再怎么宣扬民主推崇平等，他们在接受和面对异域时，始终存在一个前提：他们比其他种族和文化优越。” 在“庄祁”用笑谈瓦解了“革命”话语后，他将很难再在“中国—西方”的对立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爱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丧失了自己的处身立场，向“他者”追寻“本质”的行为也必将被证明是徒劳白费。
     2、“全球居民”的幻像
     让我们仍然从发表于199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吧女琳达》 谈起。琳达，一个美院女大学生，在酒吧里干兼职，做“吧女”这一在当时还算相当“时髦”的职业。她对“西方”有着无比美好的想像，比如：大片的树林，围着一个古堡，贵族少女穿着白色长裙坐在草地上。这时，一个“有财富又有情调”的英国人John到酒吧里来了，他认为琳达不懂礼节，约她到高级场所“沪江特快”吃饭，并声称：“我要教你一些礼节和举止。”琳达满怀憧憬地在约会地点等了两个小时，John根本没有出现。她发现John戏弄了她。第二天晚上，当John再次出现在酒吧里时，琳达发现他“脏得如同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她称John为“垃圾”，但仍然偷偷地捡起了John侮辱性地扔到地上的小费，以作为自己出国的准备。
     对这个故事的简单复述根本不可能再现小说所展示的以John为代表的“洋人群体”表现出的种族主义的傲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吧女琳达》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文本。一个少女的“西洋梦”被尖锐地刺破了（当然，也有可能并没有，因为琳达把John指认为少数的“败类”，而且她还在积极准备出国）。在此后涉及到“西方人”的小说中，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如此尖锐的种族冲突，一种实际上存在的种族等级被想像性地弥合了。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关于“机场”、“酒吧”、“高级旅店”之类的高度“国际化”场所的描写，中国人穿行在这些场所之中，俨然一副“全球居民”的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
     王安忆发表于1996年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 便是一场关于幻觉的描述。小说的大概情节是：学画画的女大学生“阿三”（第三世界？）爱上了美国人比尔，后来，比尔走了。她又和法国人马丁同居了，后来，马丁也走了。她开始到宾馆大堂里去坐着，等候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和他们睡觉。再后来，“阿三”被当作“卖淫”的抓到劳教所去了，她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偷偷逃走了，在荒野里哭泣。
     在这篇小说里，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家庭”羁绊的漂浮的个体。她陶醉在自己完全“国际化”的想象里：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
    
     与其说阿三爱上了比尔，不如说阿三爱上了自己“全球居民”的身份感。正是这个原因，当比尔离开后，她又和马丁在一起；当马丁离开后，她开始长久地呆在高级宾馆的大堂里，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的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寻找着可以使自己的“国际化”幻觉得以依附的实体，但总是失望：“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在阿三和比尔第一次做爱结束时，小说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的物象，阿三藏起来的其实是她的“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的或者说是同一的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她面对的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的劳教所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妓女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的，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次而下之的则是“来自苏北的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妓女”，她辩解说：我不收钱的。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的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的中国的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的“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的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的“处女血”的举动。阿三的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寓言：它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的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的小说里看到无数的“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的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 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妓女”：“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的“新新人类”们，的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的迹象。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卫慧的小说是由一系列消费符号组建起来的（作者在倪可被男人扒下内裤的时候，也不忘强调内裤是CK内裤）。这些符号是中性的吗？它们是否有助于构建卫慧们“全球居民”的身份？
     让我们借鉴一下倪伟对《上海宝贝》中高潮段落的一次近乎偏执的分析。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在引用了上述段落后，倪伟分析说：“奇妙的是，竟然是德语而不是‘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把‘我’掀上高潮。肉体的施虐和受虐是身体性的，它至少还象征着对性规范的破坏，但在这里，受虐的快感却完全落在已经编码化的符号系统里，是普拉斯、纳粹法西斯、德语这样一些符号激发了快感，快感因而脱离了身体，滑入到符号体系之中，而纳粹的意象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这种符号指意性的受虐快感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权力的崇拜。性欲……不是从身体本身获得力量，而总是要借助符号的力量来摆阔。”
     在小说里，倪可竭力要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相信她真正爱的是性无能的病孩子天天，德国情人马克则只是用来泄欲的工具。但在这段描述里，“潜意识”却不经意地浮现上来。倪伟的分析表明，“倪可”的性快感恰恰来源于对“等级制”的确认，而不是单纯的肉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倪可与她嘲笑的那些“中国娼妓”毫无二致。在消费社会所制造的幻像里，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也许正在继续以各种隐蔽的形式重演。
     3、“中国叙事人”
     在“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