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经济是: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中易犯的错误——关于关税的多面改革及对高技术产业的补贴。 论规则的重新陈述。

　　这样的论证同样适用于POMP2。从技术角度来看， 如果按世界价格成比例地提高所有关税，福利也会增加，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关税变化按前面提到的模式，其中δ>0，ε=0实际上是将关税统一降低δ%。

　　最后，POMP3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既然从已知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清楚所有n+1种商品的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多面规则进行第二次证明。如式(8)所示，假设商品1的关税率比其它任何商品的关税率都低，同时商品1又可以作为这些货物的净替代品，那么如果提高商品1的关税率，福利毫无疑问会增加。但是，由于没有一种可计算的商品，“提高最低关税”又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最低关税或者是个负值，或者不是。如果它是个负值，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进口“补贴”，而“提高”它实质上是在消除扭曲，因为补贴率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于0。另外一方面，如果最低关税不足负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产生任何真正的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按我们已提到的方式重新给所有国内价格定价，直到某种关税率降到0。现在，提高这种税率，等于对所有货物的关税进行等比例的降低是同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POMP3(正如POMP1和2一样)， 也只是对统一减税规则的另一种解释。

　　总而言之，我必须强调的是，最早提出这些命题的文章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我所评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认为，这一类型的命题，在试图为扭曲的小型开放经济提高关税提供案例的同时，带来的却都是潜在的危害。比如，世界银行似乎已经在它的撒哈拉南的非洲的一套体制援助计划中实施的这种建议。当然提高某些关税的做法也许有别的说得过去的理由：希望避免关税收入的损失就是一种可能。然而，至少在我在此分析的模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他们无法给出提高关税的理由。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总有许多商品(例如出口品)在贸易扭曲情况下是零税率甚至是负税率，因此在提高一种低税率(但要为正税率)时，多面关税改革所运用的条件就不一定能站得住脚。

　　三、贸易政策的单边改革与多边改革： 我回顾的第二个题目是关于多边的关税变化的。这里我并不想说些文献中存在着可能产生误导的结论，而是想说明人们没有正确评价在这些明显不同的结论之内的一些相似性。因此，我用“ARTs”来表示“可能是冗长累赘的理论”。请考虑以下几点：

　　ART1：在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中按比例地降低关税会提高福利水平。

　　ART2：在可替代性情况下，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中关税的多面改革会提高福利水平。

　　ART3：在所有国家都实行成比例的关税削减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ART4：在可替代情况下，各国都进行关税的多面改革是帕累托改进。

　　ART5：如果一个国家集团将它的净外部的贸易额固定，那么就存在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关税形成。

　　ART1和2 重复了我们在第二节中讨论过的小型开放经济中的两种结论。我已经指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二者都是可增进福利的关税变化的一般表达式(5)的特殊形式。对比之下，ART3和4则与一个十分不同的重要问题有关，这一问题首先由瓦尼克(1964)探讨过：在什么情况下世界各国协调一致的关税改革会使各国福利都得到提高?最后，ART5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描述那些能保证某个关税同盟的各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得以增加的关税变化。在整个关税同盟的理论中。奥耶马—肯普—黄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简单明了的结果之一。

　　如同上一节，我首先从概述一个分析的框架着手。幸运的是，其中大量必需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来探讨一下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分别用j=1，…，m表示，每个国家都和第二节的小国开放经济下的讨论是一样的，因此每个国家(用上标j 表示)的净进口额都等于其贸易支出函数的导数：

　　E[j][,p]=(p[j]，u[j])=m[j]，j=1，…，m; (13)

　　国内价格等于世界价格加上关税：

　　p[j]=p[*]+t[j]，j=1，…，m; (14)

　　净国内花用等于关税收入：

　　E[j](p[j]，u[j])=t[j]'m[j]，j=1，…，m. (15)

　　这就为3m个国别内生变量提供了3m个方程，这些变量分别为{u[j]｝，{p[j]｝，{m[j]｝。再加上世界市场的必须扫清的要求：

　　Σm[k]=0 (16)

　　k

　　这样就可以得到世界均衡的说明。最后一个方程决定剩下的未知数p[*]的值。

　　要想全面完整地求解这个模型是很复杂的。幸好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找到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关税变化。首先，像在小国开放型经济案例那样对式(13)到(15)进行约分，然后求出所有国家的总数：

　　Σ(1-t[j]'x[j][,I])du[j]=-Σt[j]'S[j]dp[j] (17)

　　j j

　　很明显，式中已将第二节中的那套符号延伸应用至多国的情况下。(例如，j国的替代矩阵是S[j]≡-E[j][,pp])。为了进一步加以简化，我们需要一个世界价格变化的表达式，这可以通过对式(16)求约分得出：

　　dp[*]=S[-1]Σ(x[k][,I]du[k]-S[k]dt[k]) (18)

　　k

　　这里S≡ΣS[k]是世界替代矩阵。最后，代入式(17 )得到下列条件：

　　Σ(1-T[j]'x[j][,I])du[j]=ΣT[j]'S[j]dt[j] (19)

　　j j

　　其中T[j]'=t[j]'-Σt[k]'S[k]S[-1] (20)

