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19。同时，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想必，“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抽取出“国家”这个概念来作为自己研究主旨的载体和体现。他要研究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惟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惟一恰当目标。”20

　　通过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斯金纳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作为近代“国家”概念如何产生，并且怎样成为了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概念。由此，斯金纳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换。从一般的思想观念史的研究转换变成了具体的“概念”历史的研究，从思想史对的“意义”的探寻变成了对“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含义演进变化的探讨;从文本本身转向对文本形成特别是概念形成的知识环境的考察，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在当时“观念史”占据主导地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场革命。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于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21 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时候有些概念被废弃了，有时候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在于不是仅仅要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主导，起着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22 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它们相互关系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23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后，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在进行研究。1997年，斯金纳在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际，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又着重考察了“自由”这个概念。自1958年英国思想家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观点后，“消极自由”的概念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而被接受。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力主“概念转换”变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具体到自由来讲，理解它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弄清楚我们在使用“自由”这个词时它通常的意义是什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因此，斯金纳教授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重新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以此来表达这一主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与理解“自由”。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教授通过研究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对“自由”的论述，阐释了“自由”的含义，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于伯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因为成为当前学术界最新和最具影响的关，并被学术界广为引用24。

　　正是在对这种“共和主义”自由思想的挖掘中为我们在当代“消极自由”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揭开了“自由”的另一种含义。同样，他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继续拓展着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次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惟一性的定义25。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概念史”这一方法，对概念历史演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是具体的特定的，而非永恒和普遍的;是断裂的，而非是一直延续的。这意味着虽然“概念”本身依然延续，但其内涵却不断在变化。这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在研究和理解思想和观念史时，透过“概念”这个具体的单位，并在“概念转换”所界定的内涵中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三

　　既然在思想史研究中，“概念”的考察成为其重要的中心内容，那么与“概念”相关联的自然是语言或者说是“词汇”。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与概念相伴随的新的词汇的出现。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由特定的名词来表达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概念的历史就是概念名词的历史。正如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所说，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至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所以我认为这决定性地证实了我的这一个中心论点：在16世纪末之前，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发现“State”和“Etat”二词已经开始首次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26。他还说道：“一个整体的社会也许最终会改变其对一些主要价值或实践的态度，同样也改变了它通常所使用的词汇。”27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将语言纳入到其研究对象之中。例如波科克就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讨论的语言”。具体而言，为了研究思想家在什么样的知识和社会状态下，他们怎么形成自己的思想，思想史家要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以及概念。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28。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和范式。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概念和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29。当然，对于这种语言的研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语言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语言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语言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套复杂的语言模式，并抵抗着语言模式的转换”30。

　　第二，作为修辞意义上的词汇的使用。这意味着为什么要使用着这样的一种词汇而不是另外一种词汇，这种修辞的手法隐含着何种意义，要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这种修辞与思想家的思想和其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像斯金纳所说：语言一种是在传统方法上被用于描述意义的方面，研究意义和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关系，另一种最好被描述为上述语言的行动方面，研究说话者在(或通过)他们所用词和句子时得以做事情的范围31。而斯金纳所关注的修辞正是第二种类型。关于这一点，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已经作出了解释。2002年，斯金纳对此又补充道，“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32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除了因为概念与名词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之外，同时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都运用了修辞战略，斯金纳又将此称为“文本战略”，而这种修辞战略的使用又是服务于思想家们所要表达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作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论证，建构一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和使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述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33 更具体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或者改变其观念和道德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有时就要把一些行动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承担为新的观念合法性而论证重任的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必须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为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34。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提出，如果说话和写作被视为是追求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由说话者和写作者所承担的语言行动则至少包含两种行动，一种是作者想要说或者写什么，一般来说，作者通过使用词语、句子、论据、理论等等使文本具有了特定“语言风格”或者“主题”的意义;另一种为，作者在说或者写这些词语、句子、论据等中将要做的那些行为，据此，他将使自己的说或者写带有一种论点，或者一种他要表述的确切含义，奥斯汀将此称为“语内表达行为”(illocution)。对于维特根斯坦，斯金纳特别欣赏他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与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35 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之中，探讨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