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现当代文学是:当代文学消费的症候分析。

　　自80年以来，商品经济规律在社会每一个领域不断渗透和扩张，商品意识、消费观念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话语，以致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伦理道德观念都受其冲击，文学艺术也不例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的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角度来理解的话，文学消费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健康和良好的文学消费形态对文学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商品大潮的激荡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受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观念的冲击，不由自主地培养了自己消费的性格，它开始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以及文学消费有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新质。然而，当商品意识、消费观念像病魔一样缠绕着文学的时候，当消费成为文学发展的唯一的时候，那么，文学自身躯体内部就滋生一种表征明显的消费症候。如今谈论商品经济、消费对文学的冲击以及文学所作出的反应这些文学的状况，似乎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许多文学批评家已作了若干论述，但把它作为一种症候来分析，却是被很多人所忽视的。就我的视线所及，在文学消费的研究领域，有关当代文学的消费症候的论述，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的关注、探讨和诊断：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商品生产扩张为前提所造成的作家角色及其作品的扩张性消费症结;另一方面，在图像或读图时代，社会在不断向世俗化转型时期，读者对文学的消费方式呈现出直观性和影像化特征。

　　一

　　在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从不断扩大的市场中购买商品，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使消费成为所有产品的目的。大量的物质产品挤压和缠绕着我们，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附带的广告把大众培养成了充满购物欲望的消费者，并向他们灌输不同层次的消费理念，从而使以强调消费为主的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强调生产为主的社会。这样一来，在诸多市场要素组成的复杂关系中，商品生产必须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宗旨，所采取的市场策略只有符合消费者的行为特点才能奏效。

　　面对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曾经以意识形态启蒙为主的文学受到消费意识的挑战，以追求真理和终极关怀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和认同危机。面临着角色的突围与转变。他们之中有的不再承担“普遍知识分子”的职责，开始游离和疏远启蒙与真理，成为市场经济统摄下文化产业领域中的自由劳动者或成功的文化商人。综观整个当代文坛，在突围和转变当中，王朔可以说是最成功、最典型的一位。他自称“码字工”，尽管以“玩文学”的姿态游戏于文坛，但他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著名作家张抗抗曾评价道，王朔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上去，‘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的稿酬标准，‘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①。这表明，王朔的做法，不仅仅在维护作家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潜在地维护文学的消费价值，可以说这也开创了当代作家创作新的目的起点，即作家及其作品的观念必须与大众的消费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再看其作品，就会发现其中渗透着浓厚的消费性人生哲学。王朔作品所营建的“玩主”们的生活主张就是找乐，“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他们懂得享受生活，用精神优胜的消费形式来消解社会存在的权力状态。这不仅体现文学作品内部的消费存在，也是吸引大众进行文学消费的诱因所在。与此同时，王朔的离经叛道在文坛引起的“王朔热”或“王朔现象”成为读者和文艺批评界的谈资和时尚。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讲，很明显，这属于一种文学现象，对此许多批评家进行过贬褒不一的评估。如果再次去争论他的是与非，褒与贬，雅与俗、崇高与媚俗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妨抛弃这些二元对立的批评范式，去寻找新的批评的合法化道路。倘若从消费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研究，那么，它更是一种消费现象，或者说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学消费事件。在王朔的时代，他可以说是制造和驾驭文学消费的高手，“四卷本《王朔文集》这部150万字的小说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分‘纯情卷’、‘挚情卷’、‘矫情卷’、‘谐情卷’。6000张广告招贴画，明晃晃地张贴在书店、书柜甚至一些机关、学校的显眼处”^②。他运用商业营销技巧，按照大众不同的情感维度成功地塑造了文学的消费性格和消费形象，文学的梦幻工厂开始在文坛登陆运作。与此同时，王朔和他的作品受到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媒介所设置的文化娱乐节目的特别关注，在其宣传和散播下，文学开始从经典艺术所高垒的充满审美个性的祭坛上跌落，成为大众交流的时尚。购买王朔的作品，观看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追踪他的动向以及他和其他社会名流的谈话和论战，一时成为公众标记自己文学身份的标签。在这过程中，通过“消费”这一重要的符号工具，我们可以表达一种对文学的客观认识和文化认同。同时，通过商品经济规律，文学在逐渐地实现自己作为消费存在的扩张功能。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最突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家的个体意识的增强，文学的消费性格和消费症状愈演愈烈。最突出的就是包括“美女”作家在内的晚生代作家以及网络作家，他们大都以“自由撰稿人”、自由书写者和“文化漂泊者”自居，不再被单位供养，通过自由书写或做兼职来养活自己，使写作成为一种职业，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基于这种文化劳动力的解放状态，他们为消费而创作的姿态更加明朗，读者就是上帝。如以卫慧、周洁茹、棉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她们以自传体或半自传体的方式描写自己的私人空间，并把它当作写作的时尚，开现场售书签名会和新闻发布会来打造售书的广告形象获取卖点，其人其作品都已成为一个消费品牌和商标。她们通过描写自我隐私和以女人的身体优势活跃于媒体，引起大众的注意，激发大众的兴趣和欲望，最终完成一种消费行为，这完全符合商业广告让大众接受商品的心理历程。观其创作本质，陈染评价道，“在本质上，是男权话语下，一种偏向商业的写作，有点像比较通俗化的行为艺术”^③。在某种程度上，陈染的评论是中肯的。如果说王朔所制造的文化消费事件是以消解崇高、颠覆主流权力和玩弄社会为手段来完成文学的意义，那么，90年代的“美女”作家则开始在自己身体上大做文章，主要以兜售自己来制造文学消费的“场效应”，使文学的消费性格走向极端，致使文学的面孔变得无法辨认。但总的看来，无论是先行者王朔，还是后起的晚生代作家(包括“美女”作家)或其他具有较强商业消费倾向的作家，他们与报纸、电视、杂志等媒介建立了一种同盟关系，企图通过消费自己而瞄准其他消费者，又通过所有其他消费者瞄准每一个消费者，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使读者重新部落化，以此来实现文字的消费功能，来表征文学的消费品性。这样一来，文学像得了狂躁症似的，在大众消费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只有千方百计把消费的性情发泄出来，才会得到片刻的宁静。

