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

[摘要]汉语“是”集“本在”、“存在”、“在者”三义于一身：本在语义体现为“准则”“常道”，存在语义体现为系词的“断真”，在者语义体现为近指代词“这”“此”。汉语的存在观念是从时间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而来的，甲骨文的“时”是后起的“是”的源头。

    [关键词]是；时；时间；存在；此在；判断

    近年来，英语系词to be和德语系词sein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这是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1]意义的探索史。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发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词源如何？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如上所说，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法功能。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历史，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4]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从语义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我国最早的训诂书都直接指明了“时”与“是”之间的联系。《尔雅·释诂下》：“时，是也”；《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段注又说“是”字：“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对“时”与“是”语义上的这种联系，自《说文》《尔雅》以来的辞书和历代语言学家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阐释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文献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古老的文献《尚书》里，“时”的主要意义和用法正是如此。“时”在《尚书》中以每千字5.52的高频率出现，是居于前30位的常用词，这并非因为《尚书》处处涉及“四时”或时间，实际上“时”作为时间词讲的不足30%，剩下70%以上的“时”，（1）绝大部分作近指带词“此”或“这样”及与此有关的意义讲；[7]另外还有以下意义和用法：（2）动词“肯定”“认为……正确”；（3）形容词“正确”等。分别举例如下：[8]

    1．指示代词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尧典》：“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舜典》：“惟当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典》：“布种是百谷以济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大禹谟》：“是汝之功”）

    帝曰：“皋陶，……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禹谟》：“是汝之功，勉之”）

    益赞于禹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是天之常道”）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皋陶谟》：“言帝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

    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益稷》：“若所行不在於是”）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是日何时丧”）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洪范》：“敛是五福之道以为教用”）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益稷》：“是汝理水之功”）

    王曰：“呜呼！封，……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酒诰》）

    2．肯定、认为正确：
    
    百僚师师，百工惟时。（《皋陶谟》：“百官皆是言政无非”）

    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益稷》：“当是正其而颺道之”）

    3．判断：
    
    王曰：“呜呼！……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酒诰》：“是汝同於见杀之罪”）

    以上事实表明，除了多了表示时间、季节的意义外，“时”与“是”的意义、用法毫无二致。虽然《尚书》中混有伪文，但上面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现象，不可能恰好都是伪文，除非《尚书》全书是伪书。退一步说，就算《尚书》靠不住，我们再来看《诗经》中“时”情况。“时”在《诗经》里的主要用法如下：（1）“善”“正确”。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时，是也。”《集传》：“不时，犹言岂不是也。”《大雅·荡》：“非上帝不时，殷不用旧。”《传疏》：“时，善也，是也。“非上帝不时”就是“不是上帝不善待你”。（2）“此”“这”“这样”。如《周颂·賚》：“时周之命，於绎思。”《郑笺》：“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大雅·思齐》：“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正义》：“神无有是怨恚文王者，神无有是痛伤文王者。”这两个“是”都作“此”讲。据向熹《诗经词典》统计，“时”在《诗经》里作“善”“正确”讲的共7处，全见于《雅》；作“这”“这样”讲22处，其中《颂》15处，《雅》6处，《风》1处；而作时间讲的只有5处。[9]这就是说，“时”作时间讲的仍是少数，而与“是”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仍占绝大多数。《诗经》《尚书》“时?庇梅ǖ囊恢滦运得鳎�《尚书》时代“时”曾经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用法。今天“天时地利”说法的“时”，还保存着形容词性的“正确”这个意义。“天时”和“地利”结构相同，“利”是个形容词，“时”也是个形容词，意为“时机正确”�?/P>

    以上现象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时”与“是”是通假关系；其二，“时”与“是”是有部分同义关系的同义词；其三，“时”是“是”的前身，“是”是从“时”分化而来的。但“时”与“是”不可能是通假关系，也不可能是同义词关系。因为：第一，如果“时”因为音近而假借为“是”，即临时用“时”替代“是”，为什么上古文献中没有相反的时间之“时”通假做“是”的例子？第二，“时”是先于“是”产生的，在《尚书》里“是”还很罕见的情况下，“时”就通假做“是”，这不太可能。第三，同义词是共时概念，而“时”“是”的非时间意义前后相承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肯定《尚书》时代“时”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意义。

    怎样解释“时”“是”共有的“正确”“此”等意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先有了名词“四时”“时间”的含义，后来发展出指示代词“这”“此”、形容词“正确”“对”、动词“肯定”“认为……正确”等意义。但是对于汉语是如此重要的这些后起的意义，跟“时”本身的时间意义和用法已经相去甚远，于是这些后起意义就转交给“是”承担，“是”就这样产生了。这就可以解释“是”“时”读音相近、义符相同、古书认为它们意义相同、以及“时”具有“是”的语义语法功能、“是”却不具有“时”的时间意义、也不在这一意义上通假“时”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是”显然是由“时”分化而来的。

    三

    以上分析了“是”“时”二字的“正确”、“此”“这”意义的来源，现在讨论它们的“准则”意义。“是”字本身就有准则的含义。《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以日为正，则正於日也。”这也就是《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之意。无论《说文》《尔雅》还是历代语言学家都认为“是”的本义为“直”（“是非曲直”之“直”）“正”（正确）“则”（准则），这就可以肯定，“直”“正”“则”是“是”的本义。仔细分析“是”字的形体和古人对它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原本包含两个因素：准则、断定。“日”即准则；以“日”为标准，断定其他事物是否“直”“正”，即为断定。以“日”为准则，反映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存在论观念——自然神崇拜。“日”为万事万物之源，即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或“本真”。《尔雅》所谓“法则”，是将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具象化的一种表述，《释诂》所谓“法，常也”。这个“常”是常理、规律之意；如果将它形而上学化，就是“道”，亦即老子所谓“常道”。所谓“实事求是”之“是”，指的就是这个形而上学之“道” 。“道”是我国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如果抽去具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就其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这一点看，“道”就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在”。

    然而这一概念最初还是由“时”承当的。前面说过，《说文》以后历代字书、历代语言学家和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都认定“时”的古文写作“峕”“从之、日”，也就是说，古文“峕”是“日”和“之”的会意字。“日”和“之”都见于甲骨文，均是最早产生的词汇。“之”甲骨文形为“屮”下有“一”，《说文》：“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徐锴笺：“之言滋也，艸木滋长也。江阴孔氏广居曰：‘艸木初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ㄓ’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海氏认为，人这种此在与别的此在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一经“被抛在世”，就“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11]而人总是“从将来‘来向’自身”，[12]或“先行到未来”，即人总是预先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人就“首先在世内照面的……事物那里发现时间，……经验到时间”，[13]“利用放着光和热的太阳”这一存在者“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14]“现场”的“日”变动不居，但人却从它那里领悟到没有在“世内照面”的存在，领悟到那个没有“照面”的“常”“法”“则”——“是”。因此，由万变的“时”（运动变化的日）生长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华民族的本体论观念“是”来自“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原初根源是有重要意义的。

    “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