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中国戏曲晚熟的原因新探。 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恩格斯还以大量事实说明,把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同文化发展"对应"起来是不正确的。例如,18-19世纪的德国,整个社会"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经济"极端凋敝",然而文化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气象,文学、艺术、哲学空前繁荣,出现了歌德、贝多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世界文化巨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走向繁荣,而文化上却全面衰落,跌入像中世纪那样的文化黑暗时代。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化史上不只是个别的。针对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错误倾向,恩格斯还作了认真的反省和郑重的说明: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马、恩的这些论断亦为我国文化史所证明。例如,战国时代,齐、鲁、赵、秦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蛮楚",然而分别代表这一时期哲学和文学最高成就的庄周和屈原均生活在楚国。被视为"剧戏之始"的《优孟衣冠》和"雏形歌舞剧"的《九歌》也不是产生于工商业经济相对繁荣的北方,而是出现在经济落后、巫风强劲的南方。齐都临淄商业繁荣,人烟浩穰,虽有斗鸡、走狗之戏,却并无戏剧创生。赵都邯郸亦为商业大都市,虽有杰出的歌舞艺人"邯郸倡",却无戏剧成熟。

　　可惜这些几乎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和马、恩的重要提醒并未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戏曲学者的足够重视和注意,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被相当一部分学者长期奉为圭臬。这一带有鲜明独断论色彩的方法不仅导致"削足适履"---抹杀我国春秋战国以来工商业经济发展,商业大都市普遍兴起的事实,以"证明"自己的先入之见,而且使论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例如,有些学者在论述宋元话本、戏曲等大众文艺的兴盛时,称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资料,把宋元时代描绘成"社会气氛良好"、"政策宽松"、"经济繁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历代繁荣均不及宋元之盛;可是一旦论及话本、戏曲的内容,则又称引其他文献资料,把宋元时代描绘成"战乱不堪"、"高压统治"、"贪官污吏横行不法","经济衰疲"、"民不聊生",一片黑暗萧条景象,仿佛其混乱贫弱又为历代之最。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常常出现在同一作者的同一部著作中。

　　诚如所言,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群众性的戏剧活动便难以开展,"雏形的戏剧"也就难以成熟。但是,我们又无法将戏剧走向成熟所要求的"起码的经济条件"量化,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城市人口达到多少数目,戏剧才能降生。更不等于只要具备了"起码的经济条件"就一定会有戏剧的成熟,没有戏剧的降生就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经济条件"。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最先出现了戏剧的繁荣,并不等于直到这时他才具备养活戏剧的经济实力,此前戏剧未能降生就只是因为缺乏"起码的经济条件"。因此,把古希腊戏剧成熟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当作世界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以为某一民族的戏剧何时成熟便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何时才赶上古希腊的论断,是十分荒谬的。

　　从世界戏剧史来看,不同民族戏剧步入成熟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相距甚远的,有的在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有的则在封建社会之初,有的远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所依托的经济状况更是不尽相同的,有的生于社会安定、商品经济繁荣之时,有的却生于兵荒马乱、经济遭受重创之际。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某一文化特质的兴衰等同、对应起来,以为某种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必然导致某种文艺样式的创生和繁荣,某种文艺样式只能与某种社会经济状况相伴随,势必陷入独断论,这种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对世界各民族戏剧创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

　　文化创造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但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民族也不可能创造出完全相同的文化。这是因为,文化创造除了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之外,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结构、风俗习惯、居住环境、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等所构成的"文化框架"的巨大影响。前人设定的"文化框架"既包含显性的文化特质,又包含隐形的文化精神。不同的文化框架是存在不同的变量关系和不同的结构形式的。文化滥觞期所设定的框架对民族文化发展指向的影响更是十分深刻、巨大。法国学者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创生与发展比作动植物的生长,指出文化生态环境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即使大体相仿,不同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场合、文化情景也是很不一样的。不同文化框架不但提供了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不同条件,而且也给文化选择、吸取、创造、扬弃、排斥、抑制以指向性的规定。

　　尽管文化框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文化创造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但文化创造主体在前人设定的文化框架面前又不是完全被动的。按照系统论的说法,当一个系统达到不稳定的临界阀域,即面临突变分叉时,系统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非决定性的,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既不受初始条件的决定,也不完全由环境因素所制约,而是与涨落群中随机选择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创造主体的心态、动机支配下的随机选择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显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显性物质和隐形精神共同构成的环境在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面前所呈现的意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至于某一种文艺样式的盛衰,情况就更加复杂。丹纳说:"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 格罗塞也认为,某种艺术样式的盛衰往往与该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艺术往往靠着该民族的文化,而某一形式的文化也可以妨碍了某一形式的艺术而促进了别的艺术。" 探讨戏曲晚熟的原因需要广阔深邃的视野,我们应该从民族文化环境和主体的随机选择两个方位去考察戏曲创生发展的历史,探求戏曲晚熟的深层原因。

