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考古论文是: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3页。)，此不赘述。在前引邵瑞祺《来自乾陀罗的古代佛教写卷——英国图书馆所藏@④卢文残片》一书中提到的“其他文体及杂类文献”，内有一种“佛赞”(stotra)，内容与现在知道的惟一一段写在@④卢文木牍上的“佛赞”很相似。后者是本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尼雅附近发现的，其意义在于它提供了赞颂文体的新材料。
　　根据井口泰淳(Taijun  Inokuchi)等编写的《伯希和所获中亚梵文写本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brought  from  Central  Asia  by  PaulPelliot)，可以得知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梵文写本中，属于赞颂文学一类的作品主要有：《无伤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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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一百五十赞佛颂》，还有一首对释迦牟尼的颂诗以及一些佚名的赞颂残片(注：Taijun  Inokuchi  (ed.),A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Brought  from  Central  Asia  by  Paul  Pelliot  Preserved  in  the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Kyoto,Pyukoku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al  Studeis,1989.)。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赞颂诗歌作品的重要资料。
　　除以上几类文学作品外，西域出土佛教经文中还夹杂有一些文学色彩较强的片断。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一文指出，“鄯善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还有若干佛教文学残片。比如，第647号文书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学描述。文中说：‘所闻为导者(船筏)回避。耆婆啊!你的美德无量。让我们用满足之心来听斋戒沐浴之课。’可惜我们尚不知这段文字出自哪部佛经。”(注：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63页。)耆婆是印度古代的名医，有医王和药王之雅号。专门记载耆婆故事的佛经有三部，《佛说柰女耆婆经》、《佛说奈女ｑí@⑩域因缘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特别是最后一部在我国影响较大，隋代(或北周)慧远的《温室经义记》和唐代慧净的《温室经疏》是其注疏。金克木先生认为“耆婆的故事大概是个流行的故事，佛教徒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文献中保存下来。”(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笔者曾撰《耆婆的形象演变及其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影响》一文来讨论耆婆从人间一般名医到天之医王的形象转化过程，以及他的事迹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流传和影响(注：陈明：《耆婆的形象演变及其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影响》，《文津》第一卷(待刊)。)。林梅村先生则新近考订出，上引的第647号文书中和另一件犍陀罗语文书，乃是《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其残存内容的三分之二与托名后汉安世高的汉译本相吻合。其不同之处可能表现了佛教典籍在不同部派之间传播所产生的差异性(注：林海村：《@④卢文＜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考》(待刊稿)。蒙作者见告，特此致谢!)。
　　另外，新疆、甘肃等地的石窟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印度佛教文学形象的“图像”。对于这些非文字的图像的珍贵遗存，艺术史家极为看重，考古学界对此论述不少(注：略举几例。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80-96页。同作者，《敦煌莫高窟北朝本生因缘故事画》，《佛雕之美》(台湾《史物丛刊》19)，台湾历史博物馆，1997年12月，187-228页。樊锦诗、马世长：《莫高窟北朝洞窟本生因缘故事画补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赵秀荣：《试论莫高窟第275窟北壁故事画的佛经依据》，《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吴荭、魏文斌：《甘肃中东部石窟早期经变及佛教故事题材考述》，《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19-25页。)，而文学研究者以往多“视而不见”。学界新近渐有“图像史学”一说，那么，“图像文学”的提法如果不算是无中生有的话，也应该是值得探索的一条新路。RatanParimoo以Vidhura  Pandita的本生故事为个案，从叙事、记号和格式等方面，讨论其从Barhut到阿旃陀石窟的演变过程。Dieter  Schlingloff在《印度故事画的传统在中亚》(Tradition  in  Indian  narrative  painting  in  Central  Asia)一文中，也是讨论中亚壁画中的印度故事(注：Ratan  Parimoo,“Vidhura  Pandita  Jataka-from  Barhut  toAjanta:A  Study  of  narrative,semiological  and  stylistic  aspects”;
DieterSchlingloff,“Tradition  in  Indian  narrative  painting  in  Central  Asia”,Aksayanīvī;Essays  Presented 
 to  Dr.Debala  Mitra  in  Admiration  of  her  Contributions,edited  by  Gouriswar  Bhattacharya.
Delhi,Satguru,1991.)。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一书，第三章“本生经最初的兴起”的第三节“由各地的壁画、浮雕看本生经的发展”，讨论了印度六个地方(Bharhut、、Amavavatī、Mathurā、Gandhāra、Ajantā)的艺术图像中所保存的本生故事，从而判定“本生谈”为佛教艺术浮  雕提供了最好、最恰当的艺术题材(注：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中国佛学  研究论文大系3)，佛光出版社，1987年，50-58页。)。作者也指出，新疆的吐鲁番、库  车、喀什干等地窟院的藻井、壁画中，尚有数量不少的本生画，对之进行精细的分主题  、分期研究，必将使我们对印度佛教文学的传播有更深入的认识(注：另见真如：《本  生经传——一部被忽视的经典巨著》，《博览群书》，2000年6月。)。
　　　　　　三、西域所见印度世俗文学因素
　　众所周知，印度的古典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异常密切。除去那些以宗教经典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宣扬宗教教义为主旨的作品，其余的大致可以看做是世俗文学。即便如此，西域所见的印度世俗文学作品仍然与佛教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一文指出，“除佛教文学外，印度世俗文学也通过犍陀罗语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未见《罗摩衍那》，而印度两大史诗中的另一部《摩诃婆罗多》却见于尼雅古城出土犍陀罗语文学残片，也即斯坦因收集品第523号文书。其文曰：
　　就像行路人感到疲惫而在这里或那里歇息，而后精力逐渐得到恢复。
　　人之初精力旺盛，而后精力枯槁；人之初受到赞美，而后受到责骂；人之初心中悲伤，而后喜悦；人之初乐善好施，而后向人乞讨。
　　有人因为悭吝，既不舍弃他们的财产，又不能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已经失去种种愉快，正刺痛着他们的心。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其所有的谷物堆放在谷仓而在饥馑发生时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穷人的命运呀!那些不知享受和分配(自己财产)的富人的命运呀!
