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志林》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三种：百川学海（咸淳本）丙集收录的《东坡先生志林集》一卷；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刊刻的《东坡志林》五卷；《稗海》（万历本）收录的《东坡先生志林》十二卷，《四库全书》所收也即此本。其中一卷本所收为十三首史论，五卷、十二卷本所收主要为杂记、杂说，但五卷本也收有一卷本的史论，十二卷本则无一卷本的史论，其他内容与五卷本有许多重出之处。三种《志林》不仅卷数、内容不同，刊刻的时代也不同。除一卷本《志林》出现在宋代，五卷本、十二卷本则都出现在明代。
1919年涵芬楼以赵刻五卷本《东坡志林》为底本进行校印，并附夏敬观氏《跋》，对其评价是“要为宋人所辑，则可信也”。以后，1981年出版的王松龄氏校点本《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的《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文忠氏评注的《东坡志林》（学苑出版社）等皆以涵芬楼校印本为《志林》底本，承袭了夏氏对赵刻五卷本的版本属性的判断。
那么，这个出现于明代的五卷本《东坡志林》的可信性到底如何呢？本文将就这个问题稍作考辨，并涉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真伪问题。
一
《志林》在宋代见于著录的，除了一卷本外，还有三卷本。这两种《志林》分别见于苏轼文集在宋代的两个系统：一为分集编订本；一为分类合编本，主要为麻沙本《大全集》。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宋代分集编定的苏轼文集为《东坡集》、《后集》、《内制》、《外制》、《奏议》、《和陶》、《应诏》，故也称“东坡七集”。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曰：“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文中有“明年（指苏轼逝世的次年。——引者）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的记载，而墓志是置于墓道中的，必须在落葬前写成和刻好；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秋七月，可知该文写于苏轼逝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中所述诸集，当是苏轼生前已编定者；至其不言《应诏集》，当是其非苏轼生前所编定，而系后人纂辑。故《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在著录上述苏轼七集后又说：“杭、蜀本同，唯杭无《应诏集》。”同卷又说：“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矣。”也可为《应诏集》后出的佐证。而现存的宋刊《东坡后集》中即有《志林》，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均与《百川学海》本的《志林》相同。《后集》的编定既在苏轼生前，则《百川学海》所收一卷本《志林》的编纂不仅出于苏轼之意，而且总标题“志林”也为苏轼所定。
三卷本《志林》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该卷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可见麻沙书坊大全集中所收《志林》为三卷本的《东坡手泽》。三卷本《志林》中不包含一卷本《志林》的内容，一卷本《志林》被麻沙书坊大全集的编辑者删去了《志林》的总标题，而为其每一首都加上了篇名（《东坡后集》中的《志林》原为十三则，除总标题外，每则都无篇名；《百川学海》与之相同），并收到了“论”的部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成化刻本《东坡七集》的《续集》卷八载有“论”三十二首，其中十三首同于《后集》所载《志林》，唯每篇都有篇名；而据李绍为该本所撰序，成化本《东坡七集》中，其《续集》以前的六集均据宋刊“东坡七集”系统的曹训刻本翻刻，最后一集为《续集》，则出于宋刻麻沙本系统的明代仁宗对的翻刻本，即其所说“旧本”（指宋曹训刻本）无而“新本”（指出于宋刻麻沙本大全集系统的仁庙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此十三首既然“旧本”已有，原不该重见于《续集》；其造成此等讹误，当是“新本”删去了《志林》的总标题，而为其每一篇都加上了标题，列入了“论”的一类，是以在据“新本”编“续集”时，遂误以为此系“旧本”所无，而将其收入《续集》了。