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认为该诗所启示的是母权乐土，是“以阴阳两仪并立、开创多元共荣的结构原则”在“这组诗文本两性化”中的体现。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注：《粲粲三颗树：论六朝诗赋文本两性化的表现》，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年，第316页、317页、340页。）这种研究位置的转换，也导致她对阮籍等人的六朝诗赋作出独特的理解。她认为：魏晋风流可能与男同性恋有关系，“说六朝诗人独具双性想象，应非妄议”，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咏男同性恋的”，而且这种双性想象是屈骚传统的流被。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了体验神灵宇宙的阴阳相生、浑然一体，巫者必备雌雄同体的双重身份。《离骚》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诗人的双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铃在研究“代言”、“拟作”这类古典诗词时，也从女性角度确立新的界定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她的论文《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兼论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等皆作如是观。在后一篇论文中，作者对拟作、代言现象以及女性价值观重新作了分类，并试图以新的判别标准勾画其发展流变线索。她认为“拟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纯拟作，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纯代言，如曹植《七哀诗》、徐干《室思》、张华《情诗》以及二陆的代妇赠夫等；兼具拟作、代言性质，如《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汉人骚体辞赋，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离骚》运句遣词的方式。但无论那种方式，所表现的都是男人的视角和社会、家庭主体者的心态。欧丽娟则认为《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传统的咏史、咏怀诗，是“开显女性主体意识到咏叹调”，“一阙歌赞女性价值的颂歌”。诗中被“指斥、痛讥、鄙弃的英布、彭越、汉元帝、石崇和杨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处张扬横行的浊臭男人的代表，他们或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浅短或昏聘无能，在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才性焕发的女子对照之下，都显得多么卑微，龌龊和渺小”。（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0年3期，第6页、121页。）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如1995年12月，东海大学中文系发起召开“妇女文学学术会议”。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曾珍珍、张淑丽等16位女学者参加会议，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古、现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探讨与研究。其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则由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召开“水＠②＠②——女性形象学术对谈会”，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胡晓真与南华管理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淑娟，就“中国古代诗词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对谈。同时还进行史学和当代影视方面的对谈。同年4月30日，淡江大学举办“中国女性书写研讨会”以及“女作家座谈会”和研究生论文发表会；2001年8月20至22日，“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隐、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义”、“应循何种途径与策略，探讨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闺秀日记、日记、游记中所表现的对个人私密世界的兴趣与经验”？“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倾向，此时之男性情感世界别开生面，如何从文人画和笔记小说中窥一究竟”等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观察员参加旁听。会上发表的26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如日本学者青木敦的《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习惯关系再考》，英国爱丁堡大学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莱加州大学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私情？公义？——孟姜女故事流传探析》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程念祺也在会上作了《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与私情》的发言。紧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召开“近代中国的妇女、国家与社会”研讨会，集中讨论1600--1950年间性别与国家、性命、法律、社会，妇女与美感、教育、文艺、家庭，以及性别与战争、跨文化的妇女等女性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胡晓真、华玮、吕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3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这两次研讨会皆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时的盛大聚会和军力的检阅。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胡晓真、衣若芬、刘苑如三位女学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如前所述，亦多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题材亦多是女性。这些海内外研讨活动的开展，自然扩大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展开，除了上述的女学者主观努力外，更是台湾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支持和扶植的结果。淡江大学就专门有个女性文学研究室，上述研讨会就是由她们与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而会议的第一场主持人则是当时的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双英。提供经费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外，联合报系的文化基金会、淡水镇公所也提供了赞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纪开始时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前者是由“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举办；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财团法人纯智文教基金”提供资助。
　　一些年鉴和年度总结也都把“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大特色，或一大成就来评估和总结。如王基伦在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中把“性别研究”作为1997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中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当年“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她们皆执教于台大中文系，颇能代表该系结合古典与创新的学术活力”。（注：《古典文学研究概况与特色》，《台湾文学年鉴》，1997年，第67页。）陈成文在《1998-1999年台湾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概况》的“结语”中也肯定“女性主义新视角的运用”出于“勇于尝试，突破研究巢臼的企图心”。（注：见《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10期，61页。）
　　收稿日期：2002-04-0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佩去亻
　　　　＠②原字为口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