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两书奠定了黄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第三本名著《人境庐诗草》又怎样呢？
　　戊戌政变后，黄遵宪由沪归乡，建书斋名“人境庐”，三字为日本书法大家成濑温（号大域，1827-1902）所写。此后，黄即以此书斋为读书治学之所。《人境庐诗草》之题名乃出于此。
　　1891年夏，黄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所作的自序中说：“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但所集之诗，屡经增改，至1902年始定稿，终未刊印。1905年3月黄遵宪殁后，黄的侄儿伯叔将《人境庐诗草》稿本并印费交给黄的知交粱启超代为付印。梁于1911年付印于日本，凡11卷，分装4册，共收诗641首，为黄的最后手定本。（注：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刊本每卷末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字句。（注：周作人：《人境庐诗草》，《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第7-13页。）梁将原稿本的“自序”抽去，易以己撰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说：“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人诗中，独具境界。”（注：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2页。）梁还在《诗话》里说：“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第16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页。）
　　《人境庐诗草》初刊于日本，至1930年，尤炳圻、高崇信合编校点本始由北平文化学社刊出，并附录胡适论黄遵宪诗的文章，丰子恺插画，引人注目。编者尤炳圻将该书赠给当时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文学家竹内好(1910-1977)一册，这使竹内和他的挚友增田涉(1903-1977)等对黄遵宪的诗有了新的认识与爱好。（注：〔日〕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62-263页。）
　　　　二、周作人的两篇文章及其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于1936年4月在半月刊杂志《逸经》第3期揭载《日本杂事诗》一文，又于次年3月在同杂志第25期揭载《人境庐诗草》一文。这两篇文章对黄遵宪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同时对日本的读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周在《日本杂事诗》一文中说，他在北平的厂甸购得了天南ｄùｎ＠①叟活字版本及梧州刻本《日本杂事诗》，感到分外欣喜。杂事诗的原本上卷有诗73首，下卷有81首，共154首。两书对照可知，定本上卷的诗，删2增8，下卷的诗，删7增47，变动很大。他读了这些诗后，对黄遵宪的思想与见识深为佩服！他还说，定稿编成至今已46年了，记日本杂事的，除黄君以外尚无第二人。
　　周在《人境庐诗草》一文中说，诗草也是在厂甸买到的，似为抄本，上有黄君手笔。这个抄本的4卷与刻本的1至6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周认为：旧诗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但黄君的诗却不然。人境庐诗是“以人为重”，在诗里可以窥见黄君的“人与时代”，而且，黄君的诗不太注重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不受正宗的作诗法的限制，有他独自创作的特点。因此，周说：“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是在1937年2月4日写的。与此同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汉文教授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1937年7月，京都弘文堂书房发行）上揭载了《读〈人境庐诗草〉后》一文。铃木说他在12岁时，由石川鸿斋编写的《日本文章规范》里得知黄遵宪的诗文。以后，对黄的诗文颇感兴趣。1913年的夏季课外讲演，以《光绪年间诗界之一倾向》为题，把黄的作品中“爱国”、“尚武”、“黄色人种统一”的思想，以及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的表现等，都做了仔细的介绍。铃木认为黄遵宪在政治上倡导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外交上保琉球，卫朝鲜，并反对李鸿章等的联俄政策；在学问上以经世致用之学为目的；在教育上要求废除科举，普及教育。这些在黄的诗文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铃木列出诗草中《不忍池晚游诗》的诗句：
　　羯鼓咚咚舞折腰　　银ｇāｎｇ＠②衔璧酒波摇
　　垆香袅处瓶花侧　　不挂当时黑鞘刀
　　这把当时明治政府禁止武士们佩带刀剑的事说得明明白白。又：
　　薄薄樱茶一吸余　　点心清露挹芙蕖
　　青衣擎出酒波绿　　径尺玻璃纸片鱼