而“新本”的这种将一卷本《志林》列入“论”的分类方式，当出于其底本——宋本麻沙书坊大全集系统的本子（说见后）。由此可见麻沙书坊本所收的三卷本《志林》是不包含一卷本《志林》的内容的。
三卷本《志林》今不见流传；《东坡手泽》虽在陶宗仪时代尚存，后亦不可踪迹；麻沙书坊大全集现亦不可见，故无由考知三卷本《志林》的原貌。其实，麻沙书坊大全集在明成化年间已较为稀有或已不可见，正如成化刻本《东坡七集》卷首李绍序中所言：“求其全集（指欧阳集、苏轼全集。——引者），则宋时刻本虽存，而藏于内阁，仁庙亦尝命工翻刻，而欧集止以赐二三大臣，苏集以工未毕，而上升遐矣。故二集之传于世也独少，学者虽欲求之，盖已不可易而得者也。……盖公（指苏轼——引者）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诸本行于世，以岁既久，木朽纸弊，至于今，已不复全矣。”正因为麻沙书坊大全集其时已较为罕见，成化刻本《东坡七集》的编辑者才只能以据“宋时刻本翻刻”且“未完”的仁庙新本为底本，将其所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以外的苏轼诗文编为《东坡七集》中的《续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成化本《东坡七集》中并无《和陶》一集；宋刊“七集”中的其它六集则都收入，当是其所获宋曹训刻本已佚去了《和陶》。但成化本《东坡七集》的《续集》中却有《和陶》，只是未单独成卷，而与其它作品合为一卷；同时，《续集》中所收不见于前后集的诗文数量不少，均分类编列。倘若“仁庙”新本是据宋刊“东坡七集”翻刻，那么，“仁庙”新本亦必分为七集，除《和陶》单独成为一集外，其余作品也必分别编为六集，纵或曹训刻本已有佚失，但“仁庙”新本所有而不见于曹训所刻六集本中的作品也必分别见于其他六集的各集之中。既然如此，成化本《七集》自当将《和陶》单独编为一集，而将另六集中多出的作品分别补入其原隶的各集之中，何必将另六集中多出的作品归并后重新分类而与《和陶》编在一起呢？何况《和陶》原为四卷，《续集》何以要将它与其它作品合并为一卷呢？所以，“仁庙”新本当是分类合编之本，《和陶》在其中也只是与其他作品合为一卷，而非单独的一集。换言之，其所依据的宋本，当是分类合编的麻沙本大全集一系。至于三卷本《志林》之不见于成化本《东坡七集》中的《续集》，当是因其所据的仁庙新本未刻完，三卷本《志林》则在其未刻之列。
除了见于宋代著录并传到现在的一卷本《志林》、与上述的今已亡佚的三卷本《志林》外，明万历年间又出现了五卷本、十二卷本的《志林》。这两种《志林》既不出自宋刊《东坡七集》，也与宋刊麻沙书坊大全集中的三卷本《志林》有别，故必为宋以后人所纂辑，而非宋本之旧。其中十二卷本《志林》以见于《稗海》者为最早，较五卷本多出几乎一倍的篇目。那么，这两种《志林》来源于何处呢？
二
五卷本《志林》现所知者以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刊本为最早，卷首有其父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其中说：“余友汤君云孙博学好古，其文词甚类长公，尝手录是编，刻未竟而会病卒。余子开美因拾其遗，复梓而卒其业，且为校定讹谬，得数百言。庶几汤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当时其趑趄于世途、ｊī＠①缚于穷愁者，亦略可见云。”可见五卷本《志林》为汤云孙手录，并在汤云孙卒后为赵开美最终刊成。汤云孙手录所据的到底是什么本子呢？这是首先必须辨析的问题。如前所述，宋代只有一卷本、三卷本的《志林》，并无五卷本存在，那么，汤云孙以前的元明时期是否已有五卷本《志林》的存在呢？无论根据前人的著录或现存的实物，都不见有早于赵刻五卷本《志林》的踪影，唯《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收录了《志林》的绝大多数篇目，明刻一百十五卷本《东坡全集》，收有五卷《志林》，与赵刻基本相同。