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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有“现代”之谓，题中之意乃是它具有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新的特征。理所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应当创造和使用与这些新特征相适应的新的概念系统和阐释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历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奔走于西方批评术语丛林中的我们似乎是将外来概念的“新”当作了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内容。这一特点在经过自我封闭的文革之后一度变得更加明显了：在急于走出自我封闭的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诉求。“走向世界”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词，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推动力”。这也意味着外面的“世界”涌入中国，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一方面这更新了我们业已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概念系统和阐释框架却也因为这一“走向世界”的激情而再次“无条件”地成为了外来术语与概念的试车场。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在稳定与理性中寻找自身批评方式的努力。
在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之后，“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完成了对现代文学“本来面目”的恢复。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受之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影响”这一客观的事实，足以为我们借助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相当的历史支持。然而，将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一段的历史仅仅解读为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史”，这无论如何都是简单而粗疏的阐释，因为它忽略了文学这一精神活动中最可宝贵的的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作家但凡能够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真实的足迹者，都是能够创造性融化外来“影响”，确立自身独立价值的结果。如果仅仅只有“影响”，那么中国作家的创造性努力便无异于低级的货物搬运与机器装配。而且，将现代中国文学简单贬低为“影响”之果的思维，恰恰也反映出了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匮乏。因为，相当明显，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找到能够充分说明现代中国作家创造才能的方式与方法。当外来的“影响”取代了中国作家的创造过程，“世界”的术语也排挤了中国学者的创造空间，这是双重主体性的失落。
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发展是由诸多文本构成的复杂事实。然而，在经过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清晰的整理之后，它自身的存在形态很可能变得暧昧不清了。笔者曾经质疑过“现代性知识体系”中“民族寓言”与“两种现代性”学说，对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有效性提出怀疑。据说，用“民族寓言”说来阐释鲁迅，将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更新的更大的视角。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这些寓言模式的具体分析与已经存在的鲁迅小说的一些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新的阐释似乎并不比旧的阐释更加细致、丰富。相反，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它有时就是用一种笼统而粗疏的方式遮盖了鲁迅艺术世界中原本存在的诸多微妙、矛盾与复杂[1];参照西方批评关于“两种现代性”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将现代中国作家对于进化论、对于线性进步、对于启蒙理性的信仰称之为“世俗现代性”的体现，同时将存在于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若干怀疑，对于传统人生的某种反顾和依恋称作“审美现代性”。这似乎又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或许也将中国的现代性视作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会为中国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丰富找到更多的也更符合事实的解释。然而结合这几年所见到的相关成果，我们却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解说的创获并不比我们过去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彷徨于现代/传统、情感/理性之间矛盾性的描述更多。而且，我们很难在那些洋洋洒洒的理论和具体文本的阅读中享受互相激发、互相沟通的感受。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单纯的诗学或美学问题，而是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着一个更大的学科框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几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需要作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考察。有鉴于此，需要有一门更大的学问，去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或学科立足点。”[2]330331这里所揭示的便是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独特价值。目前学界对于世俗现代性之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发掘，便立足于此。然而，任何文学之外的分析梳理如果不能最终在“文学之内”获得坚实的支撑与证明，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在目前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其诸如“国民性理论质疑”等，我们往往看到的便是一些脱离于文本事实的空洞的言说。
二
文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它的最终指向又是什么?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究竟与一般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研究有什么不同?在“知识社会学”研究方式盛行的今天，这些思考与学科分别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了。
文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只可能是文学文本，文学研究的最终指向(或曰目标)也只能是对文学文本的新的发现，文学的历史归根结蒂其实就是文本创造所形成的历史。作为学科，文学研究根本属性就在于它必须以文学文本的认识和解读为一切结论的根据。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包含对一般历史知识的梳理，但社会历史的梳理并不能代替文本的事实，在最终的层次上，只有进入了文学文本的历史才最应该成为我们研讨的对象;我们的学术也包含对作家哲学思想的理解，但是，作为一位作家感性表述的哲学与思想肯定与一般的哲学形态、思想形态有异，也只有充分认识到了这样的“异样形态”，我们才从细微处把握了文学本身的实质;求证文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内涵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离开了文学发展本身的意义，社会文化的意义也会变得虚无飘渺。
