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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问题及其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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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集中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通过了《决定》,这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搞好国有企业的坚定信心和无比重视。对《决定》的精神重在落实,我们的各级“地方官”如何诠释这道国际性的、跨世纪的难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日前,本刊在约请部分地市领导探讨这一话题时接到了杭州市代理市长仇保兴的一篇文稿,从文中可以感受到这位市长对搞好国企的巨大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以及慎密的思路和设想。经过必要的删节,本刊特在改革论坛栏目中推出这篇文章,希望能对推动国企改革尽一点绵薄之力。

  【 正 文 】

  一般来说,由于国有企业在产权归属、经营管理、运行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尤其是集行政权和所有权于一身的政府,受多重目标的驱动,在实施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时,往往输入更多的“社会目标”,使国企更多地体现政府偏向,承担太多的“社会——政治”功能。这样一来,各国的国有企业在创业之始就不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是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效益不良就成了“世界之症”。

  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国企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探索。从2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后来一直就没有放松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了,先后有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股份制,后来又提出公司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再后来又是年薪制,向企业派稽查员。可以说每年都有一个新办法,但还是没有扼制住国有企业效益恶化,没有扼制住国有企业亏损增大,也没有扼制住下岗工人的增多。但是,有没有好的企业呢?确实好的也很多。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出几个顶呱呱的企业。但是这些顶呱呱的企业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属于特殊的因素呢?我相信大家自然会找到答案。

  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

  研究国有企业,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专家学者把毕生的精力都放进去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针对国有企业包括大型的现代企业现在所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比方说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X效率理论、 内部组织制度包括现在提出来的虚拟企业等提出了很多理论。从运行机制方面来说,我国国有企业有五个方面的机制性缺陷,这是国有企业原先就有的,现在还顽固地存在着,而且有的还在进一步恶化。

  负盈不负亏机制。

  我国国有企业有着投资的软约束。亏了,国家财政背着;赚了,经营者和职工长工资。没有跳楼的机制,比较轻松。前段时间,我看了20来家亏损企业,发现厂长经理的感觉都比较好,一般给我们汇报的固定模式是这样的:一是我这个企业历史上贡献很大,拿到了多少金杯,创造了多少利润;二是假如没有我们这批人挡着,亏损会更厉害;三是现在亏了,理由非常充足,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四是假如财政出钱核销企业债务和坏帐,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这是固定模式。我这个人也喜欢讲三句话,我说:第一好汉不提当年勇;第二我给你算帐。现在企业亏损,你的工资多少?他给我报了,年平均是2万元左右。 你说一个亏损的企业,有的基本上停产,厂长还是2万元工资, 工人会怎么想?第三,我问他晚上睡得着觉吗?他笑笑不答,但我已看出来了,大家都红光满面的,气色比我好。我说咱们不是跳楼机制,连跳河游泳的机制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负盈不负亏机制是严重地存在,而且随着破产企业越来越多,大家原来觉得还有点难为情,现在也不难为情了,反正没事。所以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国有企业的亏损,我认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多年来的累积效应,有的企业基本上已经把净资产都消化光了。所以我主张要在企业设置一条破产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就是不要等到零资产后再去破产,而要剩下一块资产使退离休的工人能够发钱,在职的工人能够再就业,把这块钱留下来就到了破产警戒线。

  企业管理者经营官员的机制。

  国企的一些经理在经营官员上是下大功夫,经营企业花小功夫。因为国有企业作为独资企业或者说国有控股企业,他的任命权在政府手里。所以我们有些企业老总经常会互相开这样的玩笑:唉,张三!你那个办公室非常豪华,好象比书记、县长的办公室还好吗,你要小心点啊!他什么时候看到了,一张纸就叫你滚出这个办公室。是这样的,这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就是国家任免的,组织部考核的,要免掉你那还不是简单的事情,一张纸就免掉了。但是要经营一个企业,老总们说要经营好,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进行经营,二是对上级进行经营。特别是在我不想走的时候,千万不要这张通知书下来。问题就表现为一些人在经营乌纱帽。这是比较明显的。从我们现在暴露出来的案件来看,凡是造成严重亏损的企业,相当一部分经营者都有渎职行为,都有贪污行为,而且这种贪污有时是同谋,跟上级同谋。比如前几天报纸上登的宁波市原常务副市长谢建邦,他手下的一个老总就是我的同学,这次案件暴露以后,检察院问他,你为什么每年过年时都要送给谢建邦红包,多则2万,少则1万?他说,我这个“帽子”是拿在谢建邦的手里,我当然要把他侍候好。他说我相当大的精力是用来关照这些领导。这么多的企业经营官员,送的礼积起来,谢建邦不是一审要判死刑了吗?宁波还有一个企业,名字我忘了,他要替领导风光风光,要争口气,做出来一个非常令官员们振奋的事情:他花3000万买了2只天安门大灯笼, 大大地为官员争了光。你作为一个企业到底是在经营什么?你这样做是能降低成本呢?还是提高质量了?还是讲求品牌效益?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考虑到怎么样把上级经营好,把这张官执照经营好。前面所讲的是差的企业。如果到有点利润的企业去调查,厂长经理给我们讲的故事往往是:2010年时我这个企业产值要做到100个亿,税收要做到20个亿,将会成为国内最大的企业。好多都是这样子。我把它叫做“纸上谈兵式的宏伟发展规划”。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我们有许多国有企业成立的时候,注册资本大大地大于实有资产,因为注册资本越大,他的等级越高,经营官帽子的阻力就越小,他要经营官员的范围就越小,经营的效益就越高。如果这个企业是中央直管的话,他经营的就是中央;如果是街道管,那他得一层一层经营。所以企业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等级,目的往往就是缩小经营范围,降低经营成本。

