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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 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 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 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 。”[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 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 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 ，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 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 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 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 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 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 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ｓｈí@①宝，光演文武，《 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 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 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 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 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 ，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 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 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 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 、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 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 的实际影响。
二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 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 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 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 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 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 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 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 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 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 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 刘向《别录》。)
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 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 、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 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 用的自然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 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 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 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 家。
《左传》在西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 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 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贾护、刘歆。
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00年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 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向 社会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 ，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 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 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 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 )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 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 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应用 于现实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
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 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 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 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 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 ，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 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 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 》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 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 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 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 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 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 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 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 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 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 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 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 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 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 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 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 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 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 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 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 “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 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 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 ，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 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 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 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 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 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 ，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 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 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 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 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 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 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
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 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 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 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 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 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 《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 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 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 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 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 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 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 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ｓōｕ@②于红”，昭公十一年“大ｓōｕ@②于比蒲”。刘 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 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ｓōｕ@②于红” 。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 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 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 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 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 ，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 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 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 、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 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 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 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 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 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 》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 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 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 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 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 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
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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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