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名著赏析论文是:（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吗？”而且劳埃德认为“这孩子该换换环境，换换空气，”进学校的原因是“神经不很好。”（16）然而简·爱的决心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神经是最健康不过的神经。简·爱所说的千真万确，然而她是“邪恶的”，因为权威的里德夫人这样界定她的品质。
     红屋子事件使她加深了对自己处境的认识：没有人承认她的话语，她虽然住在豪宅里，精神上却无家可归。所以当她再次拿起“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遍又一遍的《格列佛游记》的时候，”却觉得一切“显得怪诞而乏味了，”属于儿童读物的《格列佛游记》却让她感到“格列佛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地方一个最孤独的流浪者。”（13）而之前《英国禽鸟史》都能使她沉浸其中。在里德一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欢度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美国著名人类主义心理学家A.H.马斯洛早在50年代指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外，人还有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这一层次的需要虽不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倒是更贴近人的需要，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交往没有社会性何谈人呢？满足不了这一层次的需要，她只能是一只“疯猫”。
     简·爱在盖茨海德部分的话语都是情绪化的，被关进红屋子的叙述是不成熟的和无效的，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她此时专注于发泄情绪而不是交流。简·爱经常把夸张等修辞性因素融入到叙述中去，好像所有的叙述都是用来发泄情绪的。当简·爱对里德夫人宣布她将向任何人揭发她的真面目时，她的言辞完全被愤怒所控制：“你以为我没有感情，所以我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仁慈也行；可是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你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怎么推我——粗暴地推我——把我推进红屋子，把我锁在里边，虽然我当时那么痛苦，虽然我难过得要死，大声叫喊，‘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里德舅妈！’你要我受这个惩罚，只不过因为你的坏儿子无缘无故地打了我，把我打倒。不管谁问我，我都要把这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告诉她。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26）这里她都是用经验自我的眼光在叙述。但叙述自我在用回顾性视角审视往事时，显得更理智，“我知道该原谅你，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12）。两厢对比，情绪截然不同，显然后者更理智更容易赢得同盟。
     在劳渥德，她首先注意到了海伦·彭斯，“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敢这样和陌生人攀谈”，（36）其实是书把她拉到了海伦·彭斯的身边。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她的故事的时候显得“激动”、“尖刻毒辣”，她滔滔不绝的叙述并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亲密的信任关系。海伦对简·爱仇视里德一家表现出“不想再跟我多谈，而情愿和自己的思想交谈。”简·爱在同学中的自我地位还是没有确立起来。简·爱曾一度贬低海伦·彭斯的坚忍的信条，她要用自己所谓的公平原则来进行评价：“别人对你好，你也对别人好。” （43） 而海伦却可以“原谅犯罪者。”（44）
     布洛克尔赫斯特作为高高在上的施与者，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向她的同学宣布“避免和她在一起，不许她参加你们的游戏，不许她和你们说话。” （50）而海伦·彭斯却可以安慰简·爱“布洛克尔赫斯特又不是上帝；他甚至不是一个受尊敬的大人物；这儿的人不喜欢他……”。她在盖茨海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似乎有望被颠覆。谭波尔小姐以友善的家长式的态度鼓励她：“犯人受到了控告，他总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的。人家责备你撒谎；在我面前，尽量为自己辩护吧。”（54）简·爱再次得到了自我辩护的机会，并在“心底里决定，一定要说得非常有分寸，”“加入的怨恨和苦恼要比平时少得多，”(54)这样的叙述颇有效，而且似乎胜利了。她得以与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共处一室还有美味的食品作为奖赏。然而事请并非如此简单。谭波尔小姐在彻底为简·爱正名之前，她需要劳埃德先生的证实，而且，接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于谭波尔与海伦之间，而不是她与谭波尔之间。尽管她得到了期待的公平和自己的清白，但是简·爱的整个晚上都用来观察“她（谭波尔）和海伦之间的交谈。” 与小说中盖茨海德部分的激情叙述相比，在劳渥德和早期桑菲尔德部分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对那种激情的抑制。她生活在谭波尔和海伦·彭斯的影子里，少了盖茨海德阶段的愤怒和激动，显得更平静。
