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

　　中国上古重数，以数为宇宙化生的关键和万象联络的枢纽。先民由卜筮之数创为八卦——《易经》，开创我国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包括《易经》产生的商周之际，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经六次变迁而贯穿始终，表现由文献而文学，由诗文而小说、戏曲，由外及内，由明转暗，由粗转精等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久被忽略而显得隐晦。其隐晦之故有社会、哲学及文学批评诸方面的原因。从作品的不同层面看，这一传统表现为编撰“倚数”称名和布局谋篇，“倚数”行文的模式与技巧等，综合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机制，表现出数理美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数理与形象互相含蕴而相得益彰。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不单纯是文学形式的探讨，而将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有时本身就是这种阐释。本文主张建立写人与叙述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的新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模式。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重数传统　数理美

　　人类认识起源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这个过程的起点今已无可考见，但以情理而论，初民当因次第感知事物作为个体之状貌及作为类存在物之多少，而产生关于事物形象与数量的观念，并有最初计数的实践。这一过程中，数量的观念虽然产生于形象的观念之后，但是，计数中形象却在数量的统摄之下。大约因此，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略过形象而直认“‘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页。

　　与古希腊人富于幻想的意识不同，中国上古以农耕为本，先民“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页。，未至于把“整个天体”归结为“一种数”;但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至少表明其思想中数是万物化生的途径。至于《周易·系辞传》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又《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云云，虽就筮占而言，而实通于先民人文创造“倚数”成文、“极数”定象的观念。可知中国先民重数有自己的传统，即主要从“通其变”着眼，以数为宇宙化生的关键和万象联络的枢纽。这一传统与中国人识数、用数的历史同样悠久。《周礼》已载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六曰九数”。《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周礼》“六艺”，可见孔子教学也有“数”之一科。孟子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话曾表怀疑《孟子·公孙丑下》。，也正是由于他对“五百年”之“数”一向信之太深的缘故。甚至有痴于数者。《说苑·正谏》载：“(秦始)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虽未必实事，却有实情。无独有偶，《明史·选举二》载，永乐二年诏命解缙就翰林院选取才姿英敏者二十八人就学文渊阁，“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可知有史数千年，如《吕氏春秋·论人》所说“举措以数”，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原则，从而也是中国人文的一个原则参见拙作《天道与人文》，《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这一原则在古代早期文献编撰以至后世文学中形成数的传统与数理美。这里，数指带有神秘性的规律和神秘数字，即《周易·系辞传》之“天数”、“地数”，或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说“以其数则过矣”之“数”，《庄子·天道》轮扁所谓“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之“数”，《管子·制分》所说“富国有事，强国有数”之“数”。这种“数”因其从原始数学分化而来不免用数学符号表示，实质却是各具独立意义的神秘语言，而如《周易》所说“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另为溯本讨源的需要，本文所指文学包括先秦两汉全部文献与后世各体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生活中数的原则渗透为文献—文学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后者始终贯穿以数为化生关键与联络枢纽的传统，表现为作品编撰的纲领、框架结构及叙事模式、描写技巧等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与看来恰到好处的表现，使我们想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要人物之一波里克勒特所说：“(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斐罗：《机械学》卷四第一章，朱光潜译稿。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页。进而以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而且可能有以数传统的表现为对象的数理批评。

　　当然，这里所说“数理”是就其古代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意义而言，它是任何真正文学数理批评的必然起点。而真正科学的文学数理批评有明显优越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形而上学》，第265—266页。但是，无论中外，对文学的数理批评和对数理诸学的艺术批评都还少见，因而本文首先要建立讨论的基础，即对古代文学数传统的历史作简略回顾，然后重点讨论其在作品各层面的表现，并概括其所形成的古代文学数理美的特点。

　　一、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隐晦之故

　　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源于先民发明和使用数字的实践。以情理论，先民日常计数应当是文献—文学中数传统的生活之源，如因天文的观察而生历数，因祭祀、朝觐等而生礼数，因歌舞宴乐而生(乐)律数，等等。这些数进入文献记载，就是我们从《周易》、《尚书》、《周礼》等书中看到最多应用数字的情况。这些程度不同近乎账簿的作品，却合乎逻辑地成为后世文学用数传统的滥觞。由此流衍推暨，与时兴衰，大致经六次变迁，而贯穿古代文学始终。

