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心理学是: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回族’以及普世性的伊斯兰教‘稳麦’。[12]在这个回族成员个体的现实生活中，‘稳麦’和‘回族’的概念是确定的，但也是比较抽象的心理上的归属，‘教派’和‘寺坊’则是具体而生动的。”[13]

　　二、影响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民族发展历史的原因，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同时还有宗教信仰等原因。这里我们对影响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1.自然生态环境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心理物理场

　　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的“土壤”，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拓卜心理学家勒温从物理学上引用场的概念来说明人的心理生活，这就同物理学的场的概念有一定的联系。勒温在界定场的概念时曾援引爱因斯坦关于场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勒温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在心理场中发生的。“心理环境是指被我们意识到的并对我们的心理事件实际发生影响的环境。”[14]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劣以及民族对这些优劣条件的反应，不仅决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该民族开辟生存道路的勇气信心，影响对外部环境的抗争性格的形成。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有着较大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则因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等原因，它的影响已日趋减弱。

　　自然生态环境对各民族民族意识、民族群体人格的影响等问题早已引起西方研究者的注意。早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就自觉寻求形成人类不同种类、民族群体人格的原因。他们在早期进化论的启示下，从植物学、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中受到启发：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决定了动植物不同的生长形态、功能、特点。由此可以推论，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

　　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黑格尔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15]“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16]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17]。在黑格尔、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对立统一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十分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征服、改造自然的斗争精神，也就是人类争取生存而显示出来的抗争精神。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共同的地域”作为衡量构成民族的核心因素之一，可见共同的地域或民族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物质作用及心理功用。

　　可以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环境基础，是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心理物理场。

　　2.民族共同体的一致性是民族凝聚力的着依点

　　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不仅建立在成员的相互信任、相互平等、相互真诚的帮助上，也建立在民族成员的共同经验上。成员间的共同经验会使民族成员对同一事物产生共同的深刻的领悟和体验。成员间的共同认识和经验还会使成员产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情绪情感。这一切最终会使民族成员形成互相亲和的需求与动机。这种需求与动机就是使民族成员互相帮助，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是增强民族团体凝聚力的心理动力。

　　拓卜心理学家勒温将他的生活空间概念应用于团体心理学中，认为“正像个体和他的行为形成‘心理场’[18]一样，团体和它的环境则形成社会场。社会行为既被看作是发生于现存的社会实体，同时也被看作是来自于现存的社会实体，例如，小组、成员，信息的障碍和通道。因此，团体行为决定于特定时间内现存的整个场的情景”[19]。民族团体的特点，决定于民族个体，个体的特点又由团体所维护与制约。个体作用于团体，团体制约着个体。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动力特点的民族结构整体。这可用来解释许多民族极力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的心态，除了有民族独特的审美观与情绪情感的原因外，借此达到民族团体一致，维护民族凝聚力也是原因之一。许多民族的集会像传统体育竞赛、文娱活动及其他信仰集会等，无疑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一些重要而有效的活动方式。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

　　民族共同体在与社会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发展中，要想实现一定的目标，竞争是必须的。但成员之间的竞争彼此必须是平等的，从团体的角度又必须是合作的，民族的发展是由这两种因素互动作用的，不断的竞争与合作是促进民族协调发展的内部动力之一。

　　由此我们认为，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如在民族共同利益、宗教信仰，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是民族凝聚力滋生的土壤。

　　3.民族发展历史的锤炼是民族凝聚的强化物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有过民族发展历史中的辉煌与骄傲，同时也在逆境中体验过挫折与失败。民族成员共同经历的这些荣辱使得民族共同体具有了较大的向心力，同时伴随着荣辱与共的强烈认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外部对手与敌人的存在，往往也是维持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因素之一。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切矛盾都会降低到次要的地位，这已经为国内外许多事实所证实。同时，一个民族在国家或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威望越大，民族凝聚力也就越大。民族的威望是提高民族形象与民族自尊的前提和条件，它直接和民族成员的向心力相连。

　　另外，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民族心理所承受的锤炼，民族成员之间也同时在相互作用。如;进行信息沟通可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情感，思想的相互理解，以及民族成员的一致性。特别是上下的沟通，可使成员产生信任感，自尊感，从而消除误解与猜疑，增强亲和力。我国许多民族有喜集会的情绪情感，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鄂温克等民族经常举行大大小小的各种自发的民族歌舞集会，这不仅为民族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机会，也增强了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4.共同信仰对民族凝聚力的固化作用