     在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彭斯的引导下，简·爱自己也意识到“抑制和简化了一下的”话“听起来更真实可靠。”（54）这也是简·爱性格发展的过程，她的言谈的成熟也是她个人的成长过程。施洛米斯·里蒙－凯南曾说过，“叙述者含蓄的叙述比公开外露的叙述更让人信赖，因为后者很容易激起读者的不同看法。”34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勃朗特很可能让她的叙述者减少公开演说，以此来使叙述者更可信，从而树立叙述者的权威。波恩海莫认为这“标志着简·爱的叙述风格社会化了；她意识到对条理，措辞和语调要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力量。”35在
     谭波尔身上,简·爱找到了有人关心有人爱的“家”的感觉。谭波尔小姐是简·爱的保护神,是公正和仁爱的化身。在她的引导下,简·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完善了自身的道德情操,并在谭波尔身上同时感受到了母爱和友情。
     我们如果把人生过程中一些意义和作用作为一个价值系统,那么我们看到,简·爱在劳渥德的价值主要在奠基了构架追求和知识广博、思想之深刻、心灵之自由的理想阶梯,并纳入了她在盖茨海德的童年情结,一起步入未来。但也不能否认,在劳渥德后来的日子里,简·爱虽然为稳定系统中的一分子,却同时失去了自我个性。作者对于简·爱后来八年生活的叙述的省略,充分表现出了简·爱的某种“非存在”性质。她似乎只是在谭波尔小姐的影子里生活。这种情况一直到谭波尔小姐的离去才告结束:“我的心已经把它从谭波尔小姐那儿借来的东西抛开,或者不如说,她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气氛带走了———如今,我又恢复了我的本性,开始感到从前的情绪又在活跃起来。”（65） 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她需要行动。
     从盖茨海德到离开劳渥德阶段，简·爱的过于情绪化的感觉变得逐渐清晰。过分激动的叙述无法被认可，渐渐地，她学会了交流。在劳渥德结尾的阶段，简·爱作为成人，感到应该采取行动，她就听任一个外界声音的指导。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谭波尔小姐出嫁后，简·爱决定必须离开劳渥德，她“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65），向外面的世界征求意见和灵感，学会与他人进行交流。
     简·爱的内心想法得到了外面的世界的声音的鼓舞，她寻求一次新的解放，她希望“至少赐给我新的工作吧！”（67）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得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信封里，信封上写明《先驱报》编辑部收；你得一有机会就把信送到洛顿邮局去。回信要写给洛顿邮局J.E。信发出去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可以去问问是否有回信来，然后再看情况办事。”（67）简·爱可能是从谭波尔小姐那里学会了这种新的交流式的话语。这次交流表明她也懂得不仅要相信自我辩白的力量，也要征求他人的意见。
     她用上述的方式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桑菲尔德府的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愉快的交流是她评价朋友的标准。她想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格怎么样”，然而菲而费克斯太太“似乎完全不会概括人的性格，也不会观察或描述人或事物的特点。”（82）这使她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在城堡内徘徊。而白茜会讲故事，会说话，可以与她进行愉快的谈话，无疑是成为她可信任的人的重要原因。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二人的邂逅非常有意味。罗切斯特的马摔伤了，他也受了伤，简·爱非常想帮他的忙，当时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是罗切斯特拒绝简·爱的好意，而且看都不看她一眼，而简·爱的执着、热心不免让他心动：“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90）这句话触动了罗切斯特，这才引起他对简·爱的注意，也有了谈话的兴趣。
     罗切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后的第一天，她在“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忧思”中度过。而二人的谈话则改变了这一点。二人首次正式见面的谈话相当愉快，对话也只有他们二人才懂，外人难以体察到他们的精彩，管家太太“似乎在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97） 对于罗切斯特来说，此时的简·爱是一个智力相当的谈话对手，这在他以前的生活中是缺乏的。而精神上的对话则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也相当难求。
