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在近些年来的当代儒学研究中，人们似乎多言"境界"，而很少论及"境遇"。而实际上，儒家思想中那个普遍的道德心性及其所开显出来的形上境界，是要通过具体的、差别性的"境遇"来体现和落实的。此所谓"境遇"，包括个体的、社会的和时代的。而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个人的遭遇又往往是与社会、时代的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对于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更是这样。

　　普遍的道德心性在具体而特殊的境遇中谋求落实所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乃是促使儒家思想谋求自我调整、转化和充实的动力与契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境界"与"境遇"的关系。无视于时代的特殊问题和每一位儒者独特的生命感受，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儒家思想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则此所谓"普遍性"至多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此所谓"超越性"也只是一种虚设的(概念的)超越性。从此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以儒家的圣贤理想为依归的人，并不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为"儒家"，而更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一个"儒家，在其希圣希贤的追求中必然折射出时代的色彩和闪现出个体生命的光辉。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于牟宗三自传体著作《五十自述》的解析，揭示牟氏的个体境遇及其感受所映现出的儒家在现时代所遭遇到的某些普遍性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当代儒家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紧张，与传统儒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断裂。

　　一、

　　牟宗三先生的生平，基本上还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它只是某种叙述的对象。叙述与研究不同。研究必然要表现出研究者的观点和方法，表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生平材料之理解和处理的方式。从此种意义上说，或许林镇国《当代儒家的自传世界--　以冯、唐与牟为例的研究》一文中"牟宗三：自我的沉沦与安顿"部分，　是我们此前唯一可以见到的从某一特定的角度研究牟氏生平的文字。而在叙述牟宗三生平学行的文字中，则以蔡仁厚所整理撰著者最集中，也最重要，最具有史料的价值。这其中主要包括由蔡氏撰述、收入牟宗三七十寿庆纪念文集的《牟先生的学思历程与著作》和发表在《鹅湖月刊》上的《学思的圆成--牟先生七十以后的学思与著作》、《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续)》等。　而从了解牟氏生平的角度看，又当属《鹅湖月刊》上连载的《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一文最重要，其中的基本材料来自牟本人的论著，特别是《五十自述》，但在细节上有些考订和补充。作者在文前有一说明："此稿虽经牟师过目，唯历年纪事恐仍多疏误。现谨将初稿先行发表，一者藉此略表祝贺牟师八十周岁之微忱，二者敬希各方人士与同门诸友不吝指正。"

　　一部《五十自述》为了解牟的生平学行提供了便利。依蔡仁厚述：该书于1956年冬开始撰写，于次年完稿，时年四十九岁。　作为一部自传体的著作，《五十自述》极具特色，有人称它为"牟氏所有著作中最富色彩，最足以传世的一部。"　若把牟氏的《五十自述》与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作一比较，当是饶有趣味的。《自序》写得清醒、理智，不动声色，娓娓道来，其中大量述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事，乃至社会、民情，而这一切包括作者本人的思想都被对象化了。《五十自述》所注重的不是编年叙述，而是心路历程和存在感受。它在史学家的眼中，或许称不上是一部传记，毋宁说它是一种心灵独白：无遮拦，无文饰，无做作，无自我标榜和自我美化，一任生命的本然挥发渲泄，将心灵裸露在世人面前。这确实是大手笔、大气魄，是当今的所谓文人学者所不能、也不愿为的。

　　《五十自述》展露了牟宗三的心路历程，使我们看到他如何由一个淳朴的农村娃，一步步走入哲学的殿堂，又如何超越了理智分析和逻辑思辨而窥到了生命的底蕴。而书中很大的篇幅是在抒发作者当下的生命感受。他在写于1988年的《序》中说："此书为吾五十时之自述。当时意趣消沉，感触良多，并以此感印证许多真理，故愿记之以识不忘。……吾今忽忽不觉已八十矣。近三十年来之发展即是此自述中实感之发皇。"

