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社会学论文是:论村庄选举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市第四届村委会选举观察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湖北荆门市近20个村的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理论总结。文章认为，引起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广泛关注的村委会选举，不仅决定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状况，而且决定于村庄本身的状况。特别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村庄非体制精英、作为体制精英的村组干部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等，构成了决定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的主要村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决定村委会选举的村庄原因的描写，刻画出荆门农村处于转型期的村庄性质，由此理解荆门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并以此构成理解当前转型期乡土中国这一宏大目标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村委会选举 村级治理 村庄性质 非体制精英 荆门

　　一、讨论策略

　　选举当然不止是场面上的那些东西。假若我们不只是关心当前村委会选举是什么样子，而且关心村委会选举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到国家与农民关系这个村庄之外的关系和村庄选举的社会基础这个村庄之内的关系中去。当前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仍然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村庄选举，对村庄选举的社会基础的研究相对不足。

　　讨论村庄选举的社会基础即村庄选举何以在村庄之内呈现出既有状态，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对村庄选举的状况有一精确描述，最好对选举有一历时性的描述，观察历届村委会选举的状况，第二，将村庄选举扩展到村级治理这一更为广泛的领域，观察村级治理本身的特征，第三，观察村庄内部的各种关系，以解释诸如在选举和村级治理中发现的特殊事实。以这种视角来观察选举，则每个村庄的选举都是特殊的选举，选举成为村庄治理中的焦点性事件，这一焦点性事件构成了凸显村庄性质的东西，同时又正是通过对焦点性的选举事件和村级治理中的其它焦点性事件的讨论所发现的村庄性质，可以成为解释村庄选举状况的特殊理由。

　　因为关注村庄性质的讨论，事实上已远远超出对村庄选举本身的关注，而将关注焦点扩展到村级治理诸多方面。1999—2000年，我们先后在荆门农村观察近20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其后多次返村调查，认为荆门这一中部地区农村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1]。荆门市域村庄性质讨论暂时放一下，我们先来讨论如何深入到对村庄选举社会基础的考察上。

　　第一，关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即关注村庄社会关联的性质。所谓村庄社会关联，我们将之定义为村庄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强度，[2]因为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入，荆门农村出现了典型的人际关系理性化的现状，村民已大大原子化了。

　　第二，关注村庄非体制精英的状况，即那些在诸如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中表现得比一般村民更为活跃的非村组干部者的状况，他们的道德感、公共意识、人员数量、群众基础、动员能力，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

　　第三，关注作为体制精英的村组干部与非体制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村庄中，往往是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关系决定了村庄选举和治理的面貌，而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状况又严重受制于体制精英所掌握资源的类型和非体制精英的人数、精英意识与道德感。 第四，关注体制精英的状况以及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及这种关系的村庄基础。村庄体制精英何以愿意出任村组干部，他们拥有的村治资源是什么，这些村治资源本身在如何变化，以及村庄体制精英之间关系状况如何等等。[3]

　　我们希望通过对以上方面的考察，建构一个完整的村庄社会特性，由此反过来理解村庄社会的选举与治理。这样可以给读者建立一个关于某种特性村庄具体性质的类型，还可以为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基础。

　　二、制度分析与性质研究

　　展开以上四个方面的关注，我们希望建构一个有助于理解荆门市域这一中部农村村庄特性的类型。就当前一般的关于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的讨论而言，学界大都喜欢借用杜赞奇的经纪理论。[4]经纪理论的优势是综合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和村庄社会内部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村干部的行为。赢利型经纪源自严酷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状况和村庄内部团结的解体，保护型经纪则必须借助村庄内部的团结来获得力量和保护行为的价值。糟糕的是，当前学术界在运用经纪理论时，似乎只关注被看作经纪的村干部行为本身和他个人的行为选择，未看到村干部行为事实上受到了村庄内部性质的根本性约束。

　　由于忽视了村庄内部情况的考察，学术界很多人过于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以为通过制度建设即可以解决当前农村出现的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他们还以为制度建设本身应是普遍的无差别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类型村庄的有较大弹性的那种制度安排。这种忽视对村庄社会内部关系考察的理论，在实践中很可能碰壁。

　　其实，可能所有人都会承认，制度建设是有社会基础来支撑的，而当前中国农村由于传统文化本身韧性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农村发展的非均衡性十分明显，大一统的农村制度建设必须与小区域的农村社会状况相结合。仍然以经纪理论为例，抽象地讲，村委会选举尤其是以“海选”为基础的村委会选举，必然造成保护型经纪，这里面制度层面的道理十分简单：既然由村民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他们当然愿意选那些愿意为他们说话和办事的人来当村干部，而那些人品不好，能力不行或一心向着上级的人，就会被村民选掉。但在荆门这一市域范围，选举并未带来保护型经纪的盛行，虽然有村干部说，我不会随便违反村民的意愿行事，否则他下次就不会投票给我。但他更不愿意得罪上级，因为得罪了上级的村干部，他并不能从村民那里获得足够抵制上级所需要的支持。