　　第一，商周之际文献中数传统初始。上古数之多元发生形成文献的进程不一。从《尚书·尧典》有“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话看，历法当最早形成文献，惜今已不可得而论。可论者先民因敬信鬼神而最重沟通天人的巫之卜筮，考古发现之契数卜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应是我国最早以数标示卦义的文献;而作为卜筮的记录，《易经》本体八卦由三画(以象天、地、人)错综而成，实乃倚数成文，故《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换言之，《周易》因数成卦进而成书。杨向奎说：“因有信仰而祭神……求神示乃有贞卜;贞卜有术，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于是易卦兴而有《周易》，遂为群经之首，由卜筮书转为哲理古籍。”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04页。一般认为《易经》产生于商周之际。换句话说，以《易经》为代表，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初始时期。其时文献因数而生，数的传统自在其中。从而《易经》作为一部以神秘数字演算为基础的卜筮—哲理古籍，奠定中国古代文献—文学用数的传统。

　　第二，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学者拟天数编撰。《易经》之后《易传》发生，使《易经》思想包括数的观念得以阐扬;并且《易传》十篇，称《十翼》，本身就是依据天数毕于十的安排。此期《墨子·贵义》所称“(尚)书百篇”，取十的十倍为篇卷之数，其原本也是十为全备之数。这种编纂原则，后世董仲舒《春秋繁露》总结为“书者，以十为终”，显示《尚书》、《易传》编撰者已有一定自觉倚数编纂的意识。另外，此期成书的《周礼》，述周官以天地四时为序，《春秋》、《吕氏春秋》等以月令命名并为书之篇序，各取历数为编纂依据，也是有意为之。而最典型当推《孟子》一书。《孟子正义·题辞解》：“正义曰……然而篇所以七者，盖天以七纪璇玑运度，七政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于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已。”此说未必不有穿凿的成分，但至少表明汉、宋学者对《孟子》作为“法度之言”倚数编撰的理解，而“七篇”之“数”还当详说(见后)。至于《九歌》、《九辨》等名传自夏代，却也只在此期楚辞中有仿作问世流传。这都是我国文献—文学数传统的典型，标志我国古代“天书”体制的形成。

　　但是，大约数的原则一旦成为生活的教条，习惯如自然也就容易失其本义;又因春秋“礼崩乐坏”的影响，《礼记·郊特牲》已述周礼“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马王堆帛书·要》载孔子也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吾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可知此期文献用数编撰虽为自觉的行为，却多是机械的套用，从而数传统作为文献—文学内部化生之关键、联络之枢纽的作用还未尽显示出来。

　　第三，秦至汉武之世以迄东汉数传统的复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秦末的战乱使先秦以来文化传统几近于断裂，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也在若存若亡之间。秦汉之际，虽然有《燕丹子》叙燕丹复仇事，先求于鞠武，后求于田光，三求而后得荆轲，而燕丹厚遇荆轲，以“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三事而动其心，许为入秦行刺，明显遵循“三而一成”的旧法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但汉初很长时间内，这一传统未见发扬。《史记·龟策列传》载：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著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其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筮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

　　由上引可知，至“今上”即汉武帝之世，卜筮古法又得大行其道;此时又正独尊儒术，董仲舒以《春秋》灾异附会为说，倡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论，后有孟喜、京房等为象数之学大行于世，数之传统遂坠而复振，也更多具有了神秘性质。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已明言篇籍有取天数为编撰之法的原则。而经师说经之余，重新发现“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论衡·正说篇》。，以师道尊严为文献—文学编撰指示法门。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既是此一传统的提倡者，又身体力行，如法炮制，倚数编撰成一时之盛。今人杨希枚有《古籍神秘性编纂型式补证》一文，举《春秋繁露》、《淮南子》、《史记》、《太玄经》诸书之例，论“其篇卷或句数符合神秘数字之数，因而成为象征天地的一种神秘性的编撰型式”《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26页。，又举例《史记·田儋传》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扁鹊传》张守节《正义》提及《黄帝八十一难序》，刘向《列仙传》当为七十二传，等等，足证西汉武帝之世为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复兴的关键时期，持续至东汉未改。其波及辞赋与诗，最明显有“七体”、《四愁诗》、《五噫歌》等，也许还可以提到相传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

　　第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中数传统的泛化与内化。汉儒复兴古法，变本加厉至于“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论衡·对作篇》。，招致王充等人的反对。至三国魏王弼以老庄注《易》，扫象数以倡玄论，文士放诞，蔑弃礼法，社会生活进而诗文中见经传古法而或生厌，西汉以来仿经传搭建“天书”框架的编纂之风渐以衰微，但是，仍有刘勰依《易经》“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编定《文心雕龙》篇次;而文学中数传统的主流却由文献的编纂转向文学的创作，由主要用为编纂的框架转向为文本内部化生之关键，联络之枢纽，并由诗文加速向小说等文体渗透，使这一传统泛化而且内化。如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闲情赋》、刘义庆《幽明录·新鬼觅食》、吴均《续齐续记·阳羡书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