　　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文化转型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和标志在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其表征就是追求凡人的幸福，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直接功利追求为目的。具体表现在世人身上，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如追求时装名牌和流行发型，热衰于上网娱乐休闲，人世后，上大学挑选国际贸易、国际法等热门实惠专业，更懂得花钱享受生活，这一切都表现了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当代现实文化表征，也把我们带到了一种以“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为特点的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读者对文学的阅读不再停留在对充满深度哲理和社会内涵的作品上，更不会去研读充满神秘、艰涩、荒诞的文本，相比之下，他们会喜欢通俗易懂，充满感官愉悦，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佳阅读享受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种精神的幻象。因为他们在充满激烈竞争和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阅读可以达到休闲放松的目的。从传统的文学消费的角度考虑，这只是读者用货币购买文本然后阅读来实现对文学直接的消费性接受。而现在有的阅读越轨者，开始摆脱传统的文学消费方式，不满足于阅读性接受，开始剥离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价值内涵，模仿作品富有休闲娱乐色彩的程式，实现对文学阅读的再消费。有例为证，在2001年9月24日的《金陵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北京女孩，难得三天假期飞到上海，她的游览方式是按照陈丹燕的那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书中所描写的地点一一踏访，三天后连外滩都没有逛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这个消息尽管反映了当代人对生活缺乏自主规划的态度，一味地模仿和套用，不能积极主动地创造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从消费文化流行趋势上看，“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④。北京女孩的做法无疑适应了这一消费理论，并且告诉我们，文学消费不能仅仅停留在以阅读文本来满足读者的消费需要，还要自觉地模仿作品中对自己生活有益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东西，让现实生活审美地呈现出来，进一步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于北京女孩的做法，我们不想作出过多的是非曲直评价，只是把她的文学消费方式当作一个特例看待，来说明当代文学消费方式在超越传统文学消费方式时所表现出的唯消费状态和个性化症候。同时她也向作家提出了更高、更技术性的创作要求，向读者提供了新的文学消费视野。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消费方式的影像化和幻象性。面对当今读图化的时代，“电视就是世界”，“图像就是权力”，大众的视觉转向就在所难免。“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爱看直观感性的图像，而且是因为当代社会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形象产业，有一个日益更新的形象生产传播的技术革命，有一个日益膨胀的视觉‘盛宴’的欲望需求。”^⑤就文学而言，文学语言开始面临图像的挑战，也不得不依靠电影、电视媒体的力量，甚至有的作家专门把作品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为视觉消费而创作。他们“不是在写散文或创作文学作品”，而是在“填充一架庞大的机器，它把语言、面孔、声音以及现象转化成近九千英尺电影胶片”^⑥，完成文学向影像的视觉转变。这使文学和文学消费方式有了不同的境地，主要表现为：一是作品文本的冷落。反腐倡廉力作《抉择》，我想，真正去阅读文本的人数与观看影片的人数相比可能少得可怜，因为从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等单位以“集体票”的方式进入影院，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就能对作品所描写的人物、故事情节了如指掌，并且产生更加逼真的欣赏效果，谁还会再去细读文本呢?二是先锋小说的通俗化消费。纯正的先锋小说以建构纯正的文学世界为己任，文本充满神奇和荒诞，除了书卷气较浓的学院批评式读者的关注以外，普通大众很少问津。但经过通俗化转译之后，先锋小说开始跳出狭窄的文学圈层，成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伏羲伏羲》被影视处理后，变得被大众所熟知。三是文学消费变成虚假的游戏。以往，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都注重文学的真实性品质，关注文学的主题思想，尊重作品的艺术真实，而如今，他们并不喜欢这些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氛围，而愿意接受虚构性的娱乐形式。在由金庸、古龙、琼瑶等作家的武侠、言情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主人公神奇无比的绝世武功，浪迹天涯的人生历程，或用奇遇和悬念所编织的情爱故事，成为读者钟情的对象，一切现实的时空观念都被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