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新闻传播学是:“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74年提出的著名传播学假设“沉默的螺旋”，于1994年被引介到我国(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没有这个词条)。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传播学界普及，通常被用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把它视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传播理论。当时我只是本能的感觉到这个理论假设可能会被用来造成“舆论一律”的表面现象，因而在介绍这个理论的最后写道：“媒介引导舆论必须首先尊重公众，深刻理解已有舆论，多提供一些选择，以求少出现‘复数的不知’的现象。”[1] 。

　　2001年潘忠党传给我他写的评论我这本书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使我感到震惊，即“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者诺依曼青年时代服务于法西斯的主流传媒。他写道：

　　“不可忽略的是，诺埃勒-诺依曼曾经参加了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虽然是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却带有对纳粹经验的总结成分。诺埃勒-诺依曼的前纳粹党支持者的身份被披露后，曾在传播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国际传播学会曾于1997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年会上，为这个争议举办了专场讨论，讨论现场人满为患，参与者很多较为情绪化。对围绕着诺埃勒-诺依曼的历史和她的理论展开的争论，见克里斯托芬·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年第43期149-173页的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的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汉斯·马梯阿斯·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发表于同一刊物1997年第47期102-117页的文章《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我绝不赞同因此否认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贡献，但我也要指出她的理论含有驱逐少数意见的成分。对此，有过纳粹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经验的中国同样地需要特别警惕。”[2]

　　以上文字是至今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唯一涉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我曾经想进一步研究，但无暇去做。直到去年，才得以安排我的学生袁琳撰写这个选题的论文，我们共同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阐释。

　　一、诺依曼“沉默螺旋”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

　　“沉默的螺旋”理论本身，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为了进一步理解诺依曼的这个理论，她的几个关键概念需要先梳理一下。

　　1.舆论。诺依曼回顾自己对舆论的认识时，追溯到她1940年写的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Meinung und Massenforscheng in USA. Umfragen über Politik und Presse)。她说：“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到底什么是舆论，尽管我在博士论文中对舆论进行了探讨，但是我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

　　1971年2月，她在德国大选中展开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1973年她发表《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文中开始出现“沉默螺旋”、“螺旋模式”、“螺旋过程”、“沉默假设”等概念。1974年，她发表的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专题论证了“沉默的螺旋”，1980年形成她的德文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

　　舆论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社会中有责任心的好公民的同义语，因而舆论与“大多数人”、“某一地区的居民”、“现在”、“一致同意”等词语有关。通常，舆论被认为“是舆论调查测量出来的东西”。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精神压力，一种不断变化的观点。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将公众制裁介入那些公开表达的、不能被公众接受的立场。她对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的这一特性。

　　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那些不会因公开表达而受到孤立的观点”(1973年)，一种“趋同的压力”(1977年)，“不会被制裁的、可以传达的观点”(1979年)。她的学生道斯巴赫(Donsbach)1987年总结了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含有价值的，特别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意见和行为方式，当它以一种全民共识的方式出现时——例如当它以风俗习惯、教条方式出现时——则个人必须公开说出或做出，才不会受到孤立，而当它以一种不隐秘的方式出现，则个人可以公开说出或做出，就不致遭受孤立。”[3]

　　2.社会精英。她认为“舆论”与“社会精英”之间有关联。精英概念常被定义为：“理性的、自觉的”、“重要的公共的”、“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意见”被她称为“有效意见”。同时，她认为二者存在区别，精英意见——知识分子、政治家、艺术家等持有的意见——不断地进入到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去，但舆论不一定最终会吸纳精英们的意见。然而，精英意见相比其它群体的意见，更能形成一种让人顺从的压力。

　　3.道德成分在沉默螺旋中的地位。她的舆论观立足于社会系统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将舆论视为个人观点的合集。她的舆论观点与“时代精神(Zeitgeist)等同，代表文化和同时代品味的道德趋势。她强调道德和行为是舆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指时尚和政治概念。

　　“沉默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份，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在沉默的螺旋的整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研究这种意见的螺旋现象，必须探讨当时大众传播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4]

　　4.“舆论创造整合”。在以上对舆论认识的基础上，诺依曼进一步得出“舆论创造整合”的观念。她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时尚之法。因此，这种舆论必然具有整合功能，可以防止社会因为个人喜好的不一致而分裂。这种整合会带来痛苦，诸如人需要力图避免孤立而做出妥协、形成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舆论整合后的产物就是“时代精神”，沉默的螺旋过程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舆论可以稳定社会，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整合作用的结果。若人们对于政治领域中有关社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经常的或极端的社会不稳定。舆论还可以给予立法支持，它追求一致(这对个体产生很大的从众压力)，建立起规范或制造法律可能执行的规则。在社会危机之中，要求个人顺从的压力会增加，舆论甚至扮演着强压的角色。

　　5.“积累、和音、公开效果”。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她对未来的效果研究趋势大胆地预测：“强效果论能够统治未来!”她认为有限效果论之所以长时期统治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在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缺陷。她提出累积(Kumulation)、和音(Konsonanz)和公开效果(Offentlichketseffekt)三个概念，并指出未来效果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

　　“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高的内容时，会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和音是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公开的效果”，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造成“公开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她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

　　6.“孤立的恐惧”。这个概念是“沉默的螺旋”假设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她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由“对孤立的恐惧”来控制，孤立的恐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认为，法律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人害怕孤立这一特点，如被示众者——虽然没有使其受到身体的伤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诺依曼认为尴尬是一种害怕孤立的表现，这可以从达尔文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看到。尴尬的感觉是人类社会特性的一种明显的标识，可以在很多可见的身体反应中看到，包括脸色变红变白、出汗、发抖、做出神经质式的动作等行为。

　　她把“孤立的恐惧”作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详尽研究，并将其量化。当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立场受到他人的支持时，对孤立的恐惧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人就不情愿表达这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避免被孤立和不被他人鄙视，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只寻找一两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

　　她还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以为从众的前提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诺依曼的社会经历和对她早期从事法西斯宣传的质疑

　　这个标题下，我们先简述诺依曼的经历，然后阐述关于她的早期历史与“沉默螺旋”理论是否有关的争论。

　　1.诺依曼简历

　　诺依曼1916年12月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对写作的兴趣，创办过一份学生报纸。1935年被柏林大学“报学”专业录取，主修新闻、历史、哲学和美国研究等课程。同年参加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团(NSDtB)，时年19岁。

　　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她开始写作博士论文，1940年完成。 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从而德国变成“大帝国”的时候，参加新创办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

　　1946年，她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结婚。后来他们创建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1966年，诺依曼担任美因茨大学大众传播学系首任主任。1972-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

　　2.第一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研究中我们发现，潘忠党提供的一组争论文章是第二轮论战的代表文章，关于她历史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91年8月的美国《评论》杂志。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纽约大学营销系教师李欧·鲍加(Leo Bogarft)。他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民意调查者与纳粹分子》揭露说，1940年诺依曼的博士论文出版了，里面激情洋溢地引用了戈培尔的话：“民众将不会再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是将自己与别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行动的整体。”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