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提要:本文立足于中国转型期的现实,梳理了20 世纪60 - 90 年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目的在于通过反思西方理论界对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阐释,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本文开篇就解释了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是怎样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提出问题的。然后,结合评论,详细介绍了代表性人物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以及埃拉·卡兹尼尔森与阿里斯蒂德·泽尔博格的理论,梳理了他们在理论脉络上存在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些理论的贡献、缺陷和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阶级 阶级形成 社会转型
近20 年来,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质量,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对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机制以及阶层结构的变化,都做出了丰富的解释与分析(李路路、王奋宇,1992 ;李强,1993、2000、2002 ;孙立平,1996、2003 ,等等) 。(注1)但是,研究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在研究主题上,社会分层研究主要集中在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方面,大部分研究专注于分层标准与社会变迁机制的讨论,重宏观结构性分析而忽视微观层面的分析(张宛丽,2000) ;其二,在理论资源上,主要运用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特别是戈德索普、帕金、吉登斯等人的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阶级研究理论;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大型的问卷调查,往往忽视质性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些局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近期美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阶级作为研究工具与作为社会实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争论,阶级分析已逐渐走向衰落,并且随着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不断融合,强调大型问卷调查方法与结构性分析的阶层研究已成为社会分层的主流(李春玲,2004a) 。另一方面也受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阶级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阶级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它的含义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和理论领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分析是一个让人反感、忌讳、敏感的话题(李春玲,2004b)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国家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逐渐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作为学术范畴的阶级分析也从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李静君,1999) 。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论著中,阶级分析是解释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学术流派。
当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忽视阶级分析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了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冲突意识(李静君,1999)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与反思阶级理论,为更进一步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劳工群体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启示。按照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 G. McNall) 等的说法,本文是致力于“重返阶级”(bringing class back in) 的讨论。
西方阶级理论在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等领域都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本文不可能对整个阶级理论做梳理与评述,而是选取了其中争议较少的阶级形成理论进行分析。
一、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阶级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自20 世纪70 、80 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the end of class) 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Hall ,
1997) 。(注2) 反对“阶级消亡”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阶级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20 世纪70 、80年代,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高潮(李春玲,2004a) 。
尽管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阶级是否消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但是,争论双方对于阶级形成是当前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埃拉·卡兹尼尔森和阿里斯蒂德·泽尔博格在《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西欧与美国的模式》中认为,与争论阶级是否消亡不同,在阶级形成研究领域,争论的问题并不是阶级形成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性,而是阶级是怎样形成的(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5) 。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的争论并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在18 - 19 世纪是否形成,而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途径, 以及条件( 参见汤普森, 2001/1963、1995 ;Hobsbawm,1984) ,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与汤普森的分歧也在于此,他们通过比较三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得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模式上与汤普森的英国模式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理论界之所以对阶级形成研究是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点存在较少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大部分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与时下的政治辩护存在较少的关联。在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中,尽管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运用理论资源上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18 世纪末- 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再到20 世纪80 年代的卡兹尼尔森与泽尔博格等人,他们都对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历史进行了阐述。从他们分析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表达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但是他提出的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模式,即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的模式,为后来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从汤普森20 世纪60 年代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以来,阶级形成研究领域就一直在批判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研究范畴,汤普森通过引入阶级经历与阶级行动者的要素,试图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约束,而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等人则批判了汤普森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当成了整个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普遍模式,指出了不同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区别。
虽然经典理论家在有关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认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源于工业化、无产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无产化以及工人对这些社会结构发展的反应,并以集体倾向性(disposition) 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存在(Katznelson et al . ,1986) 。从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型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阶级作为一种组织、思考与行动的社会方式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
卡兹尼尔森指出,虽然在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存在着不同模式,但是工业化在经济上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上,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财产私有企业经济的建立,新型的经济模式确立了企业与工人之间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工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企业付给工人工资,正像波兰尼指出的, “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使得货币、土地与劳动力都商品化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人的无产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形塑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工人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不同阶层混居的局面被打破,整个城市社区被分割成居住区与生产区,并且,居住社区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被分割开来。随着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同社会阶级在空间上的逐步分割,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面对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工人阶级要理解和处理生产组织、劳动环境、社区组织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转变导致工人阶级在语言、意识等方面产生基本的变化,工人阶级也是第一次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世界观以及思考自己作为工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超越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专业为联结基础的、相互分割的手工业者团结形式,形成了以阶级利益为联结枢纽的组织形式。
二、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发端出来的问题
工业化、无产化只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佘庞认为,阶级形成实际上是客观与主观两个双重的过程,客观的过程包括既存的生产模式以及人们被安排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过程;主观的过程则包涵着人们发展出对自身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理解,创造出对世界变迁的反应方式与发展出一系列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Therborn ,1983) 。从这两方面看,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就是要追问工人是怎样变成了阶级的主体? 客观过程与主观过程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辩证的、形而上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由于这种区分,产生了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凸现社会制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和资方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体制,造就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
马克思赋予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类别作了区分,一类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 ,一类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 。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尔后的社会学也称之为“客观阶级”,即他们是居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地位上的集群。自为阶级则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之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正如奥索斯基所言:“在采用经济标准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时,马克思有时引入心理的标准来对此概念的范畴加以限定。符合社会阶级的经济条件人群,只有在他的成员被阶级意识、被共同利益的意识、被引发共同的阶级对抗的心理边界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Ossowski ,1963 :73) 根据这一逻辑,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端赖于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端赖于阶级意识的产生,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做出经验论证,而是认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并且做出了革命性的预测: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历史主体。在这一阶级形成的逻辑中,我们又一次体察到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则的施用:即生产关系(经济的、客观的) 决定阶级意识(意识的、心理的) ,从而决定阶级行动(行动的) (详见李炜,2004) 。
从马克思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工业化、无产化与新生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抽象成了一般的
返回 世界文学论文 列表
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