　　k

　　在这一节中，式(19)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式子。我特意用一套能够显示它与小国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等式(5 )的相似性的符号来表述它，然而式(19)与式(5)在两个方面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首先， 式子左边并不是一国效用的变化，而是各国效用变化的加权之和。这是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那些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关税变化，换言之，就是那些能保证全球场可获得收益的关税变化。将这些收益真正地转化为帕累托改进要求能够获得一次总付的国际转让。假设可以进行一次总付的国际转让，我们就可以标示du[j]的系数。这个系数应为正数，否则的话，只需将用作计算的商品从系数为负的国家转移至系数为正的国家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式(19)与小型开放经济式(5)的第二个区别在于， 替代和收入效应在后者中是乘以实际关税t，而在前者中是乘以T[j]，即各国关税与全球加权平均数Σt[k1]s[k]S[-1]的离差。 (权数都是正确定的矩阵，而且共计为同一性矩阵ΣS[k]S[-1]=I)。因此， 在多国情况下，对福利改革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绝对的关税水平，而是相对的关税水平。我将这些T[j]条件称为“影子奖赏”，因为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它们等于各国国内价格与世界影子价格之差。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式(19)，立即给出一个大概的结果，这个结果包括全部五个ARTs：

　　命题2：可能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关税改革的应要条件是式(19 )的右边为正。

　　命题2是一个强有力的结论。它表明，就效率而言，国际间的关税协调总是可取的。进而言之，选择进行关税协调的国家的数量多少并不重要。这既可以是单个某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关税协调(如ART1和2 所设想的那样)，也可以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税协调(如ART3 和4所设想的那样)，还可以是许多国家的任何中间的集群之间的关税协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所有国家的关税结构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帕累托收益。这是因为，如果所有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是一样的话，那么其共同关税就相当于一次总付的税收，也就没有任何福利成本可言。

　　很显然，所有5个ARTS都是命题2的推论。ART1和2 都能很容易地得出。在这种情况下，比起世界矩阵S：S[k]S[-1]=0，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替代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将他国的关税忽略不计，就可以象第二节中一样得出统一关税削减和多面关税改革的结果。ART3和4 也可以直接推算出来。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为了保证多国都实现帕累托改进，这些理论必须用式(20)的影子奖赏条件来表达。因此，统一关税削减就要求某一国家的所有关税削减都与影子奖赏同比例地进行;而多面关税改革的要求(在可替代条件下)降低拥有最高影子奖赏率(而不是最高税率)的商品的关税。

　　最后，ART5，也就是奥耶马—肯普—黄结果，又是如何的呢?形式上，它只是命题2 的另一个推论吧了：如果一个关税同盟的所有成员国的外部贸易额固定的话，那么就存在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关税改革。然而对此的解释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讨论的只是整个世界这个大集合下的一个子集。在推导ART1到4时，我们可以引用式(16 )的微分式Σdm[k]=0，因为世界上再无其它国家; 现在这个做法同样适用(即使Σm[k]=0不再适用)，因为这个关税同盟的对外差距可以根据必要进行调整以保证它的对外贸易额不变。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奥耶马—肯普—黄结果的这种解释很有建设性，因为它描述了一系列能够带来持续帕累托改进的内部关税变化，而不只是表明取消所有内部关税(已知固定的外部贸易额)是帕累托改进的。因此，命题2 不仅包含了所有早期的关税改革理论，而且对现有的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扩展。

　　四、对高技术企业的补贴 我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支持高技术的出口导向企业。由于这类企业都是在寡头垄断的行业内竞争，而传统贸易理论基本都侧重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故而对寡头垄断基本上没有什么阐述。然而，在过去15年里，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把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应用至开放型经济中。在我看来，这些结果都只是一些新奇的理论探索，而并未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建议。有一部分学者，例如克鲁格曼(1987)， 已经就后者作出了一些研究，然而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提出新的重要的政策建议。从这些已有的或强或弱的提法中，我挑出了3种，并称之为 “QUARTs”，亦即“可疑的颇似理论的断言”：

　　QUART1：(《经济学家》1996)出口补贴应给予那些高科技行业的企业。

　　QUART2：(布兰德1995)对竞争前的变量(如投资或R&D )进行补贴比对平均竞争时期的变量(例如产出或价格)进行补贴更有成效，因为前者更可能是一种战略性的替代。

　　QUART3：(《经济学家1996》研究与开发的外溢效应强化了补贴的战略性意义。

　　因此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对这个理论作一点说明，以此来表达我的观点。我将集中于阐述布兰德和斯潘塞(1985)的典范的模型，它考察了将其所有产出都出口的国内企业(因此国内消费可以忽略不计)给予补贴以使其与国外的对手展开竞争的案例。

　　1、在一个期间双头垄断下的最优出口补贴 QUART1 和布兰德和斯潘塞(1985)的基本结果很相似。他们指出，如果本国与外国企业参与一个库诺特博弈，那么出口补贴是最优选择。这个结果随后地已表明它对于这个模型的很多假设的放宽都很敏感(这一事实《经济学家》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例如，如果各企业所参与的是伯兰特确定价格博弈而不是库诺特确定数量博弈，那么得出的结果正好相反。为了看清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个一般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企业选择一种不确定的“行动”，可以是产出也可以是价格，我们用a代表本国公司，b代表外国公司(这种做法与布兰德1995年的做法是一致的)。本国公司的利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