　　三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两个条件,戏剧艺术的发生发展也是如此,探寻戏曲晚熟的原因还需要从其内部因素着眼。戏剧之所以直到人类历史的"晚近"阶段才正式生成,除了它对物质条件要求较高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还需要诸多艺术因素的发育成熟。大而言之,戏剧的生成除了要有装扮性的表现形式之外,还必须有叙事性的文学因素充当"骨架",否则,即使经济基础等外部条件完全具备,装扮性极强的宗教仪式也会因为缺少"依附"的"骨架"而迟迟不能"转化"为戏剧。戏曲晚熟与我国早期叙事文学发育得不够充分是有关的。

　　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之所以先戏曲而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具有深厚的叙事文学土壤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前8世纪,古希腊已形成《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另有赫希俄德记录神话的重要典籍《神谱》。前15世纪左右,印度已形成叙事性很强的神话作品集《梨俱吠陀》,前4世纪又形成《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1世纪前后,故事集《五卷书》亦已成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古希腊和印度早期叙事文学的充分发育,正是由于有神话的肥沃土壤。

　　我国文学最早的源头既不是叙事性很强的神话故事,也不是古史与神话融合的史诗,而是"贵情思而轻事实"的短篇抒情诗。早期叙事文学的"矮化",根于神话土壤的瘠薄。我国古人在蒙昧时代所经历的心理历程与其他民族是大致相同的,都曾有过万物有灵观念和原始的自然崇拜,神话资料并不匮乏。但是,迈入文明门槛不久,先民即表现出"早熟",入主中原的周人为了对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解释,对"尊神"的殷文化进行了革命,用清醒的历史意识这把"利剑",切断上帝与人类始祖的血缘关系,剥掉殷人乃"天之骄子"的画皮,以确立本氏族的自然血缘关系,把神话传说纳入古史系统,肢解、摧毁神的"谱系",从而导致神话资料的大量散佚和神话在民族精神体系中地位的严重失落---神话失去文化之源的重要地位,服务于世俗事务的经史作为文化之源的地位确立之后,记录零星神话资料的《山海经》等才得以问世,而且沦为仅供消闲的"虚妄"谈资。周人的这次"随机选择"不仅使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失去了肥沃土壤,而且以其发轫期的初始地位,将"遗传基因"植入民族文化机体,设定了后世文化创造的大致走向:讲实用,疾"虚妄"。这对以"悠谬"为特征的小说、戏曲的创生显然是不利的。

　　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小说、戏曲这类于"修齐治平"有妨的艺术样式的生长。进行道德训诫的"经"和记录帝王世系与政务活动的"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世致用、信而不诞是经史文化的主要特征,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主要职能。道德哲学不采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更"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这些来自"小道"的东西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往往相背,妨碍"君子致远","是以君子不为也"。

　　史书以"事核"为旨归,必须"秉笔直书",不但不能用道听途说的材料,而且应能发挥对"诬谩失真"的街谈巷语的"整齐"作用。史官和经学家一样都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事皆不谬、言必近真的经史文化占据文化主体的显赫位置,不但构成妨碍与其不一致的文化样式生长的生态环境,而且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巨大存在,反过来还会不断强化文化创造主体"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文化心理结构,给"多虚少实"的小说、戏曲的创作设置重重心理障碍。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可以把某些文学手段引入修史活动,但却不能将史传所述之"事"尽快援入文学领域。只有当经史文化遭到"朔方冲击波"的巨大冲击,社会政治结构有所松动,贵族文化开始"下移",文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候,长于述事的史传经过文化平民化进程的淘洗、改塑,才能真正成为文学的一个"源头"而缓缓进入文学殿堂。

　　以"言志"为尚的艺术精神是阻碍戏曲及时生成的又一个民族心理动因。滥觞期的西方文化是以"求真"为目标的"智性文化",它倡导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要求认知主体以分析思辨的理性态度精确地把握认识对象,真实地反映客观外物。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认知方式对它会产生规范性的影响。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摹仿自然":像生活一样逼真地再现社会人生。这一艺术精神对于小说、戏剧等长于再现的叙事文学样式的生长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滥觞期的我国文化是以"求善"为旨归的"德性文化",它所关注的"热点"是"人道"而不是"天道",急于回答的主要问题不是"所以然",而是"所当然"。因此,先民一般不是以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冷静地审视客观外物,而是以物我浑融的生命直觉,热情地"拥抱"客观外物,力图"卷入"对象之中。这种根于"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不是追求逼真地再现认知对象,而是注重传达认知主体的主观体验,用我国古代文论家所创造的范畴来概括,就是"言志"。言志说是我国文艺理论"开山的纲领",对民族文艺的发展具有指向性的影响。言志说有轻"形迹"重"传神"的鲜明特色,它极力主张"离形得似",认为艺术的主要任务不是"述事",而是传达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刻意追求"形似"会妨碍"传神",会使作品变成可厌的"俗物"。这种艺术精神作为全民族的一种心理动因,对于极尽"穷形尽相"之能事的小说、戏剧的创生是有妨碍的,而且这种心理障碍的克服显然是需要时日的。

　　四

　　戏曲未能在宋代以前成熟显然并非此前"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足以养活戏曲的经济实力;戏曲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和繁荣也并非商品经济发达一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