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隆?1从文以明道的角度，则有褒有贬。72 对诗文的这种重政教之用的理论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传统的看法。重视文学的功利目的的，充分肯定明道、载道的文学观;重视文学独抒个人怀抱的作用的，多对文明道、文载道说有所非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文明道、文载道说时，往往把它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同起来。这样的等同在专著和论文里所在多有。其实，明道、载道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它指的是明儒家之道。对于明道、载道说的评价，还牵涉到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

　　在对于古文运动的评价中涉及的又一个问题，是关于文笔之争引起的对于文学的不同看法。齐梁之际出现的关于文笔的不同论述，在我国的文论史上究有何种之价值，一直是古文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百年来最早关心这一问题的是刘师培先生。本文前面提到他的《文笔辞笔诗笔考》。嗣后郭绍虞先生为此写了三篇文章，73 特别是在最后的一篇中，他辨析文、笔的概念，详论文笔说产生的原因，对其做出评价。逯钦立、王利器两先生都有文笔论，74 文笔说出现之初，概念阐述既难以细密，各家之理解又不一，也就必然的造成后来研究者辨析之困难。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文笔说之出现，与文体辨析有关，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的现象;或者还与一种朦胧的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要求有关(如肖绎的文笔观)。但是这种区分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趋势，到唐人的“古文运动”起来，也就终结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文笔问题牵连到了“古文运动”的得与失。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界较为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是道家思想对于古文论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老、庄思想与古文论的关系上。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这里要特别介绍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漆绪邦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漆先生从老、庄的自然之道与古文论中以自然之为美，从玄览、游心与神思，大象无形与境生象外诸方面，论道家对于古文论的几乎是半壁江山的影响。徐先生则仅从庄子立言。他认为，庄子的“与天为徒”，“入于寥天一”，是逍遥游的境界，而这正是最高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循耳目内通的纯知觉活动，这种纯知觉活动，即是美的关照。”他认为：“与物冥的心，即是作为美地关照之根据的心。与物冥之物，即成为美地对象之物。”庄子讲我与道冥一，自我也就消失。徐先生认为，自我的消失，实际上构筑出了另一种的心物关系：万物相通，这是“大情”，是与物共感的关系。这种与物共感的“大情”，乃是属于对象的感情，“对象的感情，实际是通过了想象力的活动，或推动想象力的活动。”“所以在他的观照之下，天地万物，皆是有情的天地万物。”我们当然还可以对徐先生的观点提出疑问，比如说，没有是非 、没有个人的强烈爱憎，就没有文学。但我们也必得承认，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我们又必得承认，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剎那间的精神境界。从这样的精神的层面来论述庄子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远比把庄子的若干论述直接的套用为文学艺术论要好得多。老子和庄子，并没有直接的论述文学艺术。他们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的，是他们的精神。如果我们考察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往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附会和对应他们的个别论述与个别文句，去论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观点。那样的论述总给人以隔着一层的感觉。二十世纪后期，从精神旨趣的层面研究庄子思想的，已经渐渐的多起来。75 道家思想对古文论的影响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对于魏晋玄学与古文论的关系的研究。自汤用彤先生论玄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之后，有关此一论题之论著便不断出现。汤先生集中的论述了玄学影响于文学的主要之点为得意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后来者除了在此一范围?�内进一步展开研究之外，兼及玄学影响下魏晋某一时段文学思想之研究，玄学本体论与文论关系之研究，玄学影响文学理论之途径之探讨等�?6 至于玄学对于我国古代文论后来的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与佛家影响下的文论融合，过程如何，则至今似尚未有作全面深入研究者。盖此一点之研究，实牵连到与佛、道思想之纠结，要厘清须下甚大之气力，涉足不易故。