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需要更富有整合能力的批评术语与思维框架，现代中国文学的时代个性的辨析也期待着更确切的理论定位，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也只能是以文学文本的解读作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的真切的解读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之于传统文学的新的人生体验与艺术追求才会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研究者，也才有了理性概括和深入分析的可能。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文学批评的自己的理论方式才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文本的解读绝对不是简单的工作，它恰恰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根基，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大厦的最有力的柱石。
众所周知，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文本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史就是如此。在1980年代以前，“以论代史”曾经长期堂皇地霸占我们的思维。因为，1950年代的学科成型过程本身就伴随着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被批判被整肃过程，整肃掉的恰恰就是其中的文本阅读的经验，取代这些经验的就是各种正统的政治理论。在此以后，文学史的编撰者更注重的是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立场，凡是“革命的作家”就要给予专章专节，以突出其地位和贡献，对于反革命的作家只能当作被揭露被批判的靶子出现，而与革命无关的作家根本就不涉猎。对当时的具体作家作品的评析，也谈不上任何富有文学意义的“解读”，相反，只剩下了“以论代史”的大颂扬或者大批判。一个作家优秀与否，不在于他的文学文本本身，关键作用在于阶级的分析，在于他的政治倾向是否进步。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作品自然就是优秀的，反之其作品都是不可取的。不论是颂扬式抑或批判，其文学批评的结论都严重脱离文本现实。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则完全堕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学科特征和独立性已不复存在。
相反，我们回过头观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在这条坎坷的道路上，直到今天还能够保留历史价值的批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以文学文本的解读为中心，自由表露心灵感悟的批评文字。这些文字或许并没有引入外来理论的蔚为大观的巨厦，还不足以理论的宏大与繁复让我们叹为观止，或者还包含着若干理论概念的模糊与含混，不过，其感性的文本阅读经验越是到了今天也越显示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外来的理论大厦虽然辉煌，也总归有倾斜甚至倒塌的一天，到人们还需要在语言的废墟中重构自己的理性之时，能够成为最有力支撑的不就是这些充满生命悟性的文本解读的功夫吗?
李健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过去，李健吾明显没有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我们的文学史、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很少引用他的观点。然而，到了需要以文本解读的成果来重建文学批评的今天，我们就会发现李健吾文本解读式批评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正如有研究者所评述的那样：“不过到了八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读者对李健吾批评风格的欣赏升温了，《咀华集》成了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学生最喜欢读的评论集之一。”[3]55其历史意义恰如刘纳教授所分析的那样：“自进入被命名为‘新时期’的20多年来，西方出版物的汉译本筑成了中国的学术语境，理论的发达使文学研究向精密学科的方向发展。……我们见过了‘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新课题’一潮一潮地热起来，也见过了一个个研究框架的倒塌。而像李健吾那样能深入潜进艺术场景，又饱含着生命自悟的印象式批评，反而更显出其价值。”[4]17
同样的例子还有胡风。胡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理论家、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入手，他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总是与他对文学文本的持续关注相结合，可以说他就是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挖掘自己的体验，形成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左翼阵营内部还是在整个现代文学理论界，胡风都不是那种外来理论的单纯宣传者、介绍人，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中国新的文学创作现象的发现中，又最终以自己独特的文本解读为基础，提出新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或许存在某些不尽完善之处，甚至其理论概念本身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清晰，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其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在今天，当我们目睹了太多的现代批评的主体丧失的尴尬，便不得不对这些文本解读的成果刮目相看了。
三
文本是我们文学研究的最可依靠的根基，对于文学本身的解析和研究而言，它远比一般的历史事实、空洞的社会文化更为“真实”可靠。但是，文本又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存在。任何一个文本都有它产生的文化语境，也都受到种种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我们强调文本解读的意义，这并不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排斥和否定，也绝不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只能在一个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加以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现代中国文学的“文本”解读方式应当区别于西方批评的结构主义方式，应努力寻找一种与广大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认知模式。
那么，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与更广大的文化生存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之中，它们是怎样连接起来的呢?我们认为这就是研究者的主体感受：我们既不是孤立地品味字词，也不是孤立地谈论文化，而是在字词的品味中感受文化，对文化的每一份感受也通过文本的字词来完成。在进入文本感受之前，我们不应当依靠什么理论的预设，思想与文化的含义都是在文字间蒸馏出来的。同时，对单个文本的感受也自然与我们关于作家创作的整体感受连接起来，个别的意义需要结合整体来加以恒定，而整体的意义又要来自于众多个别的有机组合，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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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