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非常活跃、热闹，表现为三多——参与者多，新话题多，发文章(包括出书)多;另一方面则积存了不少问题，一些有识之士陆续提出的“建立学术规范”和“重视学科建设”等主张，不是无的放矢，实属有感而发。
文化的泛滥、审美的缺失和外来理论的套用，我以为这三个“病症”虽然不断有人指出，但至今也未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有必要对之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
一文化的泛滥
尽管人们对上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研究是否变成了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①，但大量的文化研究充斥文学研究的文本并占据文学研究的空间，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状态初始于上世纪80年代，标志是“文化热”的兴起。当时“文化热”对拓展文学实践及文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地，均起到了类似“五四”的“开天辟地”的作用。
实践上，“85寻根”最具代表性。当时作家们几乎是按照自己对于某种文化的理解，十分功利地直接寻找或编造表现对象，写出来的作品是寓言似的。像韩少功的《爸爸爸》，如果离开了它当时发表的文化背景是很难解读的。从文面看，小说写一个叫丙崽的小孩，一直长不大，一直只会说那两句话——“爸爸爸”和“×妈妈”，何意?天书一般难懂。但在那种铺天盖地的“文化热”背景下，批评家们如获至宝，轻而易举地给出三条答案：一、代表着某种落后文化的丑态、病态;二、象征着某种落后文化的顽固不化、绵延不绝;三、以此揭示出整个人类文化的原始内核。这三条答案里都少不了“文化”二字!其他如《小鲍庄》里的涝渣、《棋王》里的王一生等，也都带有文化符号的性质。
理论上，文化研究起步于著名的“新方法热”。林兴宅在《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序》中所讲的那番话很符合倡导者们的初衷。“过去的文艺研究、文艺批评大多是就文艺谈文艺，文艺领域以外的知识，我们就很欠缺，因此思路狭窄，体系封闭。而从别的学科领域来观察文艺现象，用别的学科的方法研究文艺问题，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就大大扩展了，思路更加开阔了。”②但问题是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方法只是方法的事实，方法总是和出发点、路向、目的、结果纠合在一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当代文论所发生的第三次转折——文化型批评，恰恰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③，也就是说我们由引进西方文论所产生的“新方法热”是以文化批评为参照的，像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当代女性主义等批评方式都是典型的文化批评。
作家们有意表现“文化”，批评家们有意阐释“文化”，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上最有力的大合唱。
可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作家与批评家联袂表演“文化”大合唱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作家创作到底还是要靠生活，靠那些大而空的“文化”支撑不了多久，而且读者也不买账。在作家们作为一个群体退出之后，批评家却留下来坚守，他们宁可“独唱”——因为他们舍不得那个可以包罗万象、可以随意发挥的“文化”大舞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评迅速走向极端，标志有三：
其一，由对当下作家作品的文化批评转入对过往作家作品的文化研究。因为从当下的作家作品里开采“文化”毕竟有限，于是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了过往的作家作品。从鲁迅等现代文学先驱开始，前后近百年，研究者用文化的目光把他们统统重新打量一遍，然后给他们纷纷贴上文化标签，穿上文化外衣。
其二，变被动为主动，研究者把作家作品当成论证文化命题的廉价材料，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被切割成各种“文化”碎片，分散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命题里，有的抓住一点皮毛，有的风马牛不相及。
其三，由于文化研究既与现实文学疏离，又与过往文学隔膜，并且越来越宏观，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只谈文化不谈文学，以至于到后来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凌空高蹈、漫无边际、“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玄学”。
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给文学研究带来诱人前景的文化研究，最终竟然把文学研究带入了死胡同!
二审美的缺失
若问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缺少了什么、丢失了什么?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归纳出很多条。但若问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缺失的是什么?估计会有相当多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审美。
为什么缺失了审美?按照文化研究论者的逻辑和惯性，他们又会找到和罗列出一大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原因，诸如市场经济、商业文化、消费时代、世态人心、后现代、边缘化以及这个主义、那个派别等等，但我们谈的是直接原因，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原因，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和近年来盛行的文化研究有关了。
文化研究对审美研究挤压和排斥的程度，诚如一位学者所坦言的那样：“在今天，探讨一部文学文本的美学意蕴(假如它真的存在)，只是合格的文学批评的最低层次，尽管在汪洋恣肆的文学批评史上的某个阶段，它的确曾经是无可非议的最高层次。……所谓审美，不过是暧昧;所谓‘纯粹’的审美式批评，不过是一笔糊涂账，一桩视力和智力上严重失察的事件。”“那些坚持美来源于纯粹的‘文学技巧’、‘文学结构’、‘文学语言’的看法，是肤浅和可笑的;那些坚持‘文学技巧’、‘文学结构’、‘文学语言’能够自美其美的观点，注定是荒谬和经不起经验验证的。”④
我们这里不探讨这种立论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只确认文化研究挤压和排斥审美研究所造成的后果。
首先是宏观研究丢掉了微观研究的基础。这只要翻一翻近些年来刊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报刊就一目了然了，那上面满纸书写的多半是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宗教学乃至性别、种族、人口、神话等范畴的五花八门的混杂内容，文学被裹挟在泛文化当中有其名而无其实。还有多少人去重视文学文本?还有多少人从文学文本本身提出和解答问题?甚至有的连尊重都谈不上了——因为不读原著(或只读个别章节)，因为要为自己的文化命题佐证，随便夸大、扭转、虚拟文本的某些意义和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做法屡见不鲜。
其次是抽象理念取代了审美分析。由于微观研究没有了，对文本的具体的审美的分析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研究文学的文章都硬邦邦的，一点柔软的东西都没有。究其根由，是研究者“不动心”——不用内在的深层的审美去感受文学、发现文学、想象文学;全部用理念——外在的表皮的来源于各种社会学科的教条、刻板、没有活气的理念去“抽象”文学。这等于取消了文学研究区别于其它社会学科研究的根本特质。这样一来，现在的文学研究若不叫文学研究，也就没什么说不过去的了!
