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为最重要的是以万历本为代表的甲系和以崇祯本为代表的乙系，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刘辉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主要版本十四种，是版本研究之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是围绕版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比如就“词话本”而言，存在着(1)初刻本时间、(2)东吴弄珠客等三序跋、(3)第53-57回的补刻、(4)万历间“词话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以及(5)“词话本”作为刻本之祖与其他诸本的渊源等五大问题。关于“词话本”，经魏子云、马泰来等考证，大致可以确定初刻本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初刻本时间的确定因直接关系到成书年代的推测，至少可以为成书确定一个明确的下限，故此对于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嘉靖说”与“万历说”之争，以及综合其他佐证材料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关于第53-57回，经语言学家朱德熙及其他学者的考析，也已大致可以确定为南人“补以入刻”（详后）。至于另三个问题，至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和歧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再如关于张竹坡评点本，也是版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论题，先是陈昌恒于1986年整理出版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次年，吴敢同时推出《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部学术著作，对于推进有关张竹坡本人及其《金瓶梅》评点的研究贡献尤著。
　　源流研究包括溯源与传播影响研究。前者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有三行《苦孝说与〈金瓶梅〉》、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许固生《〈金瓶梅〉本事考略》等。而后，又有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韩南《〈金瓶梅〉探源》二文先后问世，堪称渊源研究的集成之作。此外，还出现了诸多对《金瓶梅》进行专题性溯源的研究论文。至80年代后，内地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了总结性的研究专著，如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等。周钧韬的专著乃是对韩南《金瓶梅探源》的全面发挥，具有考证全面、论述独到的特点。传播影响研究以《金瓶梅》续书研究和《金瓶梅》对《红楼梦》影响研究为主。如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以及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日本寺材政男《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美国史梅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花园意象》等（注：参见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二期。），其中《红楼梦与金瓶梅》收入26篇论文，集中代表了孙、陈二人的主要成果。史梅蕊之文则最富新义。有关《金瓶梅》外文译介方面研究，国外学者多有涉及，国内则以王丽娜用力最勤，撰有多篇文字。
　　当代学者在加强对《金瓶梅》文献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主要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周均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以上五编几乎已将古代、现代之金学研究资料尽收其中，嘉惠士林之处，自不待言。另外，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索引》、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金瓶梅词话语汇索引》、胡文彬《金瓶梅书录》及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记事》等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文本研究。包括小说文本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整体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孙述宇出版于1978年的《金瓶梅的艺术》，此书以人物研究为重心，涉及《金瓶梅》艺术成就的诸多方面。另外，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以及美国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金瓶梅》部分，等等，也都重在整体性的文本研究，其中浦、杨之作则更多自己独特的体悟与创见。
　　关于专题性的研究，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内容：其一为人物形象论。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学也不例外。仅就专著观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方开掘，内涵丰富。其中有侧重于人物形象整体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论》、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个体研究的，如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等；也有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的，如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至于论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张天畴《〈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等，也各有特色。从总体上看，早期论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转向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为深入。
　　其二为叙事模式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此前的叙事研究多沿承传统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才陆续有些颇有深度的论文问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等，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学者能充分吸纳叙事学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一些新见，如美国浦安迪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论》、柯丽德《〈金瓶梅〉的结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花园意象》、日本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叙述的混乱》、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等论文，这些成果对于加强和深化《金瓶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三是语言艺术论。这一研究是随着许多语言学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语言（包括方言熟语）艺术与现象本身研究和(2)通过语言现象与特点的研究为推断小说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前者除了诸多论文之外，还出现了为数可观的辞书和专著，如张鸿魁《金瓶梅字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上海市红学会、上海师大文研所合编《金瓶梅鉴赏辞典》、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辞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语俗谚》、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密》、《金瓶梅妙语》、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评注》、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等。国外关于《金瓶梅》语言艺术与现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辞艺术、双关语、隐语、歇后语及其他语言现象等内容，主要见于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金瓶梅的修辞》、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日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的语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语》、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等。比较而言，《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语考释为媒介为探讨小说作者或小说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如朱德熙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通过《金瓶梅》中方言两种反复问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53-57回则是南方人补作的观点，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鉴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争，从方言俗语开辟一条考证新途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广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纯为鲁语的说法，证实其中还掺杂着吴语、晋语以及北京方言等。