　　把日本人喝樱花茶、吃生鱼片的生活习惯描述得真真切切。因此，铃木说，诗草的诗句是有“个性”的，不摹仿古人，坚守着“我手写我口”的精神，把自己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真实地写出来。他又说，黄在消化旧文学中，添加上新的思想和新的诗的意境，自由自在地创造出有个性的诗，这就是他的特长。
　　周作人在《逸经》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当时的铃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时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丰田穰读到周的两篇文章后，便写了一篇短评《关于〈人境庐诗草〉》，登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9号（1937年8月1日）上。可以说这篇文章揭载的时间比铃木的文章仅仅晚了1个月。在时间上看来，几无什么大差。
　　丰田对《人境庐诗草》的看法，可以说与铃木等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丰田认为黄遵宪滞日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交往的诗友重野安绎、日下部东作、岩谷修等都是当时日本的汉诗大家，他们的诗并没有对黄遵宪的诗产生任何影响。如果黄之东渡晚10年，与日本的新诗运动家中西梅花、森鸥外、北村透谷、土井晚翠等交往，黄的诗或别有一番更新的气象。总之，丰田认为，光绪年间的两大诗人黄遵宪和苏曼殊，与日本的关系至为密切。
　　　　三、由诗碑到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
　　黄遵宪笔谈遗稿的发现，使我们对黄遵宪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诗碑是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诗友源桂阁（源辉声，或大河内辉声）在“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旁所建的，以志文人们的风流雅事。
　　关于源桂阁的介绍，最初见于王韬的《扶桑游记》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沈梅史、陈访仲、漆园偕日人源桂阁来。桂阁名辉声，即昔时执政源氏之后人，大河内华族也。家在墨川，屋宇幽敞，楼临江水，可以远眺。笔谈既竟，招余至新桥滨家小饮，特召三艺伎侑觞：小兼、小金、角松也。”又，六月朔日记：“午后，应大河内源桂阁之招，往观烟火。高楼数椽，俱临河滨，凭拦一望，墨河如带，而环河数百家，无不历历在目。”“主人作诗索和，援笔成二绝句云：‘甘在花丛过一生，狂来无计破愁城；青衫痛哭无干日，要向源侯借酒兵。’唱和是：‘扪虱雄谈误此生，制情好似筑坚城；花天本是波澜幻，恃有胸中十万兵。’”
　　王韬访日本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已脱稿。当时，黄遵宪想仿效唐代文人刘蜕的文冢的故事，把自己的杂事诗底稿埋葬起来，大河内辉声对此大为赞成，于是便将诗稿埋在他家的庭院里，并立石碑以志记念。石碑正面刻“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落款“黄公度应桂阁属”。石碑背面的刻文是大河内辉声于1879年9月撰写的。今根据诗碑将全文照录于下：
　　葬诗冢碑阴志
　　是为公度葬诗冢也。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举人，明治丁丑随使东京，署参选官。性隽敏旷达，有志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赅，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加详焉，而出自异邦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余爱之甚，乞藏其稿于家，公度曰否，愿得一片清净壤，埋藏是卷，殆将效刘蜕之文冢，怀素之笔冢也乎？余曰：此绝代风雅事，请即以我园中隙地瘗之，遂索公度书碑字，命工刊石。工竣之日，余设杯酒，邀公度并其友沈刺史、杨户部、王明经昆季，同来赴饮。酒半酣，公度盛稿于囊，纳诸穴中，掩以土，浇酒而祝曰：一卷诗兮一ｐóｕ＠③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物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余和之曰：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吾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沈刺史等皆有和作，碑隘不及刊。明治己卯九月，桂阁氏撰并书。
　　广群＠④刻。
　　大河内的私邸所在，在东京浅草区今户町14番地（后增筑扩建到13番地），是庭园宽广的高级宅邸，大门旁竖有石碑，上刻“桂林庄”三字。宅邸面临墨川（墨江），即今之隅田川（当时称墨田川或角田河，因“墨”、“角”、“隅”三字的日语读音都是sumi的缘故。今浅草划归台东区，它的东面是墨田区）。因风景美丽，大河内宅邸的一部现在划为隅田公园。现在诗碑已移至今ｑí＠⑤玉县新座市附近的平林寺。当时知此事者甚少。
　　1940年时，实藤惠秀已对黄遵宪研究产生兴趣，并闻知平林寺有黄的诗碑，便与今关天彭(1882-1970)教授同去平林寺探访。今关是石川鸿斋的门人，擅于汉诗文，对黄遵宪的才学知之甚详。他俩至平林寺后，发现诗碑立于寺庙本堂的正面，保存得很好。实藤将碑文抄下，译为日文，今关作了一首七言绝句云：“笑葬诗魂东海滨，未容佳话散成尘，夕阳闲扫苍苔读，谁料风流亦夙因。”这次探访诗碑的记事，实藤以《平林寺与黄遵宪的诗碑》为题，揭载于《中国文学》第65号（1940年9月1日），并将诗碑的原文、译文，以及今关的绝句都公布了出来。
