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

　　摘 要：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就是古代的文学创作实践与现代研究中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本文从古今文学观念的同异辨析入手，认为可以采用“文学性”此一具有弹性的概念，从审美性与文体两方面来确立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要素，同时可以向各个领域无限延伸，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容广泛，又中心明确的学科整体。

　　关键词：文学性;审美性;诗体;中心;边界

　　在现代学术史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像许多其他学科一样，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范畴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西方理论的介人，就不可能建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当然，在本学科的形成过程中，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我以为其中有两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一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二是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就第一个问题看，中西方都曾经在历史上形成过杂文学的观念，将纯审美的文学从各种文体里独立出来在西方是19世纪以来的事，在中国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第二个问题是中西双方的文学观念都是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产生的，而中西方的创作实践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比如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是诗歌，而西方的创作主流则是叙事文学，因此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体是诗话，而西方则是重叙事的戏剧小说理论。如果仅就叙事文学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写作与理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著作领域，因而缺乏虚构的理念，西方的叙事文学则集中于史诗、戏剧与小说，因而其虚构叙事的实践与理论均很发达。正是由于这两个主要问题的存在，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就不能不存在现代文学观念与古代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一致的大问题。

　　当然，20世纪的中国学者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曾为此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某些学者曾主张保持中国原有的杂文学观念以维护中国的学术传统，章太炎先生就在《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而且许多学者还发现西方的传统文学理论也是颇为庞杂的，如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在介绍文学一词的含义时，就将英文的“literature”概括为学问学识、书籍文库与文学诗文等数项内涵，并且与中国的文学作一对比，发现中国文学也是兼具学问、诗书、学者、官吏数义。但是当时的学者还必须面对另一种现实，这就是西方发展了的现代文学观念，具体讲也就是19世纪以来欧洲强大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思潮强调的是文学在思想情感表现方面的功能，因而逐渐趋向于纯文学观念，所以胡适先生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介绍文学时，就是以表情达意为核心，将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明白清楚、有力动人与要美这三条。于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就主要呈现出三种情形。有的人依然固守传统文学观念，希望自己所写的文学史能够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有的人则主张以现代西方的纯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像刘经庵先生就径直将自己的文学史取名为《中国纯文学史》，以显示有别于人。但更多的人则是徘徊于二者之间，在进入自己的文学史写作之前，先将文学观念作一全面的介绍，而且往往分为杂文学与纯文学两类概念。在这方面，黄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其《中国文学史》第三编“文学定义”中说：“文学一语有二义。(一)通义，而仅属于书籍一类，从拉丁语之litera出，记录、叙述、写本、典籍等皆属之。……(二)狭义，以文学为特别的著作，而必表示其特质。从此以为解释，则文学之作物，当可谓垂教云，即以醒其思想与想象，即以醒其思想感情与想象为目的者也。”此处的“通义”显然是中西方的传统文学内涵，而“狭义”则为现代文学观念。黄人本人显然是倾向于后者的，所以下面又特意为文学的“特质”列出六种义项：(一)文学者虽亦因乎垂教，而以娱人为目的。(二)文学者当使读者能解。(三)文学者当为表现之技巧。(四)文学者摹写感情。(五)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实事。(六)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尽管此处的文学观念依然较为驳杂，但像以娱人为目的、重视表现技巧与摹写情感这些现代文学观念中的重要内涵已经全都具备了。但是遗憾的是，黄人并没有将自己的这种纯文学的观念在实际写作中贯彻始终，还是在很多方面迁就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现象。经过近100年的实践，就总体状况而言，20世纪前日。年左右的时间是文学观念逐渐现代化同时也是纯粹化的过程，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其实是逐渐在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其目的就是看到了用现代的西方文学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着不能吻合的缺陷。他们认为那些产生于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理论并不适合用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有价值认定上的西方化，即将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高低用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认为这样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贬低了中国文学的价值。于是，希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建立中国文学的批评话语，就成为近些年来常常听到的话题。这些质疑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深远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才真正适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研究现当代文学也许基本没有问题，可以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问题多多。许多学者认为当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建立起来之后，好像已经确立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统一模式，现在一个受过基本训练的学者都可以熟练地进行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计：多学者(甚至有一些资深教授)感叹说，自己讲授、研究了几十年中国古代文学，却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文学。此种感叹绝非空穴来风，用目前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不能全面准确地解释中国传统的文学现象，甚至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先秦的《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讲，为什么后来的《文中子》、《五代史》等大量的同类作品又被置于研究视野之外。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品，都处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如何处理这些作品，向来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能够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够涵盖与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就是重新确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这一对关系。

