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质观、载道说、永明声律说和神、气、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等范畴，也都作了相当有水准的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第一次提出永明声律说之成立，是受到佛教梵贝颂读的影响。自陈先生之说出，中国古文论受佛教影响的种种问题就不断的提出来了。陈说之是否正确，虽然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正因了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断的深入下去。总之，古文论的专题研究在这一学科的建设初期就把它引向了深入。

　　这一学科创建初期，从其已有成果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它的研究目的更多的带着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政治功利的色彩。陈钟凡在他的《史》中只提到“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显然是针对古文论自身的评估的。郭绍虞在他的《史》的初版序言中说他写文学批评史的目的是印证文学史。罗根泽提到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近。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罗先生说的这两个目的，其实只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有益于当代的文学批评。方孝岳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序中，说得更为简单，他说：“不过是借他们的帮助，来引起自己的思想罢了。”“凡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随时顾到自己的批评本能，那才是上上等。”他说的也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意思。初创者们创建这一学科的目的，除了对于史实本身的了解之外，至多也只考虑到如何有益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它仍然限定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范围内。即使这一类的考虑，似乎也只是停留在概念上，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不出有付之实践的意思。他们都是一些沉迷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纯正的学者，功利目的并不明显。此种研究目的也牵涉到后来的研究，其中之是非得失，当然是可以讨论 的。

　　二是此一学科创建之初，就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就把这一学科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史学科是在文学史学科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学史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从1904年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1912年撰写《宋元戏曲史》起，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传统学问中对于史料的高度重视，与西方的哲学、文学理论的观念与方法结合，使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近代的形态。文学的《史》的形式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我国的文学研究史上，这样一种形式从未出现过。《文心雕龙》文体论部份，有各种文体的史的回顾;明人诗话，也常按史的顺序评论诗人与诗作。但是他们并都没有文学的《史》的撰述的严格概念。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显然也是西方观念影响的结果。从初创者的《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专论中，此种影响更为显著。如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在论及文笔说时，提出纯文学和杂文学的问题;在论及文与道的关系时，提出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论及先秦诗论时，提到真善美的问题;论及古代文论中的创作论时，提到灵感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初创期的古文论研究，普遍的采用实证的逻辑推理的方 法，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常用的感悟式表达方法，向着现代的科学研究转变。这当然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有关，但与初创者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他们广博的知识结构也不无关系。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这一学科在后来得到充足的发展。

　　三是在研究的取向上，初创者们更趋于求真。他们之中，虽然有的着重于资料的清理与彚集;有的着重于理论的阐释，但大都着眼于古文论本身的解读，而更少理论的引申发挥以至附会，当然也就很少后来出现的将古文论现代化、以“古人注我”的偏差。除了傅庚生的《通论》带着较为明显的理论色彩之外，其他各家，更多的是着眼于史实本身的阐发。这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平实，虽说不是非常深刻，但却更有历史实感。

　　当然，与任何初创的学科难免幼稚一样，初创时期的专题研究虽也有像刘师培的《文笔辞笔诗笔考》、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陈寅恪的《四声三问》那样学术水准很高的论著，但大多数仍不免粗糙，无论在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上，还是在事实的梳理分析判断上，都还有待于深入。

　　二

　　1949年之后，古文论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大陆与港、台地区，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开始出现差异。大体说来，港、台地区，较多的保存着上半个世纪的研究路子，中间波动也不大。大陆地区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大体说来，可分为前十七年和最后的二十三年两段，中间有十年时间，虽有九十馀篇论文，但都是所谓“评法批儒”的产物，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古文论研究的中断期。