　　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共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固化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为了共同目的进行着协作与彼此间的激励。共同的信仰以内在和外在的形式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固化作用。

　　在信仰体系中，宗教信仰是一种庞繁的信仰系统与社会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宗教意识以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俗世的“神灵”信仰形式，反映了不同信仰的民族对自然、社会及自身及其关系的认识。

　　古往今来的众多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甚至神学家，都十分关注并力图探索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自古以来广为流传的群体或个体的宗教信仰心理现象。对于心理学家们来说，他们所关注和探讨的是各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各个信教的人，在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中，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每一个信仰宗教的人，除了接受某种宗教教义而外，往往或多或少地具有一种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情感和宗教意志的宗教信仰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接受或强化宗教信仰具有很大的作用。对某些信徒来讲，宗教情感的感染，可能超过布道或诵经读经中灌输宗教信条的效果。而那些只在理智上相信宗教教义，情感上却缺乏宗教激情的人，不一定能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相反，有些人，他们不一定相信有人格化的神，只是出于传统的文化氛围或浓厚的宗教情绪的感染，他们也会习惯成自然地乐意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常听人说，见到宁静肃穆的教堂，听到宏亮浑厚的圣乐，情不自禁地就会步入金碧辉煌的神圣殿堂。去过教堂的人即使不是信教徒也常常感到在教堂听诵经或听唱诗班唱歌人的心灵都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也有人在身处逆境，完全绝望与无奈之际，产生一种祈求神灵保佑的宗教需要。[20]

　　我国的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宗教教义及形式就将回族紧紧维系在一起。我国的云南是多民族的地区，回族形成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与全国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即除在腹地与聚居区与汉族、白族等共同相处外，还在边境及内地山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混而居。然700多年来，云南回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即使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包围圈中也始终未被同化，这就是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是在内地的聚居区或是在边疆散居区都是如此;他们习惯于在回族群体内部顽强地进行宗教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把清真寺作为从事这种教育和共同议论民族大事的中心场所，这就使回族内部自然形成了包括管事、阿訇、乡老等参加的近乎于政教合一的民间管理体系，来管理和指导本民族内部一切事务，以此来抵御外界压力的渗透。因此，只要有回族人口居住的地方，无论人数多少，总要千方百计兴建清真寺;即使是无力建盖，也要到外地回族区捐款筹资，而各地回族均会尽力解囊相助，并将其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民族的凝聚力。伊斯兰教对回族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和心理素质等内核方面，都产生着决定性影响，清真寺自然成为维系回回民族发展的显著标志。[21]

　　在一项对吐鲁番艾丁湖乡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维族村民的宗教信仰又活跃起来，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较之以前大为增加。

　　维族成年人多数都到清真寺里做礼拜，不少人还严格遵守斋戒规定，做礼拜事实上已成为村民凝聚力的象征。[22]

　　可见，宗教习俗是宗教文化功能在人们生活习俗中的延伸，它体现了宗教的神圣和庄严，而其一旦演变为民族的生活习俗，就成为其民族生活的重要特点。回族与伊斯兰教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伊斯兰教是维系广大回族的重要纽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对民族凝聚力的固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信仰的各民族由于共同的信仰而聚拢、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同时，作为信仰体系中的宗教使得信仰群众因宗教的巨大吸附力而凝聚在一起。由此可见共同的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对民族凝聚力的固化作用。

　　注释：

　　①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②杨建新，“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2(1)， 第116页。

　　③孙玉兰著，《民族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40.

　　④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21.。

　　⑤郑雪主编，《社会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259～260.

　　⑥贾春增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181.

　　⑦[美]爱德华·霍夫曼著，许金生译，《马斯洛传——人的权利的沉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36.

　　⑧《马恩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486.

　　⑨⑩[11]E.C 库兹明等主编，卢盛忠译，《社会心理学》[M]杭州：杭州大学心理系内部资料，1984.126.127. 125～128.

　　[12]稳麦(Umma)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指全体穆斯林组成的群体。对于几乎全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而言，其成员的认同感在最大层次上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相联系。

　　[13]马平主编，《人类学视野中的回族社会》[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