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诠释古徽州建筑的宗族观念。

　　魏晋以降，北方门阀士族由于战乱大量南迁。他们来到古徽州以后，出于生存和强化家族凝聚力的需要，受民族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影响，特别重视“聚族而居”。族与村、血缘与地缘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单姓为主的村落形式，所谓“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且族有族规，氏有家典，所以在家族里，尊卑长幼、高低等级的宗法制度是备受古徽州人推崇的。由于理学、徽商和宗族势力的互相作用，使得三者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此，徽州封建宗族观念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宗族观念不仅规范着古徽州人的言行举止，就连村落的建筑选址、布局、式样、装饰也处处体现着这一观念。

　　古徽州人在选择定居点时无不慎而又慎。徽州人寻觅合适居地的方法十分多样，最常见的是风水地师选址。风水地师依经验和规则，实地踏勘，通过觅龙、查沙、观水、点穴等步骤，框定村址。此法今天看来似乎迷信色彩甚浓，但也包含一定科学道理。如今不少族谱在描述其族祖始居时，都有“卜居”、“卜筑”字样。黟县西递村胡氏族谱中对当时西递村卜筑选址有如下记载 ：“对霭峰之似笔，土地肥沃，泉水甘甜。”风水地师通过地下水质来确定地的吉凶，“水味甘甜为上”，认为水味甘甜者，主大富大贵。霭峰是西递的主峰，形似笔，也称“文笔分峰”，主文运，这一点对潜心读书、世代为儒的胡氏家族来说十分重要。在村子的两边有许多小山丘，风水学中叫“砂”，其形状有单尖形的叫“文峰”，有三峰相连的叫“笔架山”，都能主文运。“砂”中还有两峰相连的“官帽峰”与村外似玉带的漳河相配，主官运，寓意胡氏后代可为官为宦。可见，在古徽州人看来，“卜居”、“卜筑”的吉凶直接关系宗族人口繁昌、财源茂盛、人文发达。

　　在古徽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入口处，都留下人工刻意装点的痕迹：或一丛树林，或一抹尖塔，或一座庙宇。这就是在古徽州村落整体建筑格局中有“门户”和“灵魂”之誉的水口。“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出于追求宗族生存需要而愈加强烈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得古徽州人都想控制一方他族不能染指的生存空间，而水口正是界定村内、村外两大空间领域的最明显标志。所以过去村落间械斗，往往是“进了水口就打”、“赶出水口为止”。古徽州人还把水口视作“关隘”，在天然的形式下加之人工的修整，加强了宗族的安全感。在古徽州人的观念中，认为水口的形势状态主宰着村落宗族的盛衰和安危，它是一村宗族生死、前程的象征，如绩溪(原隶属古徽州)冯村自元代开族以来，“未能大而光之”，后“本堪舆之说，营建‘天门’、‘地户’(水口)”，结果“物阜而丁盛，一时称极盛焉”。

　　受宗族观念的影响，在取得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古徽州人对定居点的空间布局以及村形的设置，还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里方村在歙县霞坑镇棉溪源头处，人口千余，钱姓居民最早在此定居。该村外围近似圆形，村正中留一方广场，若从高空俯视，空场如钱眼，整个村落即是一枚硕大的铜钱。该村居民巧妙地使姓氏、村名、村形有机地统一起来,形象地表达了对宗族祖先的崇拜和对富裕的向往。婺源延村的总体布局犹如“火”字。火，意味着蓬勃、腾达。该村的祖先曾备受欺压，于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迁入延村，为了振兴家族，在村落的布局上设计为一个“火”字。但这样一个聚族而居、人口宅院稠密的大村落，“火”一旦缺乏克制又如何了得，于是在村居的核心处挖了一口井，寓意蓬勃、繁盛，也是取之不竭的源泉。宣州的绩溪上庄镇石家村始建于明代，为北宋开国功勋石守信后裔石荣碌从歙县石家坦迁至所建。因当年石守信与赵匡胤交谊甚笃，常以棋相交手，故该村设计以房舍、街道、小溪等元素组成纵横有序、整齐方正的棋盘式村庄，以祠堂为中轴线，石家的《石氏宗谱》还特意告诫后人: “村如棋盘形，建房屋不得阻塞巷道。”古徽州人这些对村落空间布局及村形象征性的设置，正反映出古徽州人对宗族人丁兴旺、富贵荣华、追寻祖先之功德和人文发达愿望的强烈追求。

