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尝试从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有关绿色的吟咏、描写和论述当中,阐释东方的绿色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如感应论与移情论,虚静论与境界论等)都有主张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的思想、文化与审美传统,与近百年来人们普遍尊奉的向大自然索取、征服自然的思想有明显区别。前者对于当前生态保护,恢复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各种传媒和许多学科的论著中,"绿色"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传达地球的各个地区人们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处境的高度关注。然而,"绿色"意识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现新创造,更不是环境科学的专门术语,文学家和文学的研究者,有着对"绿色"的职业的亲近与敏感,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饱含"绿色"思想的资源。即以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来说,就随处可以见到对"绿"的咏赞,字里行间流露着无限的欣悦与向往之情,流露着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珍爱,比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芭蕉分绿与窗纱"(杨万里);"庭竹无人绿满窗"(王恽);"绿玉(指芭蕉)窗前好写书"(吴伟业)……这类诗句,在各种集子里,可以信手拈来,真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以上诗句还是从书房里面远眺窗外的绿色,那么,诗人们更盼望的是,远离市廛,全身融入绿色的大自然。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浊乱政治下相当多的知识分了的选择,即厌弃污浊的城市官场,想望回归朴素清静的田园,这样的价值判断给后世与之境遇近似的文人以启示。陶渊明的作品即使不直接写出绿字,但"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不是饱含浓郁的绿意么!陆机的"翳绿叶而弄音"(《行思赋》)与上引陶诗的前一联相近,不过一个直接描出色彩,一个让读者想象出色彩;而苏轼谓后两句"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东坡题跋》),证明人们早从陶诗感受了绿意。李白写过,"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梅尧臣则更进一步:"寒草才变枯,陈根已含绿",在初冬的萧瑟中就由地下的微绿遥想明春蓬勃的大片的新绿。王维诗:"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张说诗:"雨洗亭皋千亩绿";白居易诗:"风吹新绿草芽拆,雨洒轻黄柳条湿","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苏轼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辛弃疾诗:"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都充溢着绿色所逗引起的怡然陶然的恬美情绪。除了叶色之绿,还有水色之绿,水色与草、树、天空相映之绿。李白倾心于剡中之景:"竹色溪下绿,荷花镜(水平如镜)里香";苏舜钦诗:"池中绿满鱼留子,庭下荫多燕引雏";陆游诗:"瓦屋螺青披雾出,锦江鸭绿抱山来";戴表元诗:"睛霞冠岭朝红洁,新涨连空晚绿酣"。绿水,是明净清澈之水,是得到人们善待、未纳污垢,也以洁净之躯回报人类的水。对绿色的喜爱是许多人的共同心理,赞美绿色的诗容易引起共鸣,哪怕是断章残简,也可能得以留传。《苕溪渔隐丛话》:"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夫岂在多哉?如庭草无人随意绿,则王胄也。"这么普通的一句诗为什么能被记住?应是受惠于众人对那自然存在、未受践踏、充满蓬勃生机的绿色的珍爱吧?"无人"、"随意",是把草儿当作了具有独立品格的朋友,不去打搅她,更不去伤害她,让她自在自如地伸枝展叶。
爱绿色,就是爱一切生命,愿与一切生命体为朋侣,就是爱生命的摇篮---大自然。王维《别辋川别业》中"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之句,多么情深意切!他的《戏赠张五弟*5》说,"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更是直接表达了万类平等的思想。古语所谓鸥鹭忘机,是要摆脱世俗功利之机心,不加害于各种动物、植物。《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鸥的假借字)鸟者,每旦至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住,当作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注》引孙盛之语:"机心内萌,则沤鸟不下"。黄庭坚《登快阁》:"此心吾与鸥鹭盟";陆游《杂兴》:"得意鸥波外,忘归雁浦边";余靖《留题澄虚亭》:"鱼戏应同乐,鸥闲亦自来。"人以友善之心待裸毛鳞介,裸毛鳞介才能用信任的态度待人。辛弃疾的《水调歌头·盟鸥》全面地表现了爱绿树、绿水和爱鸥鹭鱼鹤的心情:"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丈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综观以上诗词可见,古人之赞咏绿色,乃是广义的绿色,其中深含着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而非人为扭曲的生命形态、尊重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关系的思想。
地球上经长期演化形成的生命秩序,在近两三百年工业化进程中被人类大幅度地改变,由此造成人们原先不曾预料的严重后果。现代的诸种技术的令人惊讶的进步,造成人的思维、人的心理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的的数码化、格式化,这固然带来效率的提高,也产生某些令人忧虑的负面影响。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先是电视,后是互联网,使地球变得很"小",千里万里不能再阻隔人们的交往;地理上的隔绝少了,心理上的隔绝在某些领域却加重了,人与人隔绝,人与自然隔绝,小小荧屏使人越来越孤独化。文字写作和工艺制作便捷了,文化也在变成工业,大量地复制,成批地生产。文化、文艺快餐化,快节奏,大音量,浓色彩。文学艺术的刺激性越来越强烈,而人们的接受感觉越来越迟钝,两者互为因果。谈到此类现象,我们要问:这些究竟是高技术为表征的新生产力带来的,还是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范式带来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制度上的弊端带来观念上的偏差与心理上的误区。人类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把大自然当作仆役,甚至当作敌人,要征服大自然,同自然界斗争,向自然界索取,而较少考虑养护大自然。针对这一偏向,从70年代以来,生态主义思潮兴起,并且己经成为世纪交接之际最具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经过20多年,生态运动中发生了"由红到绿"(社会主义者加入绿色运动,传统社会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变,出现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绿色红化"(绿色运动向社会主义靠拢)。此种动向表明,绿色运动在寻求更深刻的思想资源。生态运动中分化出越来越多的派别,但是,各类生态主义者们都还没有注意到东方的绿色思想传统、中国的绿色思想传统。生态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也有文化运动的性质,而从审美角度阐释绿色思想,似乎尚未获得高度重视。因此,可以尝试谈论一个话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