　　诗碑为什么由东京的浅草搬移到平林寺呢？据大河内辉声之子辉耕（子爵，贵族院议员）说，明治40年左右，由浅草搬家到新宿的新居时，乃将诗碑移至平林寺。这是因为该寺有大河内家历代祖先的坟墓，就连他的亡父辉声的遗骨（大河内辉声于1882年8月去世，年35岁）也葬于此寺。为了保存有纪念意义的石碑，故将它移至此寺保管。
　　1943年7月，丰田穰、实藤惠秀二人合译的定本《日本杂事诗》刊出后，实藤赠送了一本给大河内辉耕，请他指正。辉耕得此书后大为欣喜，遂忆起亡父的事，说：“我的父亲很喜欢同中国人笔谈。这些笔谈记录都保存在平林寺，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实藤立即回答：“那太好啦！务必拜托。”辉耕说：“让我首先告诉寺庙的住持，请他准备一下，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注：〔日〕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东京，平凡社1964年版，第232页。）这么一来，就打开了发现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名士们笔谈遗稿的门路。
　　11月14日，实藤与丰田同往平林寺，住持白水敬山禅师亲自向导，将保存在仓库里的遗稿都拿了出来，分量之多，远出丰田、实藤二人意料之外，使得他俩大吃一惊！
　　笔谈纸片上满写着一问一答的记录。这些纸片都按年月裱装成册，在每册的封面标出某年某月的笔话，并注上号码。由此可知大河内辉声对笔话记录是多么珍爱！但是他去世后，这些装订好的笔话藏在平林寺的仓库里数十年，似乎无人翻阅，因此，有的被蛀蚀，有的封面脱落，有的去向不明。经过检索整理，计有：
　　罗源帖（1875-1876年），原有18本，现存16本。
　　丁丑笔话（1877年），原有7本，现存1本。
　　戊寅笔话（1878年），原有26本，现存25本。
　　己卯笔话（1879年），原有16本，现存2本。
　　庚辰笔话（1880年），全10本。
　　ｑī＠⑥园笔话（1881-1882年），全17本。
　　韩人笔话，全1本。
　　书画笔话，全1本。
　　总共有94本。现存者71本，缺23本。其数相当可观。（注：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第234-235页。另外参阅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及《黄遵宪与源桂阁初次笔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揭载于《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1961年1月。）
　　当时，实藤从平林寺借出7本携回抄写。1944年秋抄完后，再借出6本继续抄写。1944年秋，美机轰炸东京日甚一日，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中美英苏正式投降时为止，实藤抄写笔话遗稿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他的为学精神，令人钦佩！
　　大战结束后，与实藤共同研究黄遵宪的丰田穰已去世，而且，这时实藤要把1939年刊印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加以修正、增补，几无时间去整理所抄写的黄遵宪笔话。但是1961年他突然接到郑子瑜编辑的《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知道海外的中国人也有研究黄遵宪的，而且，不久又收到周作人介绍此书的来信，于是就写信给郑子瑜，说明黄遵宪笔话遗稿发现的经过，并请郑来日本共同从事研究。（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至此，黄遵宪笔话遗稿的问世为期不远了。
　　1962年4月，郑子瑜由新加坡来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与实藤开始共同研究，利用的是实藤的手抄本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摄制的平林寺所藏的所有笔话遗稿缩微胶卷。但是由于遗稿的数量很多，绝非短期间能整理、编校完成，而且，郑来日，为期仅数月。因此，他们作了如此的约定：(1)郑将早稻田大学摄制的笔话全部遗稿胶卷复制一份带回新加坡。(2)二人共同编校、整理，约定于1964年以前完成。(3)以两人编校、整理的名义出版。（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
　　虽经双方共同努力，笔话遗稿的编校、整理工作还是较原定计划晚了一年，至1965年才完成。但是纯学术的研究资料，非为一般出版社乐于刊印，因此拖延到1968年5月，由新加坡黄望青提供出版资助，并得到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终于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为题名刊印了出来。这第一手珍贵参考史料的问世，给黄遵宪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四、黄遵宪研究的推进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全文都是中文，虽出版于日本，但是，战后一代的日本人能读此书的为数有限。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实藤惠秀乃根据笔话遗稿，编译了一本《大河内文书》，副题是“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编入平凡社（东京）的东洋文库刊行于世。这本书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不同，它不是以黄遵完为中心而编译的，而是从笔话遗稿中选出有趣而重要的一小部分译出，而且，它的编排与标题也有独到之处。今将它的目录抄录如下：(1)桂林庄的主人。(2)中国公使一行来日。(3)公使何如璋。(4)黄遵宪。(5)公使的答礼。(6)中国的古乐。(7)曾根俊虎。(8)副岛种臣。(9)异想天开的笔谈。(10)森春涛。(11)观花赏樱的预告。(12)向岛的观花赏樱。(13)与童子的笔谈。(14)以狗与猴子为比喻的对话。(15)依田百川。(16)引出话题来。(17)“培元安神汤”特效药。(18)大久保利通之死。(19)不是“同文”。(20)话谈服装。