     罗切斯特问简·爱，“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对罗切斯特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你这个人有点特别”是他的第一反应。简·爱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立刻向罗切斯特道歉并且解释一番：“先生，我说得太坦率了，请你原谅。我应该回答说关于外貌问题要作一个即兴的回答是不容易的；个人的审美力不同；美并不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105）罗切斯特从前的女人，如法国美女赛莉娜当面吹捧他，赞美他，背后却说他是丑八怪，这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痕。而今天他面前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一个高级仆人，一个相貌平平的贫民女子竟然说他不漂亮。这样就与他从前的女人拉开了距离，也抬高了简·爱在罗切斯特心目中的地位。简·爱身上的直率和真诚是他从前的女人所不具备的，也是罗切斯特长期以来寻而不可得的。而道歉又使罗切斯特体会到这个女子的教养和善解人意。这使他把她看作精神上可以平等交流的人。他后来向简·爱诉说自己在巴黎的私生活也证明他在心理对简·爱的重视。她的坦率真诚与才学胆识是她与社会抗争的资本，理智和道德力量是她赢得尊重的“水晶鞋”。
     当罗切斯特想要进行交流时，“不要把椅子拉得再远了，爱小姐，就坐在我放的地方——这是说，如果你高兴的话。”在罗切斯特看来，“引你说话，更多地了解了解你，这将会使我高兴。”（104）
     简·爱向罗切斯特讲述撕毁面纱事件时，勃朗特深思熟虑地展现了简·爱卓越的讲故事的能力。此时第一人称叙述中经验自我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是根据简·爱经历事情的经过来体验事件的全过程：先是烛光和声响惊醒了主人公，接着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出现在眼前，这个可怖的女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跟随她同样感受。简·爱不仅仅能够分析事件，也能把故事同时传达给了“读者”，立刻消除了叙述话语和小说之间的距离。这样小说与叙述就完全汇合了。热奈特揭示了这种叙述中处心积虑的融合，他称之为“叙述转喻”（narrative metalepsis），尤其制造出一种“双重现在性”（double-temporality）的效果，好像叙述文与故事是同步的。当简·爱成长为叙述者，她的双重角色——主人公和叙述者——自然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她的经验自我逐渐成长为叙述自我，学会与人建立可信的交流，并充分享受交流的愉悦。而交流正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关键。“自我身份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能够独自完成，而在于通过与他人对话进行商榷。……我自己的身份关键在于与他人进行对话。”36
     离开桑费尔德之前，简·爱与自己内心的“声音”进行争论，基于“世界上没人在乎你”的理由，她屈服了内心的建议。当她最后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是她内心的想法，而是罗切斯特的声音，跨越千山万水对她说的话，她立刻回应。简·爱最后成为叙述者的角色就是在她学会把她的心声与“他者”们进行交流，这是一个有效叙述非常关键的技巧。
     离开桑费尔德后，简·爱与圣约翰之间的交流中，她本能地把她的所思所想说出来。罗切斯特希望他们能共同生活而没有婚姻，圣约翰企图要与她结婚却没有爱。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表达出来，她的辨才与气度都蕴藏于对话之中了。
     “到别处去找吧，不要找我，圣约翰；去找一个对你合适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找一个适合于我的目的——适合于我的职业的吧。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并非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带着人的自私感的普通的人，而是作为传教士，才希望结婚的。”
     “那我就把我的精力给传教士——他需要的只是这个——而不把我自己给他；那不过是在果核外面加上果皮果壳罢了。他要它们没有用处；我就留着吧。”
     “你留不住——也不应该留。你以为上帝会对半个祭品感到满意吗？他会接受一个残缺不全的牺牲吗？我拥护的是上帝的事业；我是站在他的旗帜下召你入伍的。我不能代表上帝接受一种分割的忠诚；它必须是完整的。”
     “哦！我愿意把我的心给上帝”，我说，“你不需要它。”（333－334）
     圣约翰以上帝的使者自居,口口声声说去印度传教是他的天职。他还以上帝的旨意为借口强迫简·爱嫁他为妻。他以表面的大公无私掩盖了对简·爱鲜活的感情的不管不顾。他并不是因为爱简·爱而想娶她为妻,而只是认为她适合做一个传教士的妻子，是一个传教士的工具。传教士的妻子有婚姻没有爱，桑菲尔德的男主人可以给她爱却没有婚姻。“但在圣约翰的身上简·爱感受到了比罗切斯特更大的威胁。圣约翰会把简·爱全部转换成对他事业的帮助，而对罗切斯特而言，他不会使她成为他自己需要的。”与圣约翰的婚姻“会杀了她。”37
     他的要求似乎存在于堂皇的情理之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在男人的话语体系里似乎无足轻重。而经过了多年学习和思考的简·爱，有了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知识和权力，她拒绝了这桩无爱的婚姻。她虽然没有美貌与财富,她却拥有着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美女们所不可比拟的独立的完美心灵。她没有圣约翰那些外在的冠冕堂皇的条件,她却拥有着比圣约翰丰富得多的情感世界。
