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生命环境论文是:“城中村”社区文化特质的探讨。

　　摘要：中国的“城中村”现象是一种不可避免、较为普遍的现实状况。“城中村”社区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文化特质，有助于人们理解对其改造时所遇到的“两难困境”。文章通过对浙江绍兴上虞地区“城中村”人口状况的调查，应用社会学冲突理论和腾尼斯“社区和社会”理论，分析“城中村”社区的一般文化特质，最终为和谐改造“城中村”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文化;和谐改造

　　一、引言

　　中国的“城中村”现象是在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一元化”转变和城乡二元体制下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状况。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看，“城中村”现象深刻长远地影响着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平衡，它既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的“转机”，也是社会持续稳定运行的“危机”。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示：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即便有工资不变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仍然可能存在“社会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不能快到可以吸收那些想离开传统行业的劳动者的地步”。这种现象尤其早的发生在离现代经济最近的“城中村”里，而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其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根源，同时也塑造了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社区的文化特质，即异质性和特殊性，了解这些，有助于理解、分析对其改造时所遇到的“两难困境”。本文意在通过对浙江绍兴上虞地区“城中村”人口状况的调查，应用社会学冲突理论和腾尼斯“社区和社会”理论，分析“城中村”社区的一般文化特质，最终为和谐改造“城中村”提出对策与建议。

　　二、“城中村”社区文化特质的概念界定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表现形式为在城市化加速期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使大量村庄包围在城市建成区内。所谓社区文化，即是能深刻反映一个区域内的群体，由于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下逐步形成、积淀、传承的较为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生活状态。这里所提的“城中村”的文化特质，就是这种存在于“城中村”地域内，包括原住居民和后迁入居民所共同形成、接受和展现出来的约定俗成的特殊的社会事实。

　　三、浙江上虞地区“城中村”人口状况的调查分析

　　浙江绍兴上虞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其GD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县级市中都位列前茅，由于经济、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很多外来人口。本文以该城市为考察点，2007年初进行问卷和走访调查，一共发问卷500份，收回问卷493份，有效问卷占总问卷的98.6%，以此来探讨该地区“城中村”的人口状况，分析其社区的文化特质。

　　(一)“城中村”人口来源(图1)

　　在“城中村”居住的人口，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农民，一部分是外地迁入的打工者(多为农民工)。在随机抽样且有效的493份问卷中，其中有374人为当地农民，占75.9%，随着外来进城打工者增多，在“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也在逐步增加。

　　(二)“城中村”人口的年龄、性别、学历水平(表1、图2)

　　社区文化是居住在此社区内个人及家庭的生活状态的归纳总结，对于“城中村”居民年龄、性别、学历水平的了解能把握住该社区文化的外显特征，尤其是学历水平的调查，能较直观反映“城中村”的文化层次和人口特征。

　　该“城中村”社区，人口以青少年和青年为主，性别上与社会总体男女比例相近，为1：0.73。“城中村”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是初中以下文化，这大大限制了此地文化层次和居民的整体素质。

　　(三)“城中村”人口对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

　　“城中村”内实行农村管理体制，因此在建设、社区管理等方面出现真空，导致村内建设行为失控，建筑采光通风差、公共设施少、卫生条件差、道路标准差、缺乏基础的消防通道、安全隐患大。此外，大量的出租屋与暂住人口缺少规范管理，各种治安问题泛滥，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问卷中81.7%的人认为生活环境恶劣，尤其是外来迁入者来对居住环境、生活质量等表现出较大的不满。

　　(四)“城中村”人口的职业、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工作意愿(表2)

　　“城中村”人口构成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工作意愿。调查发现，因为拥有土地资源，原住农民普遍采用自建屋收取租金，加上“城中村”改造中的补偿和集体分红，收入较好，工作意愿不高。外来迁入者则处于弱势，收入普遍较低，且工作意愿强烈。

　　(五)“城中村”人口的居住意愿(图3、图4)

　　对于原住居民来说，由于土地所有权利、经济因素和乡土依恋情结浓厚等原因，大多数愿意长期居住，这给“城中村”改造带来较大阻力。而新迁入人口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不愿意长期居住，一方面由于打工者工作、地域具有流动性，一方面在生活境遇提高时他们更趋于到市中心和中层社区居住。

　　(六)迁入人口问题

　　这一组问题，主要是为了调查社区的凝聚力，社区内有交往的对象(朋友)，有共同的便于交流的语言，能表明外迁入人口融入该社区，社区内有一定向心力，这样的群体关系相对和谐。而实际情况是，外来迁入人口中95%没有户口，只有3%认为在该社区里有亲密朋友，8.5%的人会说本地方言。由于没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地缘联系，该社区人员联系较为松散，不存在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四、“城中村”社区的文化特质探讨

　　(一)冲突理论的视角：冲突的作用——“城中村”社区的城市“湿地功能”

　　“城中村”在城市化发展历史上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解决了大量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其建筑形态自发形成，隐藏了治安、消防隐患等问题。“城中村”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城市“湿地”的功能。“城中村”目前负有两大功能：城市功能及生态功能。从城市功能来看，“城中村”的布局是自然形成的，且往往与城市核心工业区、金融业紧密相联。从城市生态角度来看，其配套是自发形成的，商业形态根据市场需求处于不断调整中。

　　(二)腾尼斯“社会”和“社区”角度：“城中村”社区偏向于“社会”形式(表3)

　　腾尼斯以“社区”和“社会”两个概念表明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具体说来，社区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

　　调查显示，“城中村”原住农民和外来迁入者没有任何血缘、地缘联系，彼此只是租赁的契约关系。而较差的生活环境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让外来迁入者对社区没有归属感，对社区居民没有认同感，如果社会境遇能改善，趋于离开”城中村”。相反，原住者由于经济利益和本身乡土情结，对社区有较好的认同感，不愿离开甚至反对改造，对外来迁入者没有认同感，只有追求利益上的最大化。因此，社区中的两个群体，彼此之间没有共同意志，只有个人意志，强调个人利益，以相对脆弱的契约关系联系，异质性强烈。

　　(三)“城中村”社区的文化类型是一种“过客”心态

　　“城中村”社区吐故纳新的能力强，流动性高，不少人在这里居住一两年之后会很快搬出。与一般的中产社区比较起来，其文化具有包容隐私性。“城中村”收留了一部分边缘人群，不同于一般中产社区的文化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大部分外来打工者从“城中村”开始其城市生涯，就此明白要直面社会，靠自己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塑造城市的基本性格。从区域上看，“城中村”的居民是“城里人”，但是其生活又摆脱不了“村里人”状态。作为“廉价大旅馆”，大部分居住于此的人都有一种“过客”心态，因此形成一种相对松散的交往状态。

　　(四)“主观剩余劳动力”现象

　　“城中村”是农民趋利性的产物，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集体分红和自建出租屋收入。村集体经济建立在征地补偿金及村留发展用地的基础上：依赖征地补偿金建立起一批集体出租物业;依赖村留发展用地，与开发商合作开发收取土地租金。村集体经济丰厚的收入，为村民承担了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此外村民还可以从集体经济得到不菲的年终分红，依靠集体分红及出租收益就可以过上安乐的生活，就业意愿低，成为“主观剩余劳动力”。

　　五、结论

　　“城中村”改造是探索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城市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相比其他农村，“城中村”最有条件实现现代化，可以用最少的成本让村民尽快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这也贴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

　　“城中村”在其形成发展中，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影响，具有不同于一般社区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或许制约着改造工程，但是如果加以把握、利用又将有利于“城中村”改造原则、模式、方案的确立，顺利实现城市化，并带来社会平稳、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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