　　宗族观念也影响着古徽州民居的建筑思想。古徽州民居的建筑格局主次有分，讲究正偏、内外的空间层次，即伦理道德的“尊卑位序”原则。民居按活动空间的功能划分为堂、庭、院、廊、厢房，而且内容不同的空间有着严格的界定划分，堂、庭、院、廊是家庭公共的活动空间，而厢房、内房则是个体活动范围，具有强烈的、有合有分的内外秩序。前厅堂是家庭的核心地带，是祭祀祖先，会客议事之处，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开性，这就是“前公后私”的原则 ;后厅堂是长辈住的地方，实际上前厅堂重大活动的安排，都掌握在高辈老人手中，这就是“前下后上”的原则 ;楼上阁楼或偏厅居住女眷或未出阁的小姐，不但有隐蔽性，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这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 ;佣人住廊间或偏房，布置也较简陋，这就是“尊卑有等”原则。古徽州建筑格局这一“尊卑位序”的建筑思想，正是符合了当时古徽州人所提倡的封建宗族伦理观念。

　　古徽州民居不仅仅是指单纯用于居住的建筑物，而是包括祠堂、家庙等建筑在内的整体概念。徽州古村落几乎村村都有家族宗祠。可以说，没有祠堂也就没有了民居。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圣殿，在宗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是无宗，无宗则是无祖……追远报本，莫重于祠。”所以明清两代，徽州各大族都以徽商为后盾，竞相扩建祠堂，纂修宗谱、祭祀祖先。繁琐的祭祀礼节、庄重的祭祀氛围不断强化族人同族同根、同族一家的宗族观念。徽州的祠堂有宗祠、总支祠、分支祠和家祠之分。一族合祭者为宗祠，分支派合祭者为分祠，而供奉直系祖先牌位的是家祠。所以宗祠一般坐落在村落中风水最好的位置，建筑材料选用一般以上乘为标准，祠堂内遍布雕饰，祠堂整体高大壮观，以此增强宗族制度的威严感。绩溪坑口的石氏家祠就号称“江南第一祠”。正是依托祠堂，才有徽州人引以为荣的“千年之家，不动一 ;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 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年不改”。在强烈的宗族观念的激励下，徽州人经商入仕，穷毕生精力敛财聚势以求光宗耀祖。成功后的他们感念宗族精神的指引，又耗巨资修祠建庙，进一步强化家族观念。对徽州人而言，家祠是连接子孙后代与祖辈先人的纽带，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牌坊、民居、宗祠并称为“徽州三绝”。牌坊是封建统治者为村中的忠孝节义之楷模而立的旌表性建筑，也是古徽州村落家族骄傲和荣誉的载体，所以在古徽州几乎村村都有牌坊。古徽州的牌坊一般都建在村头，“歙县清”是牌坊的主要建筑用料。古徽州牌坊的建造既不用钉，也不用铆，只依靠石与石之间巧妙的结合，每一座牌坊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施工。歙县棠樾牌坊是古徽州现存比较完好的大型牌坊群。它是棠樾村显赫家族鲍氏家族的历史丰碑，七座牌坊以“义”字为中心，按忠、孝、节、义的顺序由两头向中间依次排列，成半弧展开，无论从前看还是从后看，都以忠、孝、节、义为顺序。可见牌坊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已具有了彰显家族荣誉、教育子嗣、激励后代的功能。

　　在古徽州的建筑装饰上也反映着宗族观念。古徽州的建筑装饰主要是三雕艺术，凡建筑物几乎遍饰雕刻。古徽州三雕艺术是徽州建筑史上的三朵奇葩，所谓“三雕”指的是木雕、石雕、砖雕。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莫不使人叹为观止。古徽州人在为自己营造美好居住环境的同时，始终不忘宗族伦理道德观念的说教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望，这几点在三雕艺术上有着充分体现。在古徽州，门是家族成员出入的主要通道，又是家族身份富贵的象征，所以古徽州人对门的装饰设计非常讲究。如门楣上一般都雕刻有“暗八仙”，象征着家族的荣华富贵与出入平安。孝悌观念是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所以古徽州以“孝道”为题材的雕刻非常多。如《郭巨埋儿》、《卖身葬父》、《弃官寻母》等，还有象征宗族人口繁昌、财源茂盛、人文发达的《刘海戏金蟾》、《招财进宝》、《赵公元帅》、《十八学士》、《五子登科》、《三进士》、《百子闹元宵》、《祝寿图》、《郭子仪上寿》等，无不表明古徽州建筑装饰是伦理道德教育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结合体。

　　总而言之，古徽州建筑思想的形成是与中国古代绵延数千年的宗族观念分不开的。聪慧的古徽州人很好地在建筑上表达了这一观念和思想，可以说，没有这一观念和思想的指引，也就没有古徽州辉煌灿烂的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