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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一个千禧之年到来之际，人类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什么?一般说来，当然是要思考人类自身如何发展。但这是人类从来都在思考着的问题，那么在世纪之交的思考，是否与以往的思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众多材料表明，关于人类自己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有识之士的思考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或高度，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或中心话题，这就是“文化”。
一
回顾20世纪，人类有许多可骄傲之处，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话题：从发现物质的基本粒子到迈出遨游太空的步伐;从电灯泡的出现到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从渡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到虽然艰难曲折、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封闭和隔绝，到全球化交往中成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在这一切的背后，都闪烁着人类多年经营的文化和文明的灿烂之光。
但是，人类也有很多未解的难题，预感到许多明显或潜在的危机。人们感到烦恼和忧虑的是：人类生活中那些尚未明了、或虽已明了但却难以掌握的可变因素，犹如电脑中的病毒一样，它们将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发作?它们的发作将使人类走向何处?——这些或许明了但却难以掌握、或许尚未明了但其作用极大的可变因素，都可置于“文化”的大概念下来讨论。“文化的因惑”或“文明的冲突”，正在成为世纪之交的一大特征。例如：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于这种改变的意义和走向，人们不能不有所思考，以便认清自己所要面对的挑战和选择。而20世纪末至少有两大科技成就，使这种前瞻性的文化思考和选择，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
一个是“克隆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掌握了一种能力，原则上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和无性繁殖等手段，随意地制造出任何一种生命的个体，包括人体在内。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应否允许复制人类自身(“克隆人”)的争论。那么，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可能性”的情况下，“允许”与否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去决定允许还是不允许?世界上谁有权做出“允许”与否的最终决定?……这场争论不仅涉及科学技术的领域，更引发了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社会人文领域的关注和分歧。实际上，它是对人类传统文化和整个道德系统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考验。
另一个是以电脑为工具的全球性通讯网络的出现，意味着有了一种现实的可能：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选择的面貌、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去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与其他人交往联系。已有人发出了警告，认为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一个看似“虚拟”，却有实际效力的“网络社会”——这是一个可以不受国家、地域、经济、政治等规则约束的“另类”社会。社会生活本身的“虚实二像化”，恐怕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文化变异。那么，它将会带来什么?应该怎样对待?
——临近世纪末汹涌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令整个世界为之失色。那么它究竟透露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它所表示的，是如某些行家所说，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敲响了警钟，还是如另一些专家所断言，仅仅向“非正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出了警告?它要证明的是，“经济”这个庞然大物，终归是为人造福的大力神?还是告诉我们，“经济”其实是人不得不接受、并受其控制和玩弄的一个魔鬼?许多人已经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认为要想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注意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所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的那些思考和选择方式。因此专家们在重新思考全球经济秩序时，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比经济秩序更为隐秘、同时也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秩序领域——文化的背景和差异问题。于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考，便和“亚洲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世界上有所谓“亚洲价值体系”吗?它的意义何在?命运又将如何?
——同样，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一场无视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则的野蛮战争，更加深刻地触动了人类文化情感的神经。人们不禁在想：临近世纪末的时候，世界上的“冷战”真的结束了吗?如果结束了，那么代替它的究竟是“不战”，还是另一种失去了控制的“热战”和“圣战”，即某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而对别人随意采取的武装专制行为?不仅如此，人们更会想到的是，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将如何建立?由谁来建立?科索沃事件与近年来十分热门的“人权与主权”之争，乃至“全球伦理”和“普世道德”构想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一种为人们所期待的“全球化的普遍伦理和道德秩序”，应该是以这个样子、并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正确可靠的答案在哪里?
