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引言
报告文学与“亚报告文学”已成为20世纪全球主流文学倾向。这是我们梳理包括中国 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线团时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作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伴随 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深刻嬗变，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 定条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 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而且一度遥遥 领先。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 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与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 ，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1]因此，称“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并非过 誉。
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逐步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口，新时期 亦即转型期20年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以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全面而冷静的切入性 检视提供了难得的对象和契机。承此，认真总结此期报告文学的核心主题意向与多维审 美形态，进而考辨其面向未来的跨世纪文化品格，自然成为史思和文学的双重呼唤而倍 显重要和紧迫。
报告文学“世纪末的辉煌”，显然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在文学上的敏感反应。正如 人们认识到的，“月亮的皎洁辉煌，是由于太阳的发光；报告文学开启千万人的心扉， 是由于作家敲响了时代的鼓点。只有当它像一滴水似地反映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只 有当它像回声似地激荡着人民的心潮，只有当它像闪电似地使山川道路突然明亮……报 告文学，才不致囿于一人一事，流于浮泛表面，而是把握住时代精神，回答时代提出的 重大问题，显示它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的力量。”[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报告 文学高高树起了跨世纪精神丰碑。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改变性救赎主题
人类的苦难以及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并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 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因此，救赎意识本质上是 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其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 在与自然、灵魂、文化等的同步与超前对话中达成了多向救赎性超越。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 的追求。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清醒地意识到，改造与驾驭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 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共处。
问题在于，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需求日趋膨胀，更多的人变得 急功近利，因而导致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读，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存环境，甚至 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加剧了天人矛盾。结果，人口、环境、资源等以异己方式 成为人类跨世纪途程中的严重负荷。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曾尖锐指出：“人在这个世界 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 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 终。”[3]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和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在 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 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首先感受到大自然的沉重呼吸，在《北京失去平衡》中 ，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思考。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 流域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出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 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灾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 之类的作品，无不表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及现实境况的守护意识和忧愤心态。鉴于阳 光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的可怕事实，《伐木者，醒来!》的作者 悲怆万分。这种关于人口、环境及资源问题的凝重审视，显然是地球意识及终极关怀普 遍增强和深化的结果。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异常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 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自然救赎型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开发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 与拓新精神。这类作品，胸怀全球，极目未来，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 《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显示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 》、《冰海沉船》等则宣告了科学认识海洋与合理开发南极时代的到来。如《冰海沉船 》，真实而艺术地报告了人类征服南极途中的悲壮与豪迈，具有浓烈的生命意味。蒋家 伦以非凡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于冰海脱险，用中英文写出《南极微型浮游生物的研究》 、《南极爱丽丝海峡、鲍顿湖浮游植物的研究》、《南极近岸附着硅藻季节变化及生态 》等论文，从而谱写了一曲人类接近自然、开发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壮丽乐章。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 熟。正如贝恰所说，“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 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 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4]我们 真诚地希望，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 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检视——灵魂的救赎
