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检讨西方现代精神流变,“皈依论”探索皈依神圣的可能性。它认为,西方有两重真理源头,一是形而上理性真理,一是;神圣天启真理;西方有两个上帝,一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另一是《圣经》的上帝。作为幻影而消逝的真理是前一种真理,在尼采那里死亡的上帝是前一个上帝。虚无化而幻灭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神圣精神的启示,荒诞而可以嘲笑是虚幻的伦理冲突带来的悲剧。只要《圣经》中的上帝不朽和启示真理存在,人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超越,人的感领之魂则会将荒原上的苦难泪水化作拯救的雨水,在衰微的世界再度辉煌。
“皈依说”弘扬人的精神性,力图超出地域本位,自我本位与民族本位,引导汉语文化向普遍精神敞开,接通传统与神圣,实现上升运动的精神对流。由此向汉语文化传统发难,认为汉语文化语言及其流变的本文中神圣精神阙如,超越维度虚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以天道、家国为本的虚假共同意志阴死了趋向神圣的精神,在这一语境中的个体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因而也具有短缺精神视力的盲目和野蛮;表现在道德伦理上,则是维系世俗化生存方式,拒绝罪性和忏悔,以内化的良知取代神性的荣耀,以理想的道德主体放逐对神性的期盼,因而这一教化系统远离了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表现在艺术境界中,则是偏重古雅、和谐的美的境界,而少有敬畏、冲突的悲剧,空灵大于凝重,消遥遮蔽执着,只有天、地、人三方的感通,而缺少神圣参与世界园舞,总之,此一境界缺乏了精神上升运动的超越之维。扳依论“就此提议中止汉滞文化传统,悉心养育倾听奥秘的精神听力和透视生命的精神视力。
建构汉语文化的精神性这一取向有独特的当下文化语境。第一是西方思想的激进虚无主义走向。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在生活世界的危机中纷纷陨落,终极关怀、价值理性、存在意义也一一为后现代主义扫荡和埋葬,精神荒原与信仰废墟上只存依稀改善的无主体差异踪迹的游戏,迷惘的此在与茫然的异在都告示西方文化的式微,而今追思神圣实在是文化未日的不安、惶惑的征兆。第二是边缘文化一地域文化的颠覆运动。南美丛林文明、加勒比海洋媾合文明、非洲原始文明、东亚伊斯兰文明都已开启了非西方中心、反西方文化霸权的竞技、反抗、侵越运动,多元文化的狂欢总让人不禁怀想精神上的千年梦想。西方文化身身的虚无化和地域文化的涌动,都引发了为类当下与历史,存在与价值负载的可怕断决,这刺激了当代汉语文化批判的生存焦虑和神圣忧国,传统语境被迫向普遍精神敞开,形成上升的对流运动。第三是当代汉语文化自身独有的困境。西放晚近精神的衰微是汉语文化批评的发起的背景,西方的没落是东方的起点,但不幸的是,汉语文化批评随着西方精神的空前荒原化而日益走向虚无的幽谷,西方人为超越生活危机而倾力消解的神圣精神正是汉语文化的不在之灵。在这三重语境中呼唤精神性, “皈依说”切入了文化的现时困者,也没有偏离现实关怀。
“皈依论”有两理论误区。第一是忽视了信仰的批判理性根基与文化启蒙的先导。存在接纳神圣、大道与神言通融、汉语文化与基督精神的汇通、个体对神言的倾听,这都是一些理想的预设,如若没有浓厚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理性作为根基,那么不但上升的精神对流十分滞凝、艰难,而且信仰的撒播也只能是罢蛮与迷信的撒播,最后必无所适从地委身虚无,盲目无待地向虚无滑落。没有慈善理性,就没有精神资源;没有文化启蒙,就缺乏生存策略。在精神资源匮乏、生存策略贫困的大地上建造神文以驱逐人文,这无补于文化的开创与自救,反而加速生命的自毁和个体的毁灭。第二,“皈依论”所线扬的超自我、超地域、超民族的普遍精神、深深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所谓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说法是以西方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普遍样式,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参照中心,辩护其话语的主人地位、统治权力和宰制优势,从而规定他人的生存方式、理解前提及其发展范式。西方精神中心的确立和文化权威的形成伴同着征服与剥夺,并且纳入了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殖民化的“一体化”历史行程。晚近西方文化的发展大势表明,西方中心景义无可拘回地失落了。“皈依论”所倾陶醉的“神圣精神”也只能是西方文化荒原上飘的怀旧梦想,信仰废墟上的先验幻觉。相反,在话语的普遍生成、全面生长的多元共一的文化狂欢,不仅为文化的自我奋进增进了潜在的力度,也为文化转型裂变中的更新呈现了可能的契机。否仍然执迷一个中心、赋予基督精神以主宰汉语文化甚至普渡世界危机的霸权?民族精神必须有自 的“自道”,“不在之魂”也只能在个体血肉之躯,经由苦难的铸造和磨砺才能升腾,超越自我、超越地域、超越民族本位而臻于神圣,立于不败。
五、拒绝预言,也非结论
上述考察表明,文化不执泥于理性积淀,感性对理性的超越以及个体对整体的冲撞总会遭遇存在的界限,文化批评又决不可能终止于“超验的神性”。美学导引的文化批评还必须对付文化传统的转型与裂变,回应生活世界的挑战和震荡,因而:
(一)、美学与文化批评急需一种语言学的转向。从理论上说,语言在本质上既是构建人的世界的精神潜能,又是规范生存的内在形式。无论是说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还是深信语言是能指符号的差异游戏,这些都未曾否认语言的劳作对于文化创造的动力意义。从现实看,无论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还是西方后现代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反叛,都无不是借助于语言所提供的符号工具向异化结构进行“修修补补”消解,解放为体系所窒息又为形式所禁锢的语言创造性和符号转换力。当代美学尤其要关注普遍的符号运动,在语言体系风部策划南存语言体制的裂变,使汉语文化由禁令世界向动力一国敞开,由封闭语境到开放语境生成,由单一的超稳定的圆融境界走进多元并存相激互生的文化狂欢。
(二)、不仅如此,汉语文化传统的特异符号——书写方文字——还要求当代美学与文化批评有一个文字学的策略。汉语文化书写文字的独立性与忧位性日益引起世界学界的普遍关注,其符号体系中图象、声音、书写迹象之间的特异关系拒绝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分封与宰制,此种符号不依赖现场的言语主体,超脱了现时语境,字形优于语音而存在,形象优于话语的意义,自然生命的表现优于思想逻辑形式。不同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书写不是声音的记号,也不负载唯一至上的意义 ,从而摆脱了文学的附属地位和奴隶处境而进入了反逻各斯的流浪和反理性的漫游:如诗如梦,空灵飘逸,差异变易,歧异无穷,裂变,播化,嫁接,流射,蔓延……。汉语文化文字是一部无始无终,普遍未分的“心灵书写”、“世界书写”、“生命书写”即“原始书写”的至圣之书。语言文字这般特异性为文化批评暗示了一种“开出原道”的文字学策略,并将引起更深远的文化转型:断送平均化、圆融的思想模型,中止伪价值语义的毒化,粉碎保守值负载和存在规范,化解“天人合一”的愚“灭人欲”的野蛮、“人为中心”的先验幻象。文学的策略是美学与文化批评无限超越的根证和永恒救赎的活力泉源。书写——无止境的与裂变,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圣书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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