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

　　在徽州文书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是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原件或稿本、抄本。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歙县方氏书信七百通，早在19世纪的光绪年间就已流入日本，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但当时的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也就是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的。而最早注意到徽州文书重要性的应当是著名画家黄宾虹，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倡导收集徽州乡土史料，其中也包括少量的徽州文书。不过，由于黄氏的侧重点在于艺术品的收藏、鉴赏，所以实际上他所做的可能颇为有限，真正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是他的朋友许承尧。从许承尧主编的民国《歙县志》和编撰的《歙事闲谭》来看，他显然收集有一批徽州文书抄本。不过，从总体上看，解放前对徽州文书的收集还相当有限。

　　我国史学界对于徽州文书的收集，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历史学家方豪。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首都南京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独具慧眼的方豪先生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

　　而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稍后的土改等政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毁弃，有的化为纸浆，有的则用于制作鞭炮。后经有识之士的呼吁，大批文书陆续被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一次大规模的发现。根据数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的一个估计，迄今为止，已被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公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概不下20余万件。由于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分类及统计，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有人对此存有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作为粗略的一项估计，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反映了徽州文书的规模。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嘱目，从而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亦受到更多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升温，徽州文书的流向更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仍在民间的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是个谁也无法估计的数目，但对于学界而言，这些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机构和个人都收集到为数可观的文书史料。譬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目前即典藏有一万余件(册)的契约文书。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田涛、?眼美?演宋格文(Hugh T.Scogin，Jr.)和郑秦编著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2003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故纸堆》等，更是私人藏品的一次公开展示。其中所收录者，徽州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我本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皖南从事过数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收集到的徽州文书亦有一万数千件(册)，其中有三千多册的稿本、抄本。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以往所知的文书相比，具有3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从形式上看，成册的稿本、抄本为数可观。由于成册的文书较之以往常见的契约散件更容易看出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更容易理清事实的脉络，故而一般说来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有不少未见任何著录的珍稀文书。二是从地域上来看，由于收集渠道的不同，此前国内主要收藏单位的文书各有侧重，或以祁门、休宁文书为数最多，或主要集中在黟县和歙西等地。相形之下，我所收集的文书虽然遍及旧徽州的一府六县，但以歙南(歙县南乡)和婺北(婺源北乡)文书最为集中，这可以从地域上弥补各地徽州文书的缺环。三是从内容上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当时的问题意识，对徽州文书的收集，主要集中在土地关系、赋役、商业以及诉讼等几类文书方面，这使得契约备受关注，但反映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史料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我在收集徽州文书时，虽然也留意有关土地关系、赋役、商业及诉讼等类文书，但除此之外，我更关注的是徽州的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从而使得这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具有更为丰富的研究内涵。基于上述3个特点，无论是从徽州文书的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这批文书在海内外的公私收藏中均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学术前景。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契约文书，但恐怕没有一个区域的民间文书有徽州文书那样数量庞大、历时长久且内容丰富。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徽州文书研究内涵多向度的重新认识便显得格外突出，这意味着———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的探讨，这一重要转变，无疑将赋予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此前编纂的徽州文书资料汇编，无论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还是《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一直到近年出版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故纸堆》等，主要都是反映土地关系、赋役、商业以及诉讼方面的文书。此种学术旨趣，也一直影响到徽州文书整理和研究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对于徽州文书的研究，成果最多的也都集中在上述这几个方面。而近十数年来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虽然亦包括有关土地关系、赋役、商业及诉讼等类文书，其中不乏珍稀文献(如商业文书孤本《芜湖关事宜户工则例》、1937年歙县集成书局版的《明清两朝(徽州)丈量田亩条例》等)，但除此之外，更有极大数量反映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文书，这就使得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具有更为缤纷多彩的研究内涵。

　　徽州文书内涵的重新认识和全方位利用，大大拓展了徽州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领域，为我们多侧面地展示了传统社会商业、风俗及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研究民间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重新建构多姿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譬如，大批宗教科仪抄本，生动地折射出徽州村落生活中一般民众日常的困扰、焦虑和企盼，对于民间宗教史及社区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徽州文书中的一些史料(如村落日用类书等)的详细程度，甚至不亚于当代人类学民族志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这大概是中国其他区域所不具有的。众多的徽州村社文书，为人们了解民间基层社会的运作，提供了诸多无微不至的细节，对于今后中国村落社会史的展开，无疑将贡献出独具特色的乡土史料。此外，妇女史、家庭史的展开，亦可于相关文书中汲取到丰富的养分。有鉴于此，我们似乎不难断言———徽州民间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研究的诸多侧面，陡然间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从这个意义而言，近年来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不仅如此，徽州文书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新近发现的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种，各约20万言)，即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意义。小说作者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阅历丰富，曾当过塾师，到过杭州和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桑梓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小说的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迄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逐年记载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类似于此长达40余年、多达20余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作为近年来民间文书调查中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该书不仅对于近世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的研究极有助益，而且对小说史的研究亦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我之小史》的发现，为20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据此，我们更得以了解晚清民国时期流行小说对于商人阶层的深刻影响。又如，民国初年的《绘事日利》(抄本)，详细记录了一位徽州画家每日作画的画幅尺寸乃至笔资收入等诸多细节，内容具体而细微，对于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而大批的徽州文书原件，对于当前艺术史研究中“民间书法”的讨论，也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再如，徽州文书中有关祠堂、民居建筑以及分家析产的图纸和账册等，对明清民国时期徽派民居及其建筑结构的深入探讨，亦奉献了难得一见的史料。此外，一些与著名文化景观相关文书的发现(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黟县西递村，现存有大批胡氏家族文书信函原件)，更可以为今后进一步的文物保护及适度的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以上这些，已远远超越了以往对于狭义范畴“文书”的认识，从一个个侧面为“徽(州)学”由以传统历史学领域中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范畴转变而为一门全方位综合性的独立学科，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