故需要对这些文集的出现时间略作考辨。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并不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宋本之旧。其卷首有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康丕扬序，描述了该书的编撰缘起：“往余于京郊见一学士家尚有外集一书，系抄册，非完本，字多鲁鱼不可读，而其文往往亦多全集所未载。”“余同年李涛川氏前游金陵时，录一全册寄余辽左。余携之欲授梓人久矣。岁丁未，余来淮上，因出所藏两书，令别驾毛君九苞合而校之，为刻于维扬之府署。”校编者毛九苞亦有序，简述了编撰过程：“参考经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诸书，若原本，若誊本，若刻本，凡三历目，订定讹谬。必不可解，存旧阙疑。”康丕扬见到的只是“非完本”的“抄册”及友人所录之“一全册”；经过毛九苞“参考经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诸书”，方编辑成八十六卷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其书名本就表明是“重编”）。该书中固然含有宋本《东坡外集》的内容（《脉望馆书目》即载有《东坡外集》四本，可见当时尚有流传），但肯定已掺入了其它内容，书中出现的篇目的多处重出即表明其材料来源的多渠道性。而毛九苞所说的作为参考书之一的《志林》，当是指五卷本《志林》，因为《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不包含一卷本《志林》的内容（所谓“外集”，原指《东坡集》及《东坡后集》以外的作品，《东坡后集》本有《志林》一卷，是以《外集》不收一卷本《志林》），而完整的三卷本《志林》当时已不存在（说见下）。就编纂年代来讲，该书亦出现在赵开美所编刊的五卷本《志林》之后十多年。所以，《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是因为辑入了五卷本《志林》的内容，方形成了现在所见到的包含了五卷本《志林》中除一卷本《志林》以外绝大多数篇目的情况。
《苏文忠公全集》同样出现在五卷本《志林》之后。其卷首载有茅维作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的序，其中说：“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ｈé＠②。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关于其中提及的焦ｈóｎｇ＠③所藏《外集》，焦ｈóｎｇ＠③所作《刻苏长公外集序》中的有关材料可作为对此的说明：“最后得《外集》读之，多前所未载，既无舛误，而卷帙有序，如题跋一部，游行、诗、文、书、画等，各以类相从，而尽去《志林》、《仇池笔记》之目，最为精ｈé＠②。其本传自ｂì＠④阁，世所罕睹。侍御康公以鹾使至，章纪肃法，敝革利兴，以其暇铨叙艺文，嘉与士类，乃出是集，属别驾毛君九苞校而传之，而命余序于简端。”可知茅维从焦ｈóｎｇ＠③处得到的所谓“阁本《外集》”，为焦ｈóｎｇ＠③从康丕扬处得来，而康丕扬所拥有的《外集》情况一如前引其为《外集》所作的序中所交代。既然康丕扬据此而编辑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参照并采录了当时流传的五卷本《志林》，那么，与康丕扬采用了同样底本的《苏文忠公文集》的编定当也不会有收入完整的三卷本《志林》的可能，而其所谓“参之《志林》……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也不过是采纳了其时流传的五卷本《志林》等书的内容，茅维序中所说的“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云云当已包含了这方面的信息。
需要着重辨析的是一百十五卷本的《东坡全集》的出现时间。有关簿录于此《东坡全集》均著录为明刻本，而没有更为明确的刊刻时间的记载。