前引诗文中体现的爱悦和咏赞绿色的传统,有着哲学思想的根基。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理论,有很强的心理学倾向、人生价值论的倾向,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世纪交接时期的人们所关切的。自西周开始,即有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天人合一,被从不同角度给予很不相同的阐释。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与两汉时期的天人合一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不同,政治及伦理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艺术审美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不同。老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和庄子对天人合一的阐释,对诗歌、散文、绘画等方面的创作和理论发生了深远而较为有益的影响。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书中还描述世人对自然的热爱:"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他们不是用"天"即自然界的秩序去证明人间某种政治秩序的合理,而是主张摈弃人为、保持天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向大自然索取、征服自然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后者近几百年曾被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们普遍遵奉。眼下,20世纪结束,新的千年来临,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失衡。为了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端正人们的观念,人要恰当地认识、正确地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由哲学史和文学艺术史两条线索,我们都可能发掘出中国古代"绿色思想"的传统,这是一种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思想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整体上是主张人与自然的互养互惠,而各家各派的论证阐释又有所区别。道家向往的自然,是自然的本体;儒家赞赏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自古儒家一向"乐山"、"乐水",鼓励艺术家表现人化的自然。儒家虽倾向于维护现存政治伦理秩序,以"象德"的方式,建立为其社会观服务的自然观;但他们对自然也持有亲近、爱护的态度。《孟子》说,"数罟(细密之网)不入盳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山川颂》,谓山似仁人志士,"多其功而不言";水则勇敢、智慧,不清而入,洁清而出,善化万物。《说苑·杂言》说,山为"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万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董氏所说的山川是拟人的,但他对山川的歌颂、崇仰,对后世哲学、美学影响甚大。宋代理学家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是极有价值的命题,是可以同后现代相通的前现代思想。《老子》早已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按照许多哲学家的看法,天、地、人、万物,都是气所凝聚;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就是物之性。所以,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先秦道家可以说是最早的"绿党",老子和庄子甚至可以说是"绿党"中的极端派即所谓深绿派。他们崇尚原始生活方式,否定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界的一切努力,属于一种向后看的消极浪漫主义,具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倡导人亲近自然、善待自然,批判人对自然物的虐待和扭曲,则颇为深刻。道家对待自然,倾向于审美的态度;或者说,道家的自然观容易孕育、引导审美心理的发生和保持,并在文人的艺术心理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天",在中国古代有多重意义,既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也指一切事物以及人类的本性。我们现代所说的"自然",也有这两重意义。陶渊明诗"复得返自然"句中"自然"一词,颇富意味。它与"樊笼"相对,既可以是指诗人自己的心理,是不再受拘束捆缚,返归天然本性;又可以是指丘山田园,"返自然"就是重新靠拢自然界。这里的"自然"与近代才有的"自然界"的涵义相类。人爱丘山,处于丘山之中,则其性也自然;人背离丘山而落尘网,其性也拳曲。现代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人们,不是常常力图到远郊、到农庄、到戈壁大漠、到原始丛林,去求得心灵的和平与净化吗?他们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应该是能够引起深刻强烈的共鸣的。郑板桥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之性乎!"他主张要养鸟就多种树,绕屋百株,为鸟国鸟家,天尚未亮,听一片啁啾,如聆清歌;起身后观其扬㧏振彩,如观曼舞,总之,"各适其天,斯为大快。"博大的胸怀与精细的审美感觉多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人对待自然,应该尊重它的本性,循着它的本性来利用它,享有它,与它和谐相处。这就是《庄子·秋水》说的"无以人灭天",即不要任随人的主观意志而破坏自然物的本性。例如,"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的这一思想,不是道家独有的思想。柳宗元的名篇《种树郭㩳驼传》和龚自珍的名篇《病梅馆记》所要鼓吹的,也是同一思想:"顺之以天,以致其性","纵之,顺之","解其棕缚"。对牛、对马、对树、对花,都要尊重它们的禀性,不要用人的强力拘禁它们。
绿色思想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里面,也表现在文学理论中间。中国古化文论中的绿色思想,可由感应论和移情论以及虚静论和境界论两大方面,试作简略说明。
先说感应论和移情论。感应论认为,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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