　　进一步说，在荆门这样的缺乏分层和缺乏记忆型村庄，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链条很短，他们无力组成强有力的一致行动，从而无力为那些保护型经纪提供强有力的村庄支持力量，保护型经纪本身也很难从原子化的村民中获得文化价值。村干部出任村干部的动机，大都有经济收益上的考虑，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农村能人，他们当村干部的机会成本很高，村干部报酬不足以对他们产生足够的收益预期，相反，他们偏向于上级从而获得与上级交往的收益，可以提升他们的收益感。当上级的任务较重时，他便愿意充任国家经纪来压榨村民。选举制度安排可能将他这样的农村强人选下来，而将农村中的老好人选上去。老好人为上级办事的时候，是没有那些强悍的村庄精英的魄力的，他不能为上级办理好村庄政务，上级不满意。他同样也不能为村民办理好村务，村民也不满意。下次选举，老好人就下去了。村民想，还是选一个强人好些，要有些魄力哦，否则他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而村庄本身的秩序保持需要有一个能处理问题的人出来。这样，下次选举，又可能选出有魄力的强人，这个强人在缺乏村庄价值支撑和村民强力约束的背景下，很快又蜕变成一个赢利型经纪，这样一来，选举制度安排在荆门这类村庄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保护型经纪的普通存在，而是赢利经纪和瘫痪村庄之间的交替循环。

　　三、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

　　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是决定村庄选举和村级治理最为根本的社会基础。对于村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有一种说法，即农民是一袋马铃薯，原子化而互不关联。正因为农民的原子化，他们只能乞盼来自上面的阳光雨露，也就是乞盼皇帝来保护和赐福于自己[5]。中国农民从古至今的“清官”情结，或许与此有关。不过，马克思所讲的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比喻，是讲农民缺乏形成大规模组织的手段，不能象工人那样造成与机器大生产相连结的一致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农民事实上很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村落社会中密切互动着的。不止是密切互动，而且有着强大的一致行动能力，典型如宗族组织强劲有力，在对内协调，对外谈判中，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费孝通在讨论传统乡土中国的性质时，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村落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熟识、道德舆论成为教化权力以及村落内部互助的状况。这种意义上，村落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说是宗法共同体。梁漱溟便持此说。

　　其实，马克思所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和梁漱溟所持村落是一个宗法共同体的说法，并无本质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农民与国家的谈判能力或说农民有无组织起来挑战国家权威的一致行动能力，无疑，宗法共同体的农民即使内部团结有力，他们也无力组织起更大的规模来构成对国家权威的挑战，相反，宗族之间的争斗，大都需要国家的调解，从而事实上增加了国家权威，在宗族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及宗族与宗族向来不能联合起来向国家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农民就成为与工人阶级完全不同的“一袋马铃薯”。

　　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较以上宗法共同体类的传统村落大有不同，这不奇怪：第一，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持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构成了对宗族和传统文化的致命打击，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断裂。第二，市场经济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进入乡村的现代传媒和西方文化(现代文化)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在被物质所征服的同时，也被文化所征服，这样，即使宗族意识等传统的观念还在，当前中国乡村大部分农村，也很难说还是一个共同体，更不用说什么宗法共同体。[6]

　　尽管如此，当前中国农村因为传统瓦解的程度不同以及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韧性的不同，不同地区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相当地不同。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研究报告来看，当前在东南地区，宗族组织和传统信仰仍然十分发达，村民之间的关系呈强有力的传统关联状态。[7]我们在江西泰和、崇仁等县调查发现，村民之间的宗族相关性也很高。

　　荆门的情况与此相当地不同，当前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理性化趋势十分明显，不止是宗族已近乎彻底地消失了，而且小群体内部的一致行动能力也开始丧失，以至于极端如有农民说出兄弟关系也不过是那么回事的话来。也就是说，在荆门农村，村庄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村民已呈原子化的状态，以村民之间相互关系链条(即社会关联)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村民之间的相互约束能力和一致行动能力大为减弱，内部越轨事件和外部骚扰行为，都成为村庄秩序本身难以保持的大的坎坎。在向村，在争取与本村民小组村民利益攸关的山权时，本组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山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争什么争”这种出卖本组利益的话，原因在于他根本不会从本组村民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约束和压力。

　　荆门农村的如此人际关系状况，构成了村级治理与村庄选举的基础，也构成了当前荆门农村特定社会景观的基础。

　　四、非体制精英的状况

　　在对中国传统村庄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了地方精英所起的作用，诸如乡村士绅、大土地所有者、宗族宗教领袖等等，他们往往构成了连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纽带，是村民利益的庇护人，同时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有人将地方精英特别是乡村士绅置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中至高无上的位置。 就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形来讲，国家政权不下县，乡村社会是自治的社会，乡村地方精英因此兼有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身份。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行政村体制逐步得以确立并健全起来，[8]村庄体制精英从一般的村庄精英中独立出来，并拥有正式的身份与授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权威，而不是过去由文化或经济权威所转化而来的治理权威。换句话说，体制精英本身作为一种职位，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体制精英的政治权威源自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新政权的认可，泥腿子也可以成为决定村庄命运的体制精英了。

　　体制精英独立出去之后，村庄社会仍然不是均质的，其中一些人较其他人拥有更多资源，更大影响力，这些人便是我们所说的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特征。一般情况下，非体制精英可能由于两方面资源优势而较一般村民更具影响力，其一是文化传统资源，如宗族宗教位置所决定的社会影响力，传统知识拥有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这与社区记忆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二是社会经济资源，如一些经济大户因经济上的成功所获得的尊敬，他们以经济资源换取社会影响力的潜力，或者直接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