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考古论文是: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一、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
　　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SPAW,17,1911,pp.388-411.)。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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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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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①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作品。吕德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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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规定。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1910年前后，南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18页。)。其成书年代，后来更是引起了激烈讨论，但得出的结论差距甚远。金克木先生认为，“看来，纵然这些是跋娑的作品，也未必在马鸣之前。”(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跋娑要早于迦梨陀娑，而晚于马鸣。因此，马鸣的剧本就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既为我们了解印度戏剧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最具体的例证，同时，也成了探讨中印戏剧渊源关系的最早样本。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利用吕德斯的研究成果，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对梵剧《舍利弗传》和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作了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细致探讨。以后，凡论及中国戏剧起源者，无人不提马鸣之作(注：陈明：《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待刊)。)。
　　解放后，新疆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西域剧本，其中最主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发现有：1959年在新疆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1974年，新疆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两个语种的剧本与印度梵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者的主要研究论文有：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2年。又，多鲁坤·阚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89年第1期。)，以及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而后者的主要工作是由季羡林先生完成的，其专著有英文本《中国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注：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Mouton  deGruyter,1998.)和中文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注：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些新材料的阐释，为印度文学在新疆的传播史实，做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西域出土的这些戏剧史料，对讨论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对此已有多次申述，最近在《新日知录》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印度最早剧本的产生时间(及其与中国、希腊剧本产生时间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古典戏曲的文体特色(韵散结合)、剧本中的丑角问题等，都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注：季羡林：《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9页。)。这为我们指明了好几个研究课题。
　　　　　　二、西域所见的印度佛教文学作品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五章“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已指出庞大的印度佛教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文学成分。深浦正文的《佛教文学概论》则将佛教文学体裁分为譬喻、本生、佛传、理想、赞颂等十种，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将原始佛教的典籍，分为阿含类、@②奈耶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五大类(注：山田龙城：《梵语佛典の诸文献》，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中译本名为《梵语佛典导论》(许洋主译)，收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9册)，华宇出版社，1984年。)。后三者即为文学类。下面试以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譬喻文学
　　郭良@③的《佛教譬喻经文学》一文，对佛藏(特别是巴利文三藏)中的譬喻经一类作品，作了总体的文学价值描述(注：郭良@③：《佛教譬喻经文学》，《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62-66、73页。)。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是第一部以譬喻文学这一种佛教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注：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8，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年。陈明书评，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增刊，154-156页。其修改稿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编《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57-59页。)。不过，该书仅仅研究现存的汉译佛经中的譬喻文学作品，而没有涉及梵文、巴利文的相关作品，更没有注意到在西域出土的梵语文书中也有数量不等的“譬喻”类文献资料。
　　德国所藏吐鲁番的梵文写本中，有不少的佛教文学作品。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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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127-138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此见该书155-156页。
　　的文书(编号SI  P/38)和一件无标题的譬喻文书(编号SI  P/63)(注：G.M.Bongard-Levin  and  M.I.V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Buddhist  