　　前十七年，专著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修订本，和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罗根泽的《宋代文学批评史》;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6。此一时期，开始陆续出版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选辑》17。专题研究只有论文五百三十馀篇，涉及的研究对象，并未超出前五十年的范围;就研究的深度言，除《文心雕龙》之外，在意境理论、风骨理论等问题上，有所进展。而学术思想的最大改变，是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十七年的古文论研究，是研究者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批判继承古代文论遗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用苏联的文艺学概论作为理论指导，去分析甚至套用古文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是认识到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继承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优良传统，保持民族特色，因之十七年间前后两次提出应该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两次都有较大的声势。但是，每一次过后又接着出来“纠偏”。两次都强调应该尊重民族传统、民族特色;又都在研究的实践上常常背离自己的传统，自觉不自觉的以苏联的文学概论去解读我国的古代文论，把古文论作为苏联文学概论的理论 框架和理论观点的注脚;而不是从古文论的实际中总结出自己的理论。这种矛盾的现象与其中的原因，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现象一样，有着甚深的值得深长思之的地方。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三年，是大陆古文论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进展是研究者观念和方法的多元化;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研究范围的极大拓宽。《史》的著作，较前多样化也深化了。除了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1979年之后陆续出齐之外，后二十三年撰写的，最早当然要数1981年出版的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和同年出版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7年出版了蔡钟翔等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1989年起，陆续出版了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1995年出版了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9年出版了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些《史》在写法、侧重点和广度深度上各有特点。至七卷本的《史》出来，文学批评史的规模，在现有的体例框架内，无论在材料的搜集，还是在材料的解读上，都已经做得相当充份了。作为《史》，它不可能做得像专题研究那样细密，也不可能涉及到所有问题。它只能取其要。篇幅如果再无限扩大下去，大概就可能做成资料长篇，就会失去史的意义。

　　此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虽非《史》但却类史的著作，如1987年出版的湛兆麟的《中国古代文论概要》，1988年张乃彬的《中国古代文论概述》，1991年出版的樊德三《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和赖力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学》，1995年出版孙耀煜《中国古代文学原理》。这些著作，虽以论为纲，但也可以从中见到史的脉络。

　　上述的各种文学批评史，虽详略不同，对于理论批评的史料解读与评价各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就理论形态作分析与判断。从此一学科建立之日起就如此，似乎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的局限，提出只有结合文学创作实际，才有可能对理论批评作出正确的解读。就是说，对于批评家所论及的作家作品，应加以分析，而不只停留在他的理论上。程千帆先生与王运熙先生就一再提出这样的告诫。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板样。事实上，要把古文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光是从创作实际来印证理论批评之正确与否和它的价值所在，也还是不够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批评是否代表了批评者的真正的想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儒家思想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人生信仰、生活情趣甚至个人的情操品行，却未必样样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因此就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公开的场合，在公开的文章里，往往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他们的真实爱好、他们的情趣，却常常流露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他们的创作里，不知不觉的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只有把他们的理论批评跟他们在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他们的 理论批评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在我国历史上，有的时间段落，理论批评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潮却相当活跃，新的文学审美趋向、新的文学观念，大量的反映在文学创作里。仅就已有的理论批评结合所批评的作品进行研究，并不能反映文学新思潮、新观念的全貌。基于此种考虑，八十年代初，罗宗强提出把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结合起来考察，撰写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第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1995年，他的学生张毅出版了《宋代文学思想史》;1997年，罗宗强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这一套八卷本的文学思想通史至今尚未出齐。除罗宗强主编的这套思想通史之外，此时期尚有其他的几部断代文学思想史问世，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等。

　　综合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外，这段时间，出版了大量的各体文论史，如1982年出版的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1988年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诗话史。1995年出版的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则重在理论的阐释。同年，王先霈、周伟民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出版，是最早最系统的小说理论史，以材料丰富见长。1989年又出版了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991年出版了刘良明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待到1992年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出来，小说理论的史的清理，脉络更加清楚，发展过程的不同特点也更加明晰，而对于且重要小说理论批评家的小说观念的叙述，也就更加细致深入了。词学理论方面，1994年出版了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分体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把不同文体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引向了深入。从这些分体批评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所形成的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从特有范畴的演变，到不同文体自身的本色当行批评，到这种批评自身的理论系列，都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这些相对的独立性，在综合型的文学批评史中，是不容易显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分体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是对古文论总体把握的深化，从 主干上长出分支来了。从目前的情形看，似乎可以说，古文论史的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它的分体的发展脉络已经大体清楚。当然，我们也只做到了这一步。至于各体之间理论批评的交错与差异，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我们在综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没有深究，在分体的批评史中也还没有深究。而这一点，我以为是至关重要的。

　　从理论阐述与理论评价的角度考察某一文体的理论问题的，有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李壮鹰的《中国诗学六论》，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的《中国诗学通论》，宁宗一、孟昭连、罗德荣、李忠明的《中国小说学通论》，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赵景深的《曲论初探》，蔡镇楚的《诗话学》，刘德重、张彭寅的《诗话概说》，张伯伟的《中国诗学研究》，张法的《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等。研究一个时期或某一文体的理论问题的，如张少康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等。

　　如果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大陆地区古文论的研究时不时的与当前政治相纠结的话，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