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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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 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 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 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 ,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 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 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 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 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 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 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 。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 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 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 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 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 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 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 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 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 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 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 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 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 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 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 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 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 ;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 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 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 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 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 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 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 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 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 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 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 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 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 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 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 说:“不书王,弑君、易bēng@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 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 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 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 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 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 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 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 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 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 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 ,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 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 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02-09-08
【参考文献】
[1]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1986,(2).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宀下是
@②原字上艹下鬼
@③原字左礻右方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 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 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 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 ,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 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 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 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 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 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 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 。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 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 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 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 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 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 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 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 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 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 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 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 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 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 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 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 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 ;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 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 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 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 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 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 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 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 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 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 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 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 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 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 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 说:“不书王,弑君、易bēng@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 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 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 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 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 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 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 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 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 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 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 ,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 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 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02-09-08
【参考文献】
[1]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1986,(2).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宀下是
@②原字上艹下鬼
@③原字左礻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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