　　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界关注的另一问题，是佛教对于古文论的影响。最早提出问题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提出诗论史上重要的永明声律说实由于佛教之影响而产生：“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他并且认为，四声说之创立，实在南齐永明之世。77 陈说一出，即引起古代文论研究界的甚大关注，也引发了不少不同的意见。郭绍虞、夏承焘、詹锳、饶宗颐都有论文就此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78 近年闻海外发现新材料，此一问题之研究或可能有新的进展。79 不过此一新发现之材料当年是否已传入中土，似为解决问题之一关鍵，而中土固有之五音与四声之关系究竟如何，四声说与本土声韻学的发展究有何种之关系，似又为另一关键之所在。四声之外，较早论及佛教对我国古文论影响的，是徐中玉先生。80他比较广泛的论述佛教论风和佛教思想对我国文论的种种影响，所涉虽较粗略，但开风气。其后深入的论述便不断出现。论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的，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 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等;论述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而涉及文论的，如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唐代文学与佛教》、周裕楷《中国禅宗与诗歌》等;研究某一批评家而涉及他们与佛教的关系的，如研究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李卓吾文论等等。但是研究最为集中的，还是佛教如何影响诗论的问题，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周维介《禅与中国诗论之关系》，张伯伟《禅与诗学》，周裕楷《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宗语源》等。特别是张伯伟的《禅与诗学》，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对于禅与诗学的关系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说。这书的上半“理论篇”，从四个方面展开：禅与诗格、禅与诗话、禅与论诗诗和禅的思维方式与意象批评。每一个方面，都有禅与诗论的对比、联系，既论影响，亦论影响之途径。既考察佛教典籍的结构、文体对诗歌理论形式的影响，又考察佛学义理对诗学义理的启示。在一些问题上虽尚存进一步深入探讨之馀地，然平实以求是，不失为一部论述禅与诗学的较为优秀的著作。如果我们从近百年来对佛教与古文论关系研究的热点看，那么最受关注的还是意境理论问题。有许多涉及佛教影响中国诗论的研究，都多少要讲到意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佛教的传入就没有意境理论的产生。当然也?醒д卟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意境理论的产生，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壌�4艘晃侍庵�研究，似亦有待深入�6杂谖难ё髌分械囊饩诚窒缶坑卸嗌僦种�类型，从这些类型归纳中有可能描述意境之不同层面，进而追索文学创作中意境追求之发展轨�!4醋魇导手械囊饩诚窒蠛未硬�生是一个问题，何时上升为理论范畴，它的表述有没有一个过程，又是一个问题�O钢卤嫖稣庑┪侍庵�后，才有可能全面的考察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出现究竟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9赜诜鸾倘绾斡跋煳夜�的古代文论，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N蚁胱钪饕�的是深层的思想影响，而这深层的思想影响中，又要充份的考虑到思想融合的种种复杂现象，要分清它与儒、道的界线�S镅缘谋硎鲋皇潜聿愕南窒螅�从语言的对应中寻找佛教与古文论的关系，至多只能说明语源来自佛教经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也要特别的小心，所指称的佛教经籍辞语，必需确证该佛教典籍传入之前，汉语中未曾出现过）�S镌从胨�表述的范畴内涵之间是有区别的�U馄渲型�往经过改造、丰富�6�在这改造丰富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加进了本土的思想观念、本土文化的因素�V挥性谡庋�的细心的清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入的来谈论那些是来自佛教或佛教的影响�?BR> 百年来对于儒、道、佛三家在古文论中的思想影响的研究，有专论的，如上述提到的诸种著作;有杂在其它问题的研究中论及的。总之，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似乎有一个问题尚未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那就是三家思想给古文论带来的影响如何决定着古文论的发展路向，带给它什么样的起伏变化，带给它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古文论来说是好是坏。(我们曾经讨论过古文论的民族特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认真的讨论那民族特点的根源所在。一旦追究那根源，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它们在价值标准、思维方法、审美趣味上都是不同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涉及我们对古文论不同思想系统的评价，我们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最终涉及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这个最终的看法，我们在研究古文论的过程中常常是有意无意的廻避了。

　　六

　　百年来古文论的大量的而且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专题。我们的古文论研究，从大的方面看，从“史”开始。由史而进入专题。前辈从“史”的研究开始，是为此一学科开拓一个研究的范围，建构一个基本的框架。当这个研究的大致领域，这个基本的框架建立起来之后，进一步的拓展就有赖于专题的研究了。专题的研究应该是最基本的研究。离开专题研究，这一学科是不可能有新的发展的。

　　百年来我们在专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老一辈学者如朱自清、陈湛诠、王叔珉、饶宗颐、徐复观、任访秋、王梦鸥、王礼卿等，在专题研究中都有杰出的成绩。朱先生的《诗言志辨》已成为经典，自不待言。陈湛诠的《毛诗序》研究，搜罗材料之丰富，至今也还少有人能及。饶宗颐的六朝文论研究，大多带有原创的性质。他钩索六朝文论佚书，撰成《六朝文论摭佚》。他从文体着眼，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之关系，称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之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典论论文》假音乐之节奏以比况文气，陆机则多用音乐之原理，以说明文律。并因此而谓不少文论之要义，乃从音乐体会得到。陆厥、沈约受陆机之影响犹深，论著多剽窃陆机之语。饶先生精于音乐，故有如此之发现，言人之所未能言。王叔珉先生研究《诗品》，他的《钟嵘诗品疏证》，草成于四十年代，积四十馀年之辛勤，反复修订，才于1992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稿》。精确谨严，为《诗品》笺证的最佳成果之一，为古文论研究界所推重。王梦鸥与徐复观先生，则从不同的视觉研究文体论，并因此而有过一场争论。王先生重文本，而徐先生重作者之诸种条件。其实，他们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王先生也研究唐代诗话，有王 昌龄的《诗格》研究，有《试论皎然〈诗式〉》。而徐先生则涉及更为广泛。他研究《诗》的比、兴，研究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如前所说，他研究中国的艺术精神。论及儒家，他有《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任访秋研究袁中郎，有专著。此外像廖蔚卿的《从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谈六朝巧构形似之言的诗》，张亨的《论语论诗》，也都是用力甚勤之作。

　　比他们晚一两辈的学者，在专题研究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如傅璇琮、李珍华的研究王昌龄《诗格》81 。《诗格》作者是否为王昌龄，向有争论，均因史料不足难以论定。傅、李两先生以《诗格》所引例诗与王昌龄行踪比勘，提出《诗格》确为王昌龄所作，且可能作于他贬龙标尉期间。那些例诗所提供的线索是极细微的，为以往学界所忽略，而他们却注意到了，给了充份的论证。凡《诗格》本身所能提供的线索，几无遗漏的一一检出加以辨析。虽然《诗格》的作者问题尚有一些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傅、李两位先生的成果已把此一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专题深入研究的例子还很多，如萧驰的王夫之研究，82 吴承学的文体论研究，83 李锐清的《沧浪诗话》研究，84 李壮鹰的皎然《诗式》研究等等，85 都是各自领域的出色之作。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蔡英俊的《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86 这是一个常被涉及的课题，不易深入。蔡英俊从抒情自我、物色、形似、比兴等层面，比较切实的讨论了情景交融，有了自己的不少见解。邓国光的《挚虞研究》，87则是一部钩沉索隐，对存世史料极少的挚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