　　在解决此一问题之前，我认为应该先确定中西文学观念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相通的，以弄清我们研究文学的基本支点。我以为在这方面中西方的差别也许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从世界的视野来看文学问题，每个民族固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还是有其共通之处的。在对文学的理解上，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面：基本理念、理论范畴与具体的方法技巧。而在基本理念上应该说中西方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是作者精妙的构思与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我以为就是世界上多数创作文学与研究文学的人的共同认识，尤其是它们构成了19世纪以来现代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古代是否有这样的观念呢?我认为是有的，比如，刘勰讲“衔华而佩实”，李贽讲“天下文章以趣为主”等等，其实都强调的是审美与文采。当然，中国古代对文学审美属性的认识与现代不太一致，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辨，把有韵的称之为文，无韵的称之为笔，虽然意在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但其着眼处还在于文学的外部特征，在文体上更偏重于诗与骈体文。但是也有对所有文体进行更本质概括的理论，比如萧统在《文选》自序中就称其选文原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此萧统所说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审美特征较为明显的诗赋，而是包括了许多散文文体;他也不再停留于有韵与无韵的形式特征，而是抓住作者是否精心构思结撰与是否有漂亮的文采作为根本的标准，我认为萧统的看法已经接近现代人的文学观念。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当然是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深刻影响的，但他据以判断文学的标准几乎与萧统如出一辙。他在论述唐人传奇时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此处的“文采与意想”，我想应该和萧统的“沉思”与“翰藻”极为接近，都是指的想象构思的能力与华美漂亮的行文。在这里，已经很难分清楚鲁迅到底是受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呢?还是受了萧统观念的影响呢?或者干脆就是他本人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只能说，在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上，东西方有着大致共同的见解。

　　但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的认可的。就时代看汉代以前的人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自从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批判骈体文为前提的，这一方面使文章从只讲究形式美的骈体文中解脱出来，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抒情纪事，而且像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也的确创作出了不少审美品位很高的散文作品;但另一方面，古文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古道，所以更强调政论与说教的载道功能，对文学特征有所忽视，从而减弱/文章的审美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六朝文学观的退化。在所有这些对文学的看法与理解中，我们究竟把哪一种作为最本质的东西呢?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作出选择。在此，世界眼光将帮助我们进行选择。通过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了解，我们将认真思考属于文学自身的不可替代的特征，发现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自身属性。那么上述所说的审美性、想象力、文采、形象、意象，再加上个性情感与语言技巧等因素，就构成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文学研究的中心。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还有对文学的其他许多认识，并在某个时期占有突出的位置，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而言，对于构成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而言，他们又毕竟不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们又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忽视了这些因素，既不可能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面貌，也不利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与地域特征进行准确地把握。文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领域，如果抽掉了其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要素，不仅会显得内涵贫乏，甚至连最重要的审美属性也将难以产生。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是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它就像一颗树，你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你可以说根须不是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根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都是中国所独有并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弄清这些，就很难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因此，所谓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都是既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我们所认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与中心位置，既是与世界相通的，又是在中同古代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中国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各种复杂历史因素却又是独特的，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与探讨。所以，我们所说的回归中国本体并不是要完全回到中国古代人的认识水平与表达方式，而是以现代学者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从而达到既弄清中国古代文学的原貌，又能为世界文学贡献自己的创作经验与理论成果。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杂文学观念及其在此观念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的主要线索，没有这些就无法建立各自的学科框架与知识谱系。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学，也不同于受西方文学观念深刻影响的现代文学，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文体方面。在不同的文学格局中，各种文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不同的，这也形成了中心与边界的另一种情况。在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歌作为核心与主线的，所以诗歌与诗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研究的中心。应该说这种看法只是部分合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