——20世纪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已经积累了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如：“南北问题”，世界性的贫富差距问题;“东西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关系问题;环境生态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上或背后，则有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问题。文化上的多元化现实，与人们关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一体化”、“全球化”或一元化构想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已有分析家如享廷顿看到了这种差距的分量，甚至不免有些夸大，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可能由此而引发。对文化多元化的种种看法，本身也在反映和依据着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当然更不容忽视对文化要有深切的观察和反思。
——科技与人文，广而言之，经济、科学、技术这些具有外在规则和制约性的人类理性活动方式，与道德、艺术、信仰、情感等显示人的内在尺度和自主意向的活动方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必然地要表现为一种互相冲突、彼荣此枯的关系吗?我们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使它们更合理、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达到所向往的那种和谐和良性互动?这个问题在20世纪日渐成为一大焦点和难点。它的实质，是要重新从整体的高度来看待文化，思考文化，改造文化，建设文化。
二
在这场世界性的“文化困惑”或“文明冲突”中，我们中国这位正在重新崛起的“东方巨人”并不能置身其外。我们不仅对人类文化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且也有自己的文化难题需要解决，有自己的文化建设任务需要完成。
富有五千年(一说七千年)文化积累的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灿烂的古代文明领先于世界。然而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几百年里，我们却逐渐落在了现代文明的后头，从而饱尝了屈辱和艰辛。如今，又是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中华民族在世纪末叶重又踏上了伟大的改革和振兴之路。审视这一大起大落的曲折经历，人们往往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含了人类未来文明的精华，因此我国的振兴乃至人类的拯救，均有赖于弘扬这一优良文化;有人则认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已经过时，并且已被历史所超越，未来的希望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当前我们文化思考中的一大问题。
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运动。我国从传统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意味着要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处处都会感觉到文化转型的萌动与必要。因为要有全新的经济体制，就必须要有全新的文化机制与之相互支持，否则一切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都不可能真正到位，一切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我们目前也就突出地感觉到了文化转型的艰难。
新旧文化机制之间的冲突，通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等表现出来，构成了转型时期特有的矛盾。例如： ——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动和重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调整。由于旧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末充分形成，一时间就难免出现某些困惑、无序甚至冲突。在这些无序或冲突之中明显地反映出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取向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定位，它们实际也是造成一定无序和混乱的原因。如：要进入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责权利自主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长期造就的自上而下单向行政化的管理格局，却使不少国有企业难以实现这样的自我改革;要确立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必须形成高度有效的商业信誉和信用保障机制，而大量出现的“假冒伪劣”现象表明，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缺少相应的准备;要实行适应市场的就业和用工制度，我们遇到的障碍却是自己造成的历史欠帐和包袱，包括对“统包式”就业保证的高度依赖心理等等;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分配上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在现实中，“先富”如何与“效率”挂钩，又应怎样兼顾“公平”从而防止两极分化，则由于种种情况而使人看来疑点不少……。总之，经
济改革实践中遇到的许多二难取舍问题，实际上也正是思想和文化上的深层定位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虽然常常只被当成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决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经济形态的抽象的政治形态。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之间，必须是一个一体化、互为表里的进程。而与市场经济相互一致的政治，必然要以民主和民主和法治为特征。党的十五大充分明确了这一原则，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规定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目标和纲领。然而要把这一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规定变成现实，却还有很长的路程。制约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因素，除了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秩序本身有待于确立和完善以外，还有大量政治体制、思想认识、人的素质、传统习俗等文化基础方面的问题。比如：至今还有一个问题，“政治与经济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不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困扰着人们，甚至在理论上也未完全解决。不少人基于自己的习惯、信念和愿望，一方面常常宁愿把经济上的问题诉诸政治来解决，另一方面却又把依据经济的要求来改革政治看作是无理或有害的;一方面经常在自己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之间进行实际的转化和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为了政治的纯正，应该让它与经济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逆向强化……这一类现象颇不少见，说明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中，客观存在着的思想文化问题，丝毫不会少于经济领域，甚至还要更直接、更具体些。浓厚的道德化色彩，也许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文化转型与冲突的发生，也往往首先通过道德的感受和冲突反映出来，并且表现得最为强烈。近年来国人对道德的关注，几乎不亚于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关注，并且常常是渗透于其中的一个首选因素。曾有德高望重的文化精英呼吁：要在崇尚“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同时，倡导对“妈女士”(道德)的崇尚。然而实际上发生的歧义与纷争，却并不仅仅是“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而是涉及“道德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讲道德”、“讲什么样的道德”、“道德本身应该怎么样”等更为原初的问题。例如：关于“泛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的基本态度，关于道德本质的“规范论”与“主体论”，关于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外联说”与“内引说”，关于道德与经济关系的“二元张力论”与“一元统一论”，关于当前道德形势判断的“滑坡论”与“爬坡论”，关于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理想标准”与“社会历史标准”，关于今后道德导向的“恢复优良传统”说与“改造重建”说，以及关于我们应有道德的“群体本位”说、“个人本位”说和“人民本位”说等等，这些纷争直指道德的本质、基础、地位和功能本身，是一种在“元理论”层次上的思考与选择。对于每一个懂得通过道德来考察文化状况的人说来，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够说明，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文化转型与变革，是多么深刻、多么复杂、多么尖锐吗?
——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现象中，恐怕没有什么比“信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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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跨世纪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