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行政法论文是: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 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7]Learned 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18]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 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 v. Krayenbuhl(65 Neb. 889, 91 N.W. 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 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 v. Consolidated Rail Corp., 788 F.2d 1260 (7th Cir. 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裁定)，I&M Rail Link, LLC v. Northstar Navigation, Inc., 198 F.3d 1012(7th Cir. 2000)，以及Richard Cross v. Berg Lumber Company, 7 P.3d 922 (Supreme Court of Wyoming 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 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 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5th ed.,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1998); Guido Calabresi, The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发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发布，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发布，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发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发布，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47]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货车司机因违规私装挡板和/或超载运输而在同一检查点数次被罚，但未被责令改正，所以仍旧违章。几位司机对记者坦言：“拉得少了也罚，拉得多了还是罚，所以多拉点就多挣些运费”)。

　　[48]在其“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1996年4月15日发布)中，国务院曾明确指出：在行政执法队伍中，有些人员素质不高，有的以权谋私，有的甚至贪赃枉法，有的地方、部门聘用合同工、临时工从事执法工作，导致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下降，影响政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