　　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考证，这个文学残片中的第2段出自《摩诃婆罗多》浦那版第36·44颂。”(注：林海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65-367页。)
　　犍陀罗语文书中没有《罗摩衍那》，但罗摩的故事在西域其他语种的文献中时有所见。贝利(H.W.Bailey)讨论过于阗语的罗摩故事(注：H.W.Bailey,“The  Rāma  story  in  Khotanese”,JAOS,LIX.4,1939,pp.460-468.H.W.Bailey,“Story-telling  inBuddhist  Central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Culture,
23,Tokyo  1972,pp.63-77(许章真译《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3-33页)。)，而恩默瑞克(R.E.Emmerick)不仅论述过《罗摩衍那》的于阗语写本(注：R.E.Emmerick,“Two  Problems  in  theKhotanese  Rāmāya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European  
Seminar  onCentral  Asian  ,7-10.April  1987,London,4pp.;Language  and  Scripts  ofCentral  Asia,eds.Sh.Akiner  and  N.Sims-Williams,School  of  Oriental  andAfrican  Studies,London,1997,25-28.)，而且还对作品中的“一夫多妻”制作了全面阐述(注：R.E.Emmerick,“Polyandry  in  the  Khotanese  Rāmāyana”,Vividharatrakarandka:Festgabe  für  Adelheid 
 Mette/hrsg.von  Christine  ,JensUwe  Hartmann  und  Volker  M.Tschannelrl(Indica  et  Tibetica,ⅩⅩⅩⅦ),Swisttal-Odendorf: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2000.pp.233-238.关于《罗摩衍那》的婚姻观，另请参见刘安武《罗摩和悉多——一夫一妻制的典范》，《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8-69页。)。此罗摩故事不是蚁垤原文的翻译，但二者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印度著名长篇诗史《罗摩衍那》的译本。敦煌发现的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将其拼接、整理与汉译。任远将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篇幅上，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要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近期，供职于澳州国立大学的柳存仁教授又撰文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注：杨富学：《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百年研究述评》，收入《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2001年，80页。相关的研究论文有：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柳存仁《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在中国》对我国境内各语种的《罗摩衍那》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5-239页。)。Santosh  N.Desai在《＜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一文中，则探讨了《罗摩衍那》在亚洲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注：Santosh  N.Desai原著，许章真译《＜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载《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157-201页。)。
　　吐火罗文A(焉耆语)出土文献中也收有罗摩故事的缩影，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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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中的一段插话。西克和西灵克的《吐火罗文残卷》(10-11)中叙述了该故事的大致情节。总体看来，吐火罗语出土文献中不仅有佛教赞颂文学、譬喻文学、本生故事等，其突出的特色则是“戏剧多”。季羡林先生指出，“我在本书的另几个地方曾经说到过，《弥勒会见记剧本》，既然自称是‘剧本’，当然是戏剧无疑。有一些表面上看上去不像是戏剧的佛经，因为其中有丑角等戏剧特有的标志，事实上也是戏剧。再加上马鸣的梵剧，这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在新疆戏剧是非常流行的。这一点自来没有人提到过，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3页。)
　　从民间文学的层面而言，印度有许多世俗的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被宗教作品采用，而赖以流传后世。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鹿角仙人的故事，在汉地的流传，白化文先生已经撰文论述(注：白化文：《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中国文化》第六期，1992年，81-87页。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画有“独角仙人本生”。)。类似的故事在西域出土文书中多有所见。《罗摩衍那》中的ｓｈǎｎ@(11)子的故事，就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
　　　　　　四、受印度文学影响下的西域地方文学
　　　　　　——以于阗语文学为例
　　于阗位于新疆丝路南道，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之一。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的一支，丰富的出土文献向现代人展示了古代于阗文化与文学的盛况(注：H.W.Bailey,“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2)  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nian  periods,ed.E.Yarshater.Cambridge.1983.pp.1230-1243.)。总体而言，由于受到材料的局限，于阗语文学中的伊朗因素之探讨，问津者稀；而现存的写本则偏重于佛教较多一些，其中有一部译自梵文的《本生赞》(Jatāka-stava)，赞颂的是佛陀的本生故事，其于阗文本的序言中，将朝廷、国王、王妃、太子、公主、百官们都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