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哲学理论论文是:论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具有丰富的蕴涵，“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和仁爱万物的伦理准则，和现代生态伦理思想非常契合，特别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实现自然道德和人伦道德的逻辑统一、重精神体验和具体经验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天人合一;生态伦理;价值

　　科学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享受着文明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另一方面也使人们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失衡的问题。在反思人对自然过度开发带来的问题的过程中，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生态伦理，一方面要反思人类当前面临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还要从人类已有的精神宝库中汲取多方面营养。中国传统文化以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蕴涵很多有价值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精髓，在现代条件下阐释其的意义，能为当代生态伦理体系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的启示。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思想

　　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思想一直深植人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尊崇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关注生态、珍惜生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着古老的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哲人就强调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要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态度。

　　儒家生态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合一”。孔子《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看作是相互相成的和谐、平衡运动。孟子提出的“诚”作为一道德概念，“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向。汉代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事各顺於名，名各顺於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提出“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之神》)儒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的运行规律。自然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

　　道家思想以“道”为基础强调“天人合一”，认为这种统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在道家思想体系中，“道”有多重含义，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老子以“道”的概念讲天、地、人组成一个整体，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强调道生万物，人天同源。庄子，则在进一步发挥老子“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和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2.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道家从道的先在和普遍的角度论证万物的平等性，强调物无贵贱，物我同一。因为万物为道所创生，因此从原初性上就与人类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万物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另外万物产生之后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都有由道决定的共同本质和遵循的共同法则，因而具有独立而不可代替的价值。

　　佛家众生平等和万物平等的价值观，是从佛性的内在性承认万物的平等，认为万物都有佛性，中国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都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特别是禅宗，不仅肯定有情的众生有佛性，而且无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无情、皆是佛子”，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

　　3.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

　　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把道德看作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的统一，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矣谓仁?”(《春秋繁露·仁义》)宋明儒家也有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爱，因为万物与自家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

　　佛教认为万物都有佛性，因此把珍爱自然、尊重自然看作是佛教徒的天然使命。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惜生爱生，不杀生和素食是其基本的伦理要求，这样的慈悲情怀和惜生放生的伦理要求是把生态伦理观念外化为生态实践的重要基础。

　　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列子·说符》)

　　二、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构建

　　生态伦理观念起源于人类对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人类困境的反思。现代化和工业化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对立，使得生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物质生存，也威胁到人类的精神生存，使人类发展陷入了双重困境。在对这种生存困境的反思中，诞生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目的在于用伦理准则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1864年，美国学者乔治·帕金·玛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1923年史韦兹出版《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1933年，莱奥波尔德提出将传统伦理学拓展到自然领域的观点，并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充到整个大地与动物、植物范畴，并且确立了生态伦理的科学基础和价值取向。美国学者罗尔斯顿1986年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1992年日本伦理学家丸山竹秋发表《地球人的地球伦理》一文，提出地球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环境保护)为最大和最终目标。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它以超越以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积极扩展伦理的范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是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

　　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过程中，学者们认为表面看，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恶果，是人对自然的粗暴统治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思想根源上看，则源于是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本体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由于看到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狭隘性，现代生态伦理学家在寻求构筑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时，认为东方文化特别中国传统中则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因此纷纷进行东方转向。^①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持的都是人类中心主义，无法拯救自然，而东方的佛教、道教、古代万物有灵论都敬畏自然，才有可能担当得起拯救地球的使命。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兹和罗尔斯顿等也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中国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这一切说明了我国生态哲学思想具有的丰富内涵和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发意义。

　　三、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分离和对立，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要重塑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反思造成这种困境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借助于外部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启示和借鉴才能达到突破。而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和思考的方式可以为这种突破提供诸多的启示和思路。

　　第一，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万物平等、仁爱万物的生态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十分契合。他们在自然观层面上，都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把自然和人类看作一个有机统一的网络，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是自然的附属者，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但是“西方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思想，主要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给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负面价值的反思之上，建立在以生态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②。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达到了社会的道德和自然的规律圆融地协调一致。自然道德和人伦道德的逻辑统一，是生态伦理付诸实践的学理基础。

　　第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可以扩展现代生态伦理的思维空间和内容。西方生态伦理构建是以天、人两分，突出入的中心地位为基础的，借用科学理性的分析达到。而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则以具体真切的经验感受和生命统一的内在精神体验为基础，重直观重体验。人对科学理性追求和对人文价值的追求不能互相取代，真的追求善的追求也不能取代以精神体验为基础的美的追求。中国传统哲学重精神体验具体经验的思维方式，可以弥补现代生态伦理构建中的思维方式的不足，以现代生态伦理的非理性空间，给伦理体系的构建充实一个生动具体的精神感知和审美体验的内容，呼应了人诗意地在地球上栖息的内心召唤，这种内心的对自然的崇敬和精神追求是生态伦理实现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