《东坡全集》“凡例”云：“长公全集旧惟江西、京本二刻行世，其间鲁鱼亥豕之讹互有短长，今酌其善者从之。”所云“京本”，自是“仁庙”未完新本，似乎《东坡全集》是参酌“仁庙”未完新本与江西本而编成。但其《凡例》又云：“江西本旧作前、后、续、奏议、应诏、内外制六集，既非编年，殊乖类聚，今并细为分类，以便观览者云。”可见《东坡全集》虽是分类合编本，但却并不是以它之前已有的分类合编本东坡集为依据，而是根据明江西刻的《东坡七集》，由《东坡全集》的编者自己加以归并分类的。倘若该集编者见到过成化本《东坡七集》以前的东坡集分类合编本，自应以那种分类合编本为依据，而不当由他自己把江西本《东坡七集》打乱了再来分类合编。所以，他不仅没有见过宋刻的麻沙本大全集一系的本子，也没有见过“仁庙”未完新本；因为如上所述，“仁庙”未完新本也是分类合编的，他如见过，就可以此种分类为依据而在各类中补入“仁庙”新本所无的作品。因此，其《凡例》所谓系据“江西、京本二刻”参酌而成，乃为自夸之语而非事实。
至其所谓“江西本”，在明代实有两种，一即成化时江西吉州府知府程宗刊七集本，一为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成化本。嘉靖本之义例云：“旧本（即指成化本。——引者）模糊及元写差错，今有证据无疑者，每填补改正，凡二千余字，其无据而难明者，仍旧阙疑，盖二什之一耳。”“旧本《续集》所载多与前后集及奏议重出，今删其全同者诗五十一首，论十三首（即一卷本《志林》。——引者），序一首，奏状六首，赞十六首，铭二首，启十首，书十一首，记六首，其文虽同而题目首数兼摄不可辄除者仍刻。”可见嘉靖本以成化本为基础又有所删改。那么，《东坡全集》依据的究竟是哪一种江西本呢？将《东坡全集》与成化本、嘉靖本的有关内容相对照，可以得知，《东坡全集》对成化本、嘉靖本皆有参照。例如成化本《前集》卷十九的《后杞菊赋》中有“先生听然而笑曰”的语句，嘉靖本将“听”改为“忻”，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亡是公听然而笑”语（“听”为笑貌，音“拟引切”），《后杞菊赋》当据此而来，嘉靖本的修改是失当的；成化本《续集》卷四《与陈传道五首》中又谓：“但有废旷不迨之忧耳。”《说文解字》：“迨，也。”“，迨也，”又，《方言》：“，及也。”《玉篇》：“迨，，行相及也。”可见“迨”有达到、相及的意思，嘉靖本将其改为“治”，同样是失当的；而《东坡全集》于此二处均同于嘉靖本。又如，成化本《前集》卷十九《滟ｙù＠⑥堆赋》中有“城坚而不可取，天尽剑折兮，迤逦徇城而东去”语，嘉靖本将“天”改为“矢”，成化本《续集》卷三《思子台赋》中有“甘泉咫人而不通兮”的句子，嘉靖本将“人”改为“尺”，这些改动即较为合理；《东坡全集》于此二处也同于嘉靖本。但《东坡全集》也有同于成化本而异于嘉靖本的，如成化本《滟ｙù＠⑥堆赋》中有“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嘉靖本“揣”误为“拂”，成化本《续集》卷三《复改科赋》中有“讴歌归吾君之子”，嘉靖本误为“讴歌归吾之君子”，《东坡全集》此二处皆同于成化本。所以，《东坡全集》实为参校成化、嘉靖两种本子而成。
从《东坡全集》所依据的底本，可以判断其出现的时间上限为嘉靖十三年，因此，这也是一个出现很迟的本子。无论其出现于万历二十三年赵刊五卷本《志林》之前还是以后，既然如上所述，《东坡全集》的编者并未见到过宋刊麻沙本一系的分类合编本，则其所收《志林》五卷显然不出于麻沙本大全集；与赵刊五卷本《志林》同样来历不明。而且，即使它们之前确有五卷本《志林》的存在，也是来历不明的本子；因各家藏书簿及诸家目录书中从未著录过在嘉靖以前的五卷本《志林》。
对于此种来历不明的本子，若究其来源，不外四种可能；一、将三卷本《志林》分为五卷；或将三卷本《志林》分为四卷，再加上一卷本《志林》；总之，虽然卷数增加了，但其内容则确同于宋代的《志林》。二、据《志林》残本编纂，或由辑佚所得，或据残本而辅以辑佚；因而，其内容虽已较原来的《志林》减少，但其所收则都出于《志林》。三、在残本、辑佚的基础上，再添加若干内容；因而是一种半真半假的本子。四、纯出伪造。但由于如下所述，五卷本《志林》中确有相当数量的内容是出于原来的《志林》的，其第四种可能自应予以否定。那么，它到底出于前三种可能的哪一种呢？
三
《四库全书总目》所收“《东坡志林》五卷”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收《志林》为十二卷本，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则为《志林》五卷本的提要，其故待考）云：“此本五卷，较振孙所纪多二卷，盖其卷帙亦皆后人所分，故多寡各随其意也。”即认为此本是将《直斋书录解题》所言及的三卷本《志林》重新分卷而成。这不仅没有注意到五卷本《志林》又收入了三卷本《志林》中没有包含的一卷本《志林》，更忽视了五卷本中的其它情况。