　　以上总计20章，译文及说明都使人读之轻松而有趣。其中，除第4章“黄遵宪”外，黄参与笔谈的有第1、9、11、12、13、14、17各章。特别是第12章“向岛的观花赏樱”里，有黄遵宪的七言绝句，不见于《日本杂事诗》，今录于下：“长堤十里看樱桃，裙屐风流此一遭，莫说少年行乐事，登楼老子兴尤高。”此诗成于1878年4月16日，正是樱花盛开季节，墨江（隅田川）堤岸的景色更显得美丽好看。
　　总之，通过《大河内文书》的笔话，使我们了解了明治时代中日两国文人交游的雅趣。
　　那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编校与整理又怎样呢？
　　此书是以黄遵宪的笔话为中心而编校的。黄于1877年12月20日初抵东京后，至次年3月3日，在东京芝山月界院的中国公使馆里，与来访的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第一次晤面笔谈。黄的自我介绍是：“仆黄姓，名遵宪。前闻梅史盛推阁下，亟欲一见。”这份笔谈记录保存在前揭《戊寅笔话》第4本里。因此，这本书收录的笔话始自《戊寅笔话》第4本，即自戊寅（1878年）3月3日至第26本的12月15日止，计有35次笔谈。其次是《己卯笔话》第15、16两本，即自己卯（1879年）12月8日至同月24日止，计有3次笔谈。再其次是《庚辰笔话》第4、7两本，即自庚辰（1880年）2月2日至4月9日止，计有3次笔谈。总计起来有41次笔谈，以戊寅年为最多，而己卯及庚辰两年为最少。这是由于原本欠缺的缘故。
　　笔话并非仅限于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二人之间，有时尚有其他人在同一纸片上进行笔谈。究竟谁是谁？只有根据字迹及笔话的内容来断定之，而且，他们都是信手而写的行书或草书，有时尚有涂改之处，或脱字，或误写。因此，编校、整理这些笔话遗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终于刊印出来，实得力于实藤惠秀及郑子瑜二人的努力。
　　战后，日本由军部的统治解放了出来，民主与自由思想代替了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点，以及文学的评价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变。战前反动的、主观的、自大的“支那观”，转为进步的、客观的、理性的”中国观”，对黄遵宪的研究，由政治的利用转为真实的探求。
　　先就文学而言。丰田穰和实藤惠秀是战争时期应日本文学报国会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要求而开始翻译《日本杂事诗》的。在当时的“大政翼赞”体制下，乃将杂事诗中对“国体”不利的《神代史》（荒唐古史）、《三种神器》（徐福）、《福功皇后》、《佛教》（三宝奴）、《天皇即位》等5首删去。而且，其他各诗的标题也有更改。但是在战后平凡社刊印的《日本杂事诗》（1968年版）中，实藤惠秀将1943年生活社的版本加以增订、修正，并补充了上揭被删除的5首诗。此外，钱萼孙笺注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出，接着郑子瑜编辑的论文集《人境庐丛考》也由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出版。《人境庐诗草》里的诗，与《日本杂事诗》不同，无日译本。1960年，京都大学文部教授吉川幸次郎旅欧返日后，与同事小川环树教授共同编辑、校阅《中国诗人选集二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其中的第15册《黄遵宪》是由吉川教授的女弟子岛田久美子译注的。她除了从《日本杂事诗》中选了8首以外，其余的全部采自《人境庐诗草》，也可以说《黄遵宪》是《人境庐诗草》的“选译”。这本书于1963年2月初版，至1979年已增印到第11版，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公度诗的爱好。
　　其次就历史哲学而言。在日本，一般人对《日本国志》的爱好，似乎赶不上《日本杂事诗》或《人境庐诗草》，这或者是由于历史哲学没有诗文的普遍性、鉴赏性的缘故吧。在学术性的著作里，谈到《日本国志》时，多与研究康、梁变法相关，并不仔细、具体。特地评论《日本国志》的，恐怕是史学家今村与志雄的论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注：该论文揭载于《言语》第3卷第8号，1974年8月，收入〔日〕今村与志雄《中国近代知识人的轨迹：“理智与情感”》，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今村认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是站在实证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并赞成黄遵宪批判德川光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等书都是以“大义名分”的史观去论断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