　　依牟先生本人所述，五十而后，其生命"集中于往学之表述"，于是有了《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以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的写作，牟也依此成为当代儒学的巨擘。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牟氏的学术造诣和义理规模，主要是表现在其五十以后的著作中，世人也因此更看重其后一时期的著作。而从主体生命的自我展开来看，牟先生在其五十以后的著作中所表现的生命形态，似乎更为清澈、纯净、理性而圆融，而看不到《五十自述》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不过在我看来，在牟先生后期思想的发展中，《五十自述》所展露的诸种矛盾与问题并没有消解，只是没有再浮现于理论的层面，却仍然作为某种深层潜存的因素，制约着其思想的展开与理论的建构。

　　表面看来，《五十自述》在写作方式上是一部极端个体化、主观化、情感化的著作，因而很容易被视为只是在叙述牟氏个人的经历和抒发个人的主观感受，这或许也是此部著作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作为一位锐敏、独见，集深刻的思想洞见与丰富的感受力于一身的哲学家，牟先生《五十自述》所抒发者，实与当代儒家的客观境遇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那些看来只是某种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中，却折射出儒家在现时代所遭遇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从这一特定的角度解读牟先生的《五十自述》，乃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二、

　　我也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

　　我常下意识地不自觉地似睡非睡似梦非梦地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兄弟姐妹，觉得支解破碎，一无所有，全星散而撤离了。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彻里彻外，整个大地人间，全部气氛，是浸在哪一叹的悲哀中。

　　家破、国亡，一切崩解。社会的、礼俗的、精神的、物质的，一切崩解。吾之生命亦因"离其自己"而破裂。此世界是一大病，我之一身即是此大病之反映。此世界是破裂的，我亦是破裂的;此世界是虚无的，我亦是虚无的;此世界人人失所受苦，我亦是"有情既病，我即随病"。但在我只是被动的反映，不是菩萨之"现身有疾"。世界病了，我亦病了。

　　上面几段话均引自牟的自传体著作《五十自述》。这类文字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殊可惊异。而同样不免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叙述和讨论牟先生思想、学术的众多论著中，此一类文字似乎从没有被引述和论及，或许是认为它们与了解牟宗三其人其书关系不大。

　　在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悲苦和苍凉，这是我们在阅读传统儒家的典籍时决然感受不到的。儒家心目中那个和谐、秩序、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世界及儒家所追求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从容洒脱等等，都一并退隐了、消散了、解构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破碎的、扭曲的、荒谬的世界和一个忧怨、无奈、失所归着的灵魂。

　　《五十自述》中充满了隐喻、暗示和感受到自己必须屈从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所产生的忧患、恐惧和神秘感。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

　　父亲对于兄弟姐妹及至子侄之命运之观察与预感，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每于寒暑假回家，他便缕述各人之生相、性情给我听。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是有福的，看来都要受苦，而付之以无可奈何之叹。他只就各个人直接观察。我当时不明其所以。心想吾人勤俭平正，虽无富贵，何至受苦?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共业，大家都要受苦，这是一种民族的劫数，早就反映到每个人的相貌与心习上。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恐惧和哀怨，与人们一般在牟氏著作中所感受到的理性、自信和孤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后者而不在意前者。事实上，此类表述在传统儒家的典籍中，也是决然找不到的。当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生活世界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而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体，赤裸裸地面对这个充满了矛盾、冲突、苦痛和罪恶的世界之际，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便是很自然的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和对不被人理解的境遇的抗争。牟先生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暗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

　　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　此一阶段也是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五十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涵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面对、感受、纠结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

　　物质生活的困顿是与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相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先生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固然可以从孔子的反对"乡愿"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处得到解释，但同时亦可以成为一种当代儒家之"艰难时事"的写照。当牟先生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熊、牟等人的"狂傲"，人所共知。人或以为由于其"狂傲"所以难为流俗所接受，却忽视了其所谓"狂傲"正是与现实中处处碰壁和不为人理解的境遇相关。牟先生说："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这可以说流露出牟氏性格中，在"狂傲"掩盖下软弱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牟宗三所抒发者，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现代学人所共有的存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