     简·爱话语的力度就蕴藏在对圣约翰的回应之中，读者此时此地也最充分最直接地体会到了简·爱应对时的力度和态度的坚决。圣约翰与先前的人物相比，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形象，有着卓越的说服他人的智慧。而简·爱经过了人生关键的几个转变之后，已经学会进行有效的叙述，使自己的叙述被承认。
     用对话来交流思想，最后界定了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理想关系。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强调的，“我相信，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372）愉快的交谈是她理想生活的标准。
     通过交流她实现了自我地位的确立，在盖茨海德和劳渥德她没有交流的能力与机会，无法为自己正名。伯莎作为夹杂在“角色”中的疯女人38，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法获得与人交流的机会，从而也无法为自己辩护。而简·爱通过交流使自己的言辞获得承认，得以确立自己的地位。然而，与罗切斯特的交流似乎不如她与黛安娜姐妹的谈话更愉快。这可能与她的生活范围有关。尽管她结婚了，但她的作品都是在闺中的岁月完成的。詹姆斯·泰勒抱怨《谢莉》的男主人公们“缺乏清晰明确的形象，给人印象不深”，她在给他的信中说：“也许你是对的。在刻画男性人物方面，我面临着不利的条件：直观和理论不总是足以代替观察和经验。我在描写妇女时，对我所涉及的领域颇有把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大有把握。” 39
     纵观全文，叙述的第一阶段，对里德一家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都用粗线条加以描述，保持着一个孩童的视点。第二阶段中对菲尔费克斯太太的描述也不太完全，但由于简·爱对她的行为趋向进行及时的叙述分析，叙述也变得稍稍复杂些。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因为她诚实地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叙述也比较复杂。而与圣约翰的对话正是棋逢对手。她的话语逐渐成熟，自我身份和地位也逐渐树立起来，同时作品也在个人的意愿和社会语境获得平衡。
    
     二、 “我兴致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回归女家庭教师的本分
    
     《简·爱》的女性叙述者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故事塑造的形象都违背了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标准，那么她就有被读者抵制的危险，无法赢得受述者的赞同和支持，继而失去将来可能的读者，因而难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权力规范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简·爱》的叙述又是如何体现出对既定的身份的皈依呢？
     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很激愤，但她也知道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只能保持沉默。不仅仅她在童年时代知道沉默，成年时期的简·爱在学会了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之后依然有沉默的倾向。沉默在小说的叙述中颇有意味，正如保罗在写给他的信徒迪莫西（Timoth）的信中所说：“妇女必须学会沉默，必须完全服从，我不允许她行如导师，不允许她在任何方面对男人施展权力；她必须缄默无声。……由此可见，基督教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妇女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和缄默的。”40她的沉默与她的对话交流并不矛盾，沉默是她与社会妥协的一个策略，对话同样也是，只不过对话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对话，是在不动摇社会既定规范的前提下的交流。
     小说伊始，“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这时候都在休憩室里，正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心爱的儿女都在身旁（这忽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看上去很是快活。”（P1）孩子们围绕这里德夫人，这一家人团团围坐的情景不禁引起外人加入其中的欲望。然而，“找个地方坐下来”，里德夫人说，“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多嘴。（P2）”
     简·爱没有权力与里德一家享受聚会的快乐，因为她的话不讨人喜欢，不会说令人认可的话，但事实上，简·爱似乎从她沉默的孤独中找到了难以言传的乐趣：
     休憩室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进了那间屋子。那儿有一个书架。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一本书，我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