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 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生发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 ”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先行打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并 全力拨正不良社会现象，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有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 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 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5]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大凡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 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理念的思想做派，都被纳入报告视野予以放大，以求准确诊断并 获取疗救上的最佳效果。如前所述，自《哥德巴赫猜想》始，这种救赎工程就正式启动 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以及《为了周总 理的嘱托》、《祖国高于一切》、《橘》、《胡杨泪》等作品，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 ，从知识分子的特殊角度对那个人不为人的异化年代进行了整体反思。作家们以高度的 责任感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肆意践踏真理的 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挞伐，表达了对理想、道义和良知的强烈吁求。作为思想解放运 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感投射，这类作品无疑又反过来强化了作家主体的批判 意识和文本的理性力量。《沂蒙九章》、《山苍苍，水茫茫》、《忧患八千万》、《中 国：与贫困决战》、《红土地上大决战》等，将贫困与温饱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视 ，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价值追求，民本情怀尤显炽烈。《人妖之间》、《一枕铜 官梦》、《毕竟东流去》、《检查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勇士：历史的新时 期需要你!》、《失控的权力》、《岭南虎的毁灭》、《弥天大谎的破灭》、《没有家 园的灵魂》等反腐“文告”，汇成浩荡的“反贪风暴”，把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与反腐 败话题纳入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表达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必胜信念 。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在《恸问苍冥》、《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 生者不应沉默》、《亚细亚怪圈》、《罂粟之狱》、《人鬼之战》、《世纪之泣》、《 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作品中达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超越。这些作品或回眸历史，或 注目现实，紧随时代又超越时代，尊重自我又超越“小我”，驻足本土又跨越国界，以 感时伤世、忧国虑民的泣血之章，传达出现代公众对个人、家庭、民族及人类前途的沉 重思索，具有撼人魂魄的震慑力量。
显然，上述作品的“类经典”效果，取决于题材选择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同时与作家 的洞察力、社会勇气和人性深度密不可分，因而能够引发广泛共鸣，产生强烈的社会轰 动效应。面对关涉寻常百姓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时弊，霍达拍案而起，怒中剖责：“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中国曾有过数千年的私有制历史，私有制的本质就是 一个‘私’字。千百年来的农业国造成了自私和狭隘。闭关太久，突然开放，封建社会 遗留下来的自私和狭隘极易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结成姻亲，生出怪胎，丑态百出，还 得意忘形，自以为‘时髦’呢!”字字见血，句句铿锵。《人生环行道》、《知识的罪 与罚》以及《对话录——记者·山民·佛》之类的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现实境遇下 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拷问。它们不乏前述报告文学的深重忧虑，更有走出“忆旧情绪” 进而指向未来的改变性努力，其现实参与感和忧患的当下性至为强烈。《法兮归来》所 倚重的价值准则以及对法律的深切呼唤，《丐帮漂流记》对另类群落的探视与设问等， 无不标示出新时期报告文学明确而深刻的救赎动机。
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事实上，社会与灵魂的救赎已积淀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基 本母题。有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 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召唤社会的更早觉醒。新 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品质使之有可能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准确的体认和最明快 的色调予以把握。报告文学作家郭慎娟的话应该很有代表性——我早年毕业于医学院， 接着作了十余年的白衣战士，“但是时代的风云，又在心里唤起另一种使命感，转而对 人的灵魂比对人的躯体产生了更大的关注”。[6]
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已经以极其有力的多元方式敞开了社会的“ 后窗”，发出了拯救灵魂的呐喊，并且，这种呐喊业已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又一个世纪漫长的灵魂塑造工程中，报告文学必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
三、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文化的救赎
世纪接口的热门话语之一是“泰坦尼克”。1912年4月15日，被誉为现代文明象征的“ 泰坦尼克”号葬身海底。就在一代神话被无情击毁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几 十年后，好莱坞斥资近两亿美元推出反思型报告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一经公映， 迅即风靡全球，成为人类跨世纪话题中颇具原型意味的“集体意象”。
不难判断，现今许多人的情绪与“泰坦尼克”时代颇多类似，即肤浅地沉湎于既有的 科技文明和暂时的成功，而缺乏内在的清醒和迎接未来的准备。本文称之为“类泰坦尼 克情绪”。德国一家报纸曾尖锐指出，“泰坦尼克号”的旧话重提或许正是一种暗示— —假如看不到眼前迎面而来的“冰山”，不能面向未来，居安思危，灾难就可能临头。 这种反思中的危机意识，在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强化。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救赎行为体现了整体“超度”企图。这种超度，是以迎候未来 的准备心理作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自然与社会的忧患，势必诱发主体的创新欲 念，以期达致理想的彼岸。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介入，使 其不可能像抒情诗或罗曼司小说那般迷醉于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于是，对未来可能与 必然的期许便成为超越现实苦难，调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中介性策略得 到文化上的认同。
文化及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其作用是经济力、政治力所不能替代的。 它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是影响与整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7]因而，此期报告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救赎意愿， 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写作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 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深切眷顾与着意保留。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 中有明确阐释：“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换 言之，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崇尚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进而谋求向优秀文化范型的群 体性靠拢，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这种文化精英意识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别具亮色。