  搭便车的机制。

  这样一种机制性缺陷造就国有企业吃政府“大锅饭”。“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优惠倾斜,这个呼声是非常高的。你如果下基层到国有企业去,厂长经理要欢迎真正能帮他办事情的领导来。企业对现场办公是非常感兴趣的,他认为这是你这个领导人的能力、作风的表现,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能给他带来实惠。你在企业现场办公,如果没有带来实惠,他就要骂你。要什么实惠?一是现场拍板,减免税,所得税返还,这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二是土地款返还;三是政策性补亏;四是给他垄断政策;五是帮助他向更高一级的政府争取类似的优惠。你要是到现场办不了这些事,那就是作风浮夸,不体察下情。最后给你挂上一个“不能办实事”的帽子。作为企业内部来讲,企业躺在政府身上,职工躺在企业身上,“三铁”砸而不烂,隐性失业十分严重,许多企业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人。

  大手大脚浪费的机制。

  管理费居高不下是国有企业的通病,有的企业大楼里基本上都是干部,一线工人跟二、三线人员已经持平。还有一种现象是艰苦的活、累的活、脏的活全部是临时工做,正式工慢慢成为白领阶层。形成这么一个局面,这也是许多国有企业特有的标志。我们的劳动局说要把这些外面来打工的全部赶走,我说现在还赶不得,赶走以后这个企业马上瘫痪掉了。因为脏活、累活没人做了,我们有些工人已经养得细皮嫩肉、细胳膊细腿了,已经做不动了,再要上一线,就不行了。就象我们机关干部去挖河挑泥的话,吃掉的馒头恐怕要比挑的泥土还多,那已经不合算了。

  信用贬值,假帐泛滥。

  现在有不少的企业领导班子动不得。一动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窟窿。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契约经济,要靠双方的承诺和信用来维持,整个市场的运作没有信用就停止,马上就会回到以物换物的时代。所以,信用是多么重要。但是我们国有企业作为我们国家经济的中坚力量,信用的贬值成为我们五大内在缺陷或者机制之一。89年的时候提出三个月清理三角债,其实这样清理是绝对不奏效的。因为它的深层原因是我们体制的缺陷,它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用文化的贬值,它交换的是无形资产与金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从源头注入资金,打通债务链把企业解求出来,办法是不灵的。现在你再去看看三角债,比原来还大,大得多,不仅是我们中国有,苏联的三角债还比我们大上两倍。同样的毛病,同样的病根,就是由于我们国有企业经营者存在着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存在着劳动与收益不对称,存在着机会和风险的不对称,也存在着奖励与惩罚的不对称。

  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

  国企改革有三个绕不开:

  1.不具有产权意义的改革就是空改,产权改革是绕不开的;

  2.不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就是乱改,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也是绕不开的;

  3.不立足于人本主义的改革就会难改,必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绕不开的。

  不具有产权意义的改革就是空改。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许多经济学家开了许许多多的药方,但是真正奏效、治本的药方不多。我们在推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面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疑问:

  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吗?你要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回答产权明晰不明晰。为什么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的人就是不相信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他们说国有企业产权边界不是很清楚吗,每一分钱都算得很清楚,国家所有的财产边界很清楚,怎么说产权不明晰呢?公有资产,宪法规定,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体系很明确嘛,保护得很彻底嘛,为什么说不明晰呢?道理听听也蛮正的。所谓不明晰,就是产权边界不清楚。有人说边界也清楚,就是全民所有,没有半点含糊,怎么说产权不明晰呢?可是我们要知道,所谓产权的明晰,一个完整的产权是一个产权的组合,剩余索取权归谁、产权所保护的程度、产权的可让渡性、可继承性等几个方面构成产权的基本概念。但是国有企业有一个问题,这个产权受到损害或者受到侵犯谁负责?责任落到谁?没有。落不到任何一个自然人的身上。特别是企业与政府财政的产权边界很不清楚,企业即使长期亏损也可因财政的连带责任而无限期存在。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的所有者代表不到位,负亏的责任不到位,政企不可分,这就是一个僵死的链条,这个链条是难以解开的,你如果不在产权明晰上做文章,这个链条始终解不开。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道理。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产权形态,这个产权的形态特征就是产权由于只能负盈而不能负亏,不具有产权负亏的机制,所以这是不清晰的。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明晰了。

  搞好国有企业在传统上有三句话:一有一个好的领导人;二有好的管理;三有好的环境。好的领导人用制度产生,还是用人选,哪个办法好?当然用制度产生好。再说管理,重要的是有没有搞好管理的动力。我们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负盈又负亏;第二真正让管理者按劳取酬,有多大的贡献就有多大的收益,贡献和收入能够对称;第三要把最能干的人通过制度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从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就会安排出什么样的管理者。

  在改革的思路中要用明晰的产权来替代、界定、保护不明晰的产权。应该在股本结构中,有国有,有社会法人股,也有私有资本,这样的结构就比较合理。比如有30%-40%的纯国有的,这一块财政要负无限的责任,但是有了另外60%的产权是明晰的,它的亏损责任是可以追溯到自然人的,那么主要的股东就要关心这个企业的经营,他就要关心自己的财产边界,这样的话就把国有这一块也带动起来。

  不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就是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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