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