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近二十馀年来，明、清文学观念的变化似成为专题研究新的热点，有不少优秀的成果面世，如陈万益的《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研究》，88黄景进的《王渔洋诗论之研究》89 ，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90 陈国球《唐诗的承传——明代复古诗论研究》，91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92 廖、陈、左三书，是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研究明代文学思想真下功夫而又确有所见之作。廖书认为，复古派作家大都属于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他们热情关注现实，持积极的入世态度，因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每一次复古的高潮，都与现实的激烈斗争有关。从这一角度，廖先生认为，复古派不仅超过浙东派、江西派(台阁体)、茶陵派、道学家诗派、唐宋派，而且也超过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在文学思想上，复古派追求古典的审美理想，而又强调主体情感的地位与价值，恢复文学创作表现真情实感的传统，事实上开了明后期浪漫文学和进步思潮的先河。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或者可以与廖先生不同，但我们必得承认，他是下了功夫，言之有据的。陈书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入这一论题。他探讨的是复古诗论的总体面貌，而不局限于前后七子。不是直接阐释复古派的诗歌主张，而是分析他们如何讨论前代诗歌 ，如何从其中寻找自己的学习典范，用之于创作。揭示出复古派论诗的目的是为了创作，进而分析他们复古主张的真正意义所在。他认为，复古诗论最重要的贡献其实不在于他们预设的创作目标，而在于他们为达到这个目标努力识古学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前期复古诗论家反复思索个人与传统的关系;……中后期的诗论家对于其间变化的脉络，转变的关键等，都著意的分析。而他们的文学史意识亦愈来愈清晰，甚至标榜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代诗歌”。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复古诗论，也就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看到它在诗论史上的价值所在，而不至于仅从形式上加以否定。左著更多的是从哲学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关系，考察了明代后期的一个颇具典型的文学思想现象。研究晚明文学思想者，很难无视于李贽的存在。左著的价值，就在于全面的分析李贽思想的复杂内涵，从而更好的说明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必然原因及其特点之所在。
对于一个时间段落、一个流派、一种文学现象的文学思想作深层的研究，是专题研究中一种涉及面较广的研究。它要涉及背景的许多问题，诸如政局、思潮、社会风气、生活习俗;涉及理论批评也涉及创作，甚至涉及一些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家。它有时还要涉及一些边缘地带，与其他的学科交叉。也正因为如此，往往也就把研究深化了。最近一个时期的明、清文论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类的研究，也就常常展示出史的范围所未曾展示的事实，极大的丰富了史的研究。
专题研究又一个值得称道的取得相当进展的领域，是范畴研究。范畴是我国古文论的最为基本的部份，要对我国的古文论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不可能离开对于范畴的解读。当然，这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那些属于范畴，那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那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那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 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的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一些重要的、处于古文论核心地位的范畴的具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势”，“神”，“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味”等。而对于一些比较次要比较模糊的概念或范畴，研究得就较少。“神”、“气”是最早研究的范畴，三十年代郭绍虞先?拖群蠓⒈砹恕吨泄难朗飞系摹吧瘛薄捌彼怠贰ⅰ度宓蓝衣凵裼胛难乐叵怠贰ⅰ段钠谋嫖觥?3 。之后他又研究“神韵”、“格调”与“性灵”。94 意境理论研究的人最多，意见分歧也最大。本文前已提到它与佛教关系的问题，此处还要提到有关的一些论著，如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和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二书中均涉境界问题，而结合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展开，论述各有特色。叶朗论意境，则截断众流、有意忽略意境的演变过程与各家意境说的差异，直接从意境的理论实质进行阐述。“神韵”说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范畴。吴调公先生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有专著出版。95 比较集中的研究是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这套丛书在2000年底以前，已出版五种，闻今后将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全套共三十种。96 在已出版的五种中，有的是写得非常认真，如论“势”和论“自然”，基本的材料既收集细致又选择精炼，阐释富有新意而严谨。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范畴研究将是一个不小的推动。
除了阐释既有的范畴之外，有的学者还从理论上研究范畴的发生、范畴的界定，和范畴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如汪涌豪的《范畴论》，涂光社的《中国审美范畴发生论》97 汪著就范畴的哲学定义、构成范式、主要特征、逻辑体系，和它与创作风尚、与文体的关系全面展开论述，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范畴的统序系列，更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则从较宽泛的角度研究范畴。他把范畴与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结合起来研究，如从汉儒说诗论“诗言志”，从永明诗风讲“隐秀”。他把中古的一些主要范畴分成文德、文术、文体、文变四组分别阐释，对认识范畴的性质有所帮助。此书的特点是论证逻辑严密，理论色采较浓。
