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新闻传媒论文是: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悖论、矛盾与问题。

　　摘要：本文立足全球，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有时是相互促进、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多面关系。论文既没有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的不同论述进行了理论性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全球化理论和媒体全球化在媒体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 的过程与实践。 然后，文章对现有英语文献中市场自由主义者、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不同的民主与传播观念及其对媒体全球化的意义的不同分析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到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这段历史时期全球媒体经历的四次变革。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西方模式和观点的充分性或关联性、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7个宏观问题，以期推进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 and McGrew 2002, 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 McGrew, Goldblatt & Perraton, 1999; Held and McGrew 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 and Veltmeyer, 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 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右派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 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 Costello and Smith 2000, xiv)。Held和 McGrew (2002, 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 and Morris 2001: 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 and Morris 2001: 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 ，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 and Mosco 2002, 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 state or the United 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 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 corporatism，Curran and Leys, 2000, 221 )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 and Mosco 2002, 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 (Hallin 2000a, 221; Hackett and Zhao, 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主权。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 McGrew, Goldblatt & Perraton, 1999; Aronowitz and Bratsis, 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 and Park 2000: 11-16; Morris and Waisbord, 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