与知识关切紧密关联的是教育救赎。其实，教育及其体制的文化沉思本质上就是知识 文明的救赎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 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落泪是金》等诸多 作品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和前瞻意识。涵逸针对日益突出的“四二一综合症”，敏锐 指出，眼下的独生子女们，20年后将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续写中华 民族的历史。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就不是简单的个人或家庭小事，而是关系到缔造 怎样的历史的大问题。陈冠柏就现行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呼吁“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 宁还给家庭”，期盼对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早一天消亡。面对严峻的中小学教 育危境，苏晓康从历史的角度严加追问。此外，对特殊年代失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成 为文化救赎型报告文学的敏感题材，如《冲破罪恶的旋涡》、《希望在哪里?》、《拯 救灵魂的人》、《请爱他》等等。这些作品的忧患意识与拯救心理，无异于晴空响雷， 炸坍了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却又十分脆弱的优越感，催人惊醒。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类泰坦尼克情绪”在诸如《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 方佛雕》、《虹在风雨后》、《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中有独特体现。这些作品 ，从正面直接讴歌文化播火行为，“接力”心态更见迫切。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 神之火》，以深沉的文化关怀，饱含激情地报告了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经过。作品 充分认识到，鲁迅——中国文化界的普罗米修斯，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棵独立支 撑的大树。因而，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便是最高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救赎行为 。
居安思危，危而思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设攀升的阶梯，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 忧患意识在报告文学中的艺术投影。而今看来，就原创意义而言，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 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挞恶、追求超越的动天地、惊鬼神的救赎力量。
占尽风情向小园：多维审美形态
与传统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在艺术形态和审美品格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呈 全方位跃进态势。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形与神会的形象美和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与哲学社会科学比较，文学应该是形象学。报告文学自不例外。有识之士甚至认为， “报告文学在增强文学性上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刻画报告人物的性格。”[8]
有必要重申，报告文学的人物性格既不是社会实体中的生活原型，也有别于经由深度 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典型”——报告文学典型 。另一方面，“第三典型”遵循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信守生活典型的本质依据，不容 杜撰和歪曲；另一方面，务求斩除杂枝蔓叶，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和相应的艺术规则予 以选择、提炼与整合，使之成为艺术文本。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一切有利于性格摹绘的方式方法 都被派上用场，以图写出人物的时代感和立体面。其中，小说化的叙述和描写、散文化 的语态和笔调、诗歌式的情思和韵致以及音乐的节奏感、绘画的色彩美、戏剧的冲突性 、造型艺术的空间感、影视艺术的蒙太奇手法等，已经成为此期报告文学的基本话语方 式。传统描写模式的突破，不仅实现了新型报告文学形象刻画的价值追求，而且达成了 化平淡为神奇、变呆板为灵动、以形貌纳神韵的艺术效果。如陈祖芬的《理论狂人》对 黑脸大汉党治国的肖像描写：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50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 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 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地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
接着，作品写党治国脚穿打着硕大皮革补丁的布鞋，泛黄的眼白“压根儿就应该叫做 眼黄”，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头发“所剩无几地徒 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听说还是染黑的。这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主人公憨 实、坦率、坚韧的性格特征以及十年浩劫中遭遇的巨大磨难、现时的困顿，还有对于生 活的信心与挚爱。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收到了由表及里、小中见大、文约意丰的“放 大”效果。
细节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聚焦，主题话语的凸显。它将琐碎驳杂的生活事相 浓缩于具体的“胶片”上，映射出万象纷呈的大千世界，于有限的语符之中蕴含尽可能 丰厚的意味，可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此所谓新时期报告文学以点带面的细 节美。
以钱钢《唐山大地震》为例。作品中众多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似一个个影视分镜头 ，构成并推动着作品的情节链条和思想波澜。护士丰承渤值夜班时被砸入废墟。一天一 夜后，人们打穿数层楼板，从凿开的小洞中发现她还活着，但身体被嵌死在楼板和铁床 架之间。救护人员无法挪动那块楼板，又因缺乏输血条件而无法截肢，她只得在众目睽 睽之下活活等死。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友张淑敏问道：“小丰，你还需要 做什么?”她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小张懂得她的心思，以指代梳，含泪整理好她的 头发。尔后，这位年仅20岁的姑娘便永远地离去了。这种美被毁灭、生命被扼杀的悲剧 细节，以其强烈的现场感与过程性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振动。作者感叹：“这位姑娘在生 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地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像丰承渤那样 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记录”。可以认 为，丰承渤的特殊“告别”，既是美好人性的一次超常闪光，也是对动乱年月人性扭曲 的冷峻反思——因为活着的时候人们非议她“爱美”，如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 “刘海儿”之类。她最终以美的形象离去，无疑是美好人性对丑恶势力的顽强抗争，同 时表明，美是毁灭不了的。
新时期报告文学脍炙人口的细节比比皆是。如孟晓云等《还是那双眼睛》中王震将军 从马上摔下继续躺在原地看书的细节；陈忠实等《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中几 位农村老太到城隍庙为李立科求神问卜的细节；《中国的“小皇帝”》中那位爸爸深夜 躺在床下以防儿子摔下的细节等等，均生动传神，过目难忘。
二、情与景会的诗意美和声色互惠的语态美
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生活判断力和审美把握力的普遍增强，其诗化特征及声色语态也 日趋清朗。这再次标示出当代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增长。
权衡某一作品的诗化程度，标准固然多样，但关键看其是否在形象生成和文本结构中 营造出情景互融、心物相往、天人合一的诗境。因景生情，缘物抒怀，境中达意，此乃 立境之前提。无景不合境，寡情难成意。情景两全，虚实相生，妙合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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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