Studies,1986.)。阿富汗近年出土的@④卢文佛经写卷，“根据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的研究，从这批@④卢文的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经典，大致有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在譬喻类的经典中，提到了公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大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⑤pavarman。邵瑞祺的看法，这些譬喻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释迦牟尼时代那些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有关，另一类则似乎是以当时由月氏人统治的乾陀罗作为背景。这两种类型的譬喻故事，虽然抄写在不同的卷子上，但却混编在了一块。”(注：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9页。)对邵瑞琪的分辨出的譬喻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价值，王邦维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业已指出，“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详见下文。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
　　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附录于氏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佛所行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早由饶宗颐先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又，参见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佛所行赞》的梵汉诸本的对勘与研究，国外学者的成果甚多，比如，E.B.Cowell、E.H.Johnston、平等通昭等学者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注：E.B.Cowell,Buddhacarita,editio  princeps,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vol.1,part  7,
1894.E.H.Johnston,The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Calcutta,1935-1936。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日本印度研究所，1981年，336页以下。)。钱文忠则以汉译本为参照，首次将《佛所行赞》(实名为《佛所行经》)现存的梵本进行了系统归类，对比研究了梵汉专名的对应情况，并考察了汉译本的来源(注：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35-146页。)。他在《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一文中，提到的西域出土残本有四种，即：
　　(1)斯坦因(M.A.Stain)在和阗附近的卡达里克(khadālika)所获kha.I，183号残卷。题记为“此即名曰‘入苦行林品’之第九品”。
　　(2)列维刊布的法藏梵本残卷。
　　(3)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⑥or@⑦uk)发现的残本，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编号分别为S.843和N.N.S.1049。
　　(4)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森尼木(S@⑧ngim)发现的残本，编号为Nr.2054a和Nr.2054b。另一件Nr.2250的出土地已不明，可能是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所获。
　　这些梵文残卷的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佛陀生平故事的“异本”，可供语言学家比较其语言的演变之用，也在于提供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诸种流传形态，对考察诸本内容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该作品的传播史，都很有意义。
　　佛传文学不只局限于释迦牟尼一人的传记而已，广义而言，还可包括诸佛、菩萨、护法王、甚至高僧(尼)等的传记。阿育王是佛教史最有名的护法大王之一。他的事迹既见于阿育王的石刻铭文，也保存在汉译的《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和《阿育王传》(安法钦译)之中。法藏敦煌于阗语文献中有阿育王的故事(注：H.W.Bailey,“A  Tale  ofA@⑤oka”,Bulletin  of  Tibetology  Ⅲ.3,1966,pp.5-11.)。1996年，阿富汗内战中出土的一批佛教写经，大部分被挪威的一位富商Martin  购得，目前由国际学者合力进行研究。据首批的研究成果揭示，这批藏品中就有一些阿育王的传奇故事的残片(Fragments  from  the  A@⑤oka  legend)，共有47个残片。Klaus  Wille利用《天神譬喻经》(Divyāvadana)中与阿育王相关的四个譬喻故事，对这些残片作了辨认和初步的研究，还从中找出了A@⑤okamukhanāgavinayapariccheda的开头部分(注：Klaus  Wille,“Fragments  from  the  Asoka  legend”,in  Jeans  Braarvig  ed.,I.BuddhistManuscripts.
Manuscripts  in  thé    Collection,Volume  I.Oslo:HermesPublishing,2000,pp.219-232.)。有关阿育王的这些残片兼有譬喻和传记文学的特点，很值得传记文学研究者做更细致的探索。
　　(三)赞颂文学
　　在印度古代宗教文学中，赞颂(Stotra)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体。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赞咏之礼”指出，“然而西国礼敬，盛传赞叹。但有才人，莫不于所敬之尊而为称说。”(注：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178页。)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亦指出“类似一种经咒而有文学意味的是对神的赞颂。”(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赞在内典中往往与颂并用，以颂扬佛陀的般若甚深、德相庄严、境界殊圣，亦是启请佛陀演说经教的方式之一(注：湛如：《敦煌净土教赞文考辨》，《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183页。)。赞颂文体不仅在印度本土盛行，而且影响到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语言文学。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于阗语、景教等文献中均有这类文学作品。敦煌藏经洞不仅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梵语等胡语赞颂文学作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汉语赞文，后者更是中印文学交流史的实证材料。因此，赞颂文体不仅于文学史上具有意义，而且在宗教史发展进程中，亦起到相当的作用。此文体的成熟与大乘佛教的兴起基本同期，此点尤堪注意。对西域出土的赞颂文学作品，若从文体学、文学发生学、比较文学、宗教学等多角度切入，必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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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对摩@⑨里制吒的事迹及其两部代表作在西域的传译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之(注：陈明：《摩@⑨里制吒及其＜一百五十赞佛颂＞的传译》，《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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