　　其四为艺术价值论。由于《金瓶梅》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金瓶梅》的价值评价始终存在着很大的歧见甚至相反的观点，一般来说，人们对其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性描写多有责词，而对其艺术价值则多作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定《金瓶梅》当为“三流作品”，似乎贬之过当。不过，更多的学者是从一般的价值评判走向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的具体探讨上。在80年代率先对《金瓶梅》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的是宁宗一，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说美学的新观念。此后，宁宗一与罗德荣联合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进一步论证《金瓶梅》的小说美学价值。此外，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等专著以及章培恒的著名论文《论〈金瓶梅词话〉》，都有对《金瓶梅》独特艺术价值的深刻领悟与充分肯定。王书采用八个理论视角，对小说的多重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多有创见。
　　其五为主题思想论。前面已较详细地评述了有关主题思想的讨论，此略。
　　（三）文化研究。就研究论著数量而言，文化研究无法与文本研究尤其是文献研究相比，但就研究深度而言，尚有一些新见值得注意。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总论与分论即整体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代表性论著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以上专著）、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论文）等。另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其实，有无标出“文化”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从文化现象入手逐步走向更为潜在、更为深层的文化精神研究。
　　文化分论即文化专题研究包括宗教文化、性爱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石景琳、徐ｔáｏ＠②《金瓶梅的佛踪道影》是两部比较系统探讨《金瓶梅》与佛道二教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金瓶梅》里的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小野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荒正人《色情和文学》、武田泰淳《肉体的问题》及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首开先声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80年代之后，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等从各个不同层面勾勒出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代的民俗现象。关于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至于商业文化研究，则以邱绍雄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为代表。文化专题研究与文化整体研究一样，都需要透过文化现象直趋文化精神之内质，而文化精神的研究则对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现象，而且要有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
　　　　四
　　回视百年金学，代代学人前后相继，耗费大量心血从事于《金瓶梅》之考论工作，终以诸多实证性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陈言谬说，澄清了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文本、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因此对百年金学所取得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代代学人所付出之心力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间，在百年金学的表面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这一事实是与百年来充斥于金学研究中学理、学风之亏缺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此类学理、学风之弊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考证公式化。20世纪之初，胡适以《红楼梦考证》一文鸣世，其考证结果使曹雪芹终获著作权，推动了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而其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风行于世，深入人心。而在《金瓶梅》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作者研究，则仅取其“大胆假设”而舍其“小心求证”，于是乎，有关材料＋猜测＝作者人选，遂成为《金瓶梅》作者考证通行之公式，结果作者人选渐而至五十余人之多，谓是奇观，实是悲哀，于真实考证无补。
　　二是论断主观化。有三种表现，一是考证中之索隐倾向。典型者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所以他在其书中固执地认为：“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二是囿于所见不博，此在《金瓶梅》之方言考辨中表现颇为明显。三是以臆测取代事实，求奇尚异。如“武松爱上潘金莲”之说，故作惊人之语，殊为无聊。
　　三是方法单一化。现代阐释学之在20世纪初确立，即主张以开放之眼光，求达文学作品之丰富内涵。而许多金学研究者却往往为原有思维定势所限，研究方法陈陈相因，比较单一。如果说在百年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特定政治环境之影响，金学研究之单色、平面固难避免，那么在80年代以后，小说研究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得以更新，一些论著却仍是对以往成果的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则不但证明其理论方法之僵化和落后，同时暴露出其学养之不足。
　　以上三大弊端毫无疑问是影响百年金学整体成就的主要症结所在，其所产生的离心力量使推动金学向前发展的部分动能消弥于无形，故发人深思。而今，世纪幕落，百年已尽，那么新世纪之金学又将何去何从呢？有感于20世纪金学之得失，我们认为，应重点围绕以下的“双向推进”和“三个转移”实现新的突破。所谓“双向推进”即指应该在金学理论建设与金学走向深入两个层面同步展开，相互促进。显然，金学的提出受启发于红学，金学界倡导金学也有比肩于红学之意，但较之红学，金学的理论起步毕竟相对滞后，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金学本来也可与红学一样，挟改革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势，充分吸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着力于金学的理论建设，然而，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热点争鸣，尤其是将大量心血耗费在推证《金瓶梅》作者上，所以金学的理论建设一直裹足不前，反过来势必影响金学的发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金学界还缺少不时回视与前瞻的学术反思兴趣与动力，至今尚无一部反思过云、启示未来的通代金学研究史的著作问世，因而前贤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与智慧得以及时转化，由此常常造成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鉴此，有必要首先开展金学研究史的研究，即能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编写一部《金学通史》，以便对现有金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学术大盘点，并为21世纪的金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支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金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广泛、持久而深入的讨论，以寻求金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加强金学薄弱的研究领域和环节，向纵深开掘和拓展，以提高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概而言之，就是实现“三个转移”：一是在文献研究方面，作者求证在没有发现新的强有力的内证材料的情况下应该缓行，而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金学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之中；二是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要摒弃过去过于注重的道德评判，而将着力点放诸《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较之过去小说传统的艺术创新精神及其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上；三是在文化研究方面，在重视文化形态研究的同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并进一步拓展视野，展开跨文学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金瓶梅》所蕴含的艺术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总之，21世纪的金学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的双重突破，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冢
　　　　＠②原字勹内加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