对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些弊害，身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的陈
思和先生感触颇深，他认为近二十年来“一届届的研究生都被笼罩在宏观理论的阴影里”，许多考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⑤。另一位同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孙绍振先生谈到类似问题时用语更为犀利透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观的分析比之宏观的演绎更见功夫，缺乏微观分析作为根基，宏观的学术理论就必然要成为空洞的、虚弱的套话……被吓人的理论和文献弄懵了头，皓首穷经却并不真正懂得文学的悲剧，古今中外皆有。”⑥
由此看来，不管对文学文本做具体的审美的分析在今天是不是已经成了“文学批评的最低层次”，不管继续谈论“文学技巧”、“文学结构”和“文学语言”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变得“肤浅和可笑”，但若真的放弃之、取消之，其实很难做到。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套用外来理论
西方近百年的文艺理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几年间就都搬运过来了，并且把其中的各种批评模式都套用了一遍，如精神分析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⑦。
这应当说是个奇迹。按照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我们首先要肯定搬运者的功劳。没有搬运，我们做梦都见不到这些新玩意，而见不到新玩意，便难免守旧。可问题在于搬运进来以后怎么做?是追新逐奇、盲目地奉行“新即好”、机械地照抄照用?还是在汲取、消化、融合的前提下，致力于发酵、酿造进而达到创新?
回忆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仿佛一直被一种迷雾笼罩着，这种迷雾就是由不间断地、无休止地套用外来理论带来的。一个青年作者刚刚写了两三篇作品，就被批评家“定性”了，就被发现有外国的某某主义的东西了。过一段，这个青年作者又写了两三篇作品，批评家又觉得具有另外的某某主义的东西了。到如今怎样?那些外国的主义成了过眼烟云，了无踪迹，真正留下来的，还是卸去“伪装”的原初、本真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借用“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将来对新时期这段，恐怕也要“重写”。近些年流行“重读”，“重读”起初针对的主要就是新时期这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有误读，而误读与套用外来理论有直接关系。
翻来覆去地套用外来理论，至少有两个问题没解决好。
一是立足点问题，即套用者没把脚跟放在自己脚下(本土)，好像他成了外国人似的，好像本国的东西也成了外国的东西似的。德顺爷批评高加林抛弃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变成了豆芽菜。这些年套用外来理论产生的就是豆芽菜，丢了根基，就丢了生命。比如“后现代”，无论是中国的国情，还是中国的文情，哪有那么多只有充分地现代后才可能随之出现的“副产品”，不过是滋生些皮毛的感觉、迹象而已，可在我们的“后学”先生的笔下却多得很。
二是两层皮问题，即忽略双方各自的背景、情境，生硬地拼贴、粘连。现在写文章不讲文风了，不批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了，但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理论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纯理论，放在图书馆里，作为资源躺着;另一种是用于实践的。人们从图书馆里把纯理论取下来，联系和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差错就出现在由资源型理论到实践性理论的转换过程当中。比如这几年十分火暴的对红色经典的“再解读”，许多文章放弃了纵向的历史主义的态度，醉心于横向的原封不动的移植和似是而非的嫁接，致使被“再解读”之后的红色经典变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在一篇“再解读”《红旗谱》的文章里，除了观点上完全套用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外，直接引用巴赫金的原文竟然达到16处之多!
如何引进和使用外来理论，曹文轩的反思很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他觉得“将独立的理论，不加思索地转换成批评的方法或依据，是危险的，尤其是将西方的理论转换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依据，用以研究中国的文学现实，更为危险。”⑧曹文轩一身兼二职，既是研究者，又是作家，对于近些年来文学的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参与，使他得天独厚地拥有一个单纯的理论研究者所欠缺的更切身的体验和更机敏的感悟。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积存的三个要害问题——文化的泛滥、审美的缺失和外来理论的套用，是相互勾连、盘根错节的，本文力求从源头上对之做一点梳理和辨析。
注释：
①从雷达、孟繁华、曹文轩等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最集中的一组不同意见的讨论是扬扬、罗云锋等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化倾向》，《山花》2003年第4期。
②林兴宅：《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2页。
③参见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④钟文庆：《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⑤
返回 现当代文学 列表排行
- 存货跌价准备审计全程精解
- 数控技术专业数控机床编程与加工
- 公司治理模型的发展与评价
- 对于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点思考
- 汉语言的意蕴魅力
- 导游管理的新形式：导游服务公司
- 数控技术发展趋势及对策
- 新课程发展性评价走向的探析
- 公共关系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 数控机床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 比较新闻学初探
-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分析
-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 导游与民俗旅游文化的传播
- 浅谈语言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 美国联邦得税政策的变迁
最近更新
现当代文学研究“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