首先应该辨析的是，五卷本《志林》是否收入了三卷本《志林》的全部内容。
三卷本《志林》今不可见，但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九收有《东坡手泽》十五则。五卷本只收入了其中的八则：《论孙卿子》（五卷本《志林》卷四《辨荀卿言青出于蓝》）、《汉武帝》（五卷本《志林》卷四《武帝踞厕见卫青》）、《绝欲为难》（五卷本《志林》卷一《养生难在去欲》）、《妇姑皆贤》（五卷本《志林》卷三《先夫人不许发藏》）、《妻作送夫诗》（五卷本《志林》卷二《书杨朴事》）、《祭春牛文》（五卷本《志林》卷一《梦中作祭春牛文》）、《卦影》（五卷本《志林》卷三《费孝先卦影》）、《何国》（五卷本《志林》卷二《僧伽何国人》）（注：以五卷本《志林》中的有关篇目与《东坡手泽》相校，除个别字句外，二者内容大致相同。唯《东坡手泽》中《何国》一文，只为五卷本《志林》卷二《僧伽何国人》的—个部分，其未引到的部分则见于王宗稷《年谱》“绍圣四年丁丑”条，这亦不违反《说郛》“略存大概，不必求全”的编纂原则。）。换言之，《说郛》所收《东坡手泽》——《志林》的将近一半不见于五卷本《志林》。这说明五卷本《志林》远非三卷本《志林》之全。（注：若五卷本《志林》出于汤云孙、赵开美的辑集和增窜，那么，登录赵开美家藏书的《脉望馆书目》，其“来字号·子·小说”类著录的第一部即为《说郛》廿八本，赵开美等该是见过此书，何以未将其中的《东坡手泽》收全呢？因为《说郛》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现存收有《东坡手泽》十五则的《说郛》为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涵芬楼一百卷本，此为张宗祥汇辑六种明抄本整理而成（包括原北平图书馆藏约隆庆、万历间残抄本，傅氏双ｊｉàｎ＠⑦楼藏明抄本三种［弘农杨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残存九十一卷本，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明残抄本十八册。）关于该书的流传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著录了可以肯定较为接近原貌的一百卷本外，又曰：“都áｎｇ＠⑧《三余赘笔》又称《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与孙作、杨维桢所说（二人皆称《说郛》为一百卷。——引者）又异。岂áｎｇ＠⑧时原书残阙，仅存七十卷耶？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称与《百川学海》重出者三十六种，悉已删除。而今考《百川学海》所有，此本仍载。又卷首引黄平倩语，称所录子家数则，自有全书，经籍诸注，似无深味，宜删此二，以盐官王氏所载《学庸古本》数种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无子书经注，而开卷即为《大学石经》、《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三书，目录之下各注补字，是竟用其说，窜改旧本。盖郁文博所编百卷，已非宗仪之旧。”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于《说郛》条引孙诒让语：“黄崖王子裳孝廉咏霓购得汲古阁钞本《说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语。余辛未春在京寓曾从借阅，与欲本迥异，真秘笈也。”皆可见《说郛》的各种版本差异较大。若五卷本《志林》出于赵开美等的编辑，当是其家所藏廿八本《说郛》中的《东坡手泽》只有八条。）
此外，夏敬观为五卷本《志林》作跋曰：“又考宋椠朱子《名臣言行录》，引《志林》凡五则。‘李沆言梅询非君子’及‘吴育不相’实为一则，而分载二处，五卷本《志林》所有也；‘杜正献焚圣语’，则见《仇池笔记》中；‘孔道辅为张士逊所卖’及‘欧公证范文正墓碑之误’，两书皆未载，而商刻《志林》五则悉备。”《名臣言行录》中所载《志林》，不见于一卷本《志林》，当出于三卷本《志林》。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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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