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80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今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却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在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的媒体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1] 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90年代以来“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有人还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2]。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终获得了最大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改革”代价由谁支付?又是谁在享受“改革”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重要原因。

　　二、对改革的反思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行奖金、计件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赵紫阳曾经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随着赵的失势，这些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3]，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4]，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5] 这个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被中国民间谑称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6]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