专题研究中还有一类属于文学技法理论的研究。这一类注意的人不多，成果也较少，但发展的趋势很好，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照这一领域。这里要特别介绍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98和蒋寅的《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99 王著论述了中国诗歌句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演变轨迹和发展动力。蒋著则追遡诗学中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论其与八股文之关系，及其在诗学中之展开。古文论中的技法理论似尚有不少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七
在粗浅的了解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大致情形之后，颇有了一些感想。
百年来的古文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似有所偏重。从研究的时间段落看，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的人较多，成果既丰富，也似乎较为深入。明、清相对薄弱，成果较少，留下的空白面也较多。从文体言，诗文理论研究多而小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相对较少。从专家和专著研究言，偏重三大著作：《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陆机、苏轼、王世贞、金圣叹等人。犹其是《文心雕龙》，研究论著几占全部古文论研究的五份之一。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当然与古文论自身的分布特点、与其学术成就的高低有关。但是与研究者对于古文论的全面了解或者也有一些关系。上面这些多人涉足的领域，可以说都是古文论中最为显露的部份，是进入这一学科谁都会看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更全面的了解古文论的面貌，除了这些显露的部份之外，深藏的、边缘的部份，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举个例来说，对于诗话，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史的或者史论的专著，也有了不少的重要诗话著作的专论。但其实对于诗话我们了解的并不很多。它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明清诗话，我们并未作认真的清理。现在蒋寅和张彭寅先生已在作这方面的工作，听说数量非常之大。当然这些诗话中的很大一部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全面的了解对我们最少有两 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更细致的了解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落的审美趋向，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特别是清代以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诗话里会有踪迹可寻。二是我们或者有可能寻找到意外的金子。在一些我们不大看得起的无名评论家的流传很少、甚或仅存手稿的诗话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精采的见解。再举个例，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思潮开始重视起来了，有了不少专著。但是更细致的研究还是有许多的课题等着我们去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士人阶层，同一阶层的不同群落，文学观念是很不同的。这些不同因为什么、如何交错?还需要清理。我们有了研究晚明佛学与文学的关系、心学与文学的关系、士风与文学的关系(如性爱风气)、商业与士风进而与文学的关系等等的专著，但是所有这些方面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影响某一位或者某几位文学家的文学观念，通过什么途径，这途径有多少层面，等等，我们似乎还需要花许多的力气去弄明白。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尚待开发的园地就更多，可以说比比皆是。寻找研究空白，进行专题的深入的研究，恐怕是今后古文论研究的主要的工作。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互相包容，是此一领域取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细检视成果，我们似乎可以说，有着较好国学根基、建立在详尽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从理论切入，再寻找材料加以说明的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历史实感上似稍有欠缺。从已有成果看，绝大部份都是停留在对于古文论本身的分析判断上，结合创作实际解读古文论的较少。我们也有了比较文论的研究。老一辈学者如钱钟书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朽的成绩。近年来比较文论的研究发展很快。台湾的侯健、古添洪，香港的黄维樑，大陆的曹顺庆和他的一大批学生，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曹先生的学生还发表专文，举起“四川学派”的旗号，并论其特色。这无疑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当然，可能由于此一领域对于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而真正做到中西兼通又不那么容易，因之这方面的成果在深度上似有待提高。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与现代文论的研究如何衔接，似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我这里说的与现代文论的研究衔接，不是指如何为建立当代的文学理论服务，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100 我这里说的是古文论、古代的文学观念与当代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存在什么样的衔接现象，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研究。从表面看来，这种衔接似乎不易找到。但事实是必然存在的。传统存活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观念中有文学传统的遗存，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近来因偶然的机缘读海子的诗，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种强烈的青春激情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的奇妙交错，那种完全生活在理想世界里的心灵状态，使我想到李贺。在这两个惊世天才之间，无疑流淌着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某一根血脉。我想起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论贺诗：“云烟连绵，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盈盈，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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