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徽州人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概念创新。

　　作为典型的区域社会，徽学研究需要借鉴新的理论、方法，需要借鉴和创新概念，以深化对区域社会和传统中国的再认识。以人口社会史研究为例，尚缺乏对徽州人口的整体性关照和社会学的视野，需要从人口的视野探讨徽州的宗族和商人等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种视野之下，原有的概念模式难以说明更深的问题，需要运用和创新一些概念，以探讨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探讨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变迁。

　　整体史观与社会学视野

　　人口研究分散于各个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中，如商人、宗族、儒宦和佃仆等等。但是，这些群体和组织是如何维持的，又为什么在明中后期的社会中各自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商人大规模兴起，儒宦人口膨胀，佃仆广泛被使用，宗族建设日益普及。各个群体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扩大和维持的，人口增长和贫困化的压力是如何缓解的，是什么制约了人口在不同层次上的分流，等等，这些都是徽州人口社会史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从整体史观和社会学的视野看，任何一个问题的探讨都需要把徽州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区域内部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需要将不同的群体和组织结合起来，对人口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整体研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徽州区域社会的人口社会史研究，必然要以整体性的区域社会作为背景。中国的地理空间太大了，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差距难以使研究深入。一刀切的研究既无视不同区域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差异，同时在对诸多人口环境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时也存在操作和技术上的困难。相对于全国来说，徽州是小的，正因为它的小，才有了整体性关照的可能。详细而精确的人口数据不是人口社会史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由于缺乏对徽州社会的整体性关照，人口史研究者在重建徽州人口数据方面就有着严重的误差。明代徽州的人口并不是与表面上的官方数据一样少，也不是低增长的，而是自宋以来就增长迅速。叶显恩所估计的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达到120万更接近真实，这样才能与清代的人口数据相吻合。经历明初期的休养生息后，到了明中后期，徽州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生存压力非常大。徽州也不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土地和农业对徽州人口行为包括生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溺婴也很普遍。如果漠视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就会直接导致判断失误。宏大结构下的人口分府数据，由于缺少了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了解而显得表面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梁方仲和何炳棣研究的补充，而且缺乏可靠性。明清人口史的一些最为根本的问题，如促使中国人口增长和流动的主要机制是什么，社会和文化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口如何影响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等等，离不开区域研究的视野，也决不可能仅仅利用方志资料就能解决问题。由于官修史书———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在人口统计上所具有的先天性的缺陷，新资料如谱牒和档案等的挖掘，就更能说明基本的人口问题如婚姻、出生、死亡、生存和流动等。新资料一般更具有地域性和整体性的特色。对区域社会的整体关照能使人口史研究趋于深入。整体关照并不意味着人口史研究无视微观分析，相反，区域社会的背景知识能使微观人口史研究更趋深入。

　　整体性的关照需要社会学的视野。相对于社会来说，人口问题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正因为区域社会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所以人口问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人口本身，而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只有对这些社会环境特定而又普遍的研究，我们才会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国人口发展的某种内在和外在的机制。人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告诉我们，中国人口史研究难以得出精确的宏观数据，实际上也没有在宏观上更为精确的必要;人口史研究最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仅仅是做纯粹人口学意义上的探讨。因此必然要与制度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也必然要在特定的时空下，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微观和宏观的结合。这样就更容易把握人口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深入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徽州人口在群体性、身份性和地域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人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身份，人口分流是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徽州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徽州人口分流应放在徽州的整体社会的框架内进行探讨，社会学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学的视野需要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一旦我们对特定区域的人口流动模式和人口增长机制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检验所谓的内在性抑制和外在性压力的人口模式;可以重新认识和诠释区域社会，也可以和其它区域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认识和诠释更广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宏观性的探讨在解决人口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无所借力，无法深入，因此转向微观和中层的探讨就成为另一条路径。笔者认为，徽州人口在职业、身份、血缘和地缘上的分流，受到了生存伦理的强烈影响，它一方面表现为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多层结构下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多元文化的伦理精神。生存意识和和宗族伦理是生存伦理的核心。分析框架和模式的提出，也仅仅是诠释社会的一种方法，是将人口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手段，从根本上它也许并不具有绝对性。

　　徽州人口社会史研究需要借鉴和创新概念

　　在这种整体观和社会学视野下，笔者梳理出几个比较适合徽州社会的概念：人口分流、生存伦理、贫困化、贡赋性商品经济、人文礼教的扩张，等等。这些概念非常适合区域人口社会史研究所需要的整体史观和社会学视野。

　　人口分流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对人口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概念。只有这个概念能含括人口在职业、性别、身份乃至血缘和地缘上的一些变动，也只有这个概念能比较清楚地表达出人口流动与生存压力之间的关系，能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进行有机的统一。人口分流的概念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可以从徽州这个区域社会看出来。由于徽州脆弱性的生态环境和扩张性的人文礼教环境，徽州人口尤其是宗族人口的增长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化的威胁。为了生计，越来越多的儒士和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观，从事商业，家庭和宗族内实行着儒、贾并重的职业分工;一部分贫穷无靠的人口，通过婚姻和人口买卖，改变了身份，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依附缙绅、商人和宗族的仆人，成为从事土地耕作和商业经营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赋役和生计，徽州的家庭进行了普遍的分家，家庭和宗族人口也在向周边或外地进行着或迁徙，或入赘，或出继的血缘和地缘上的流动。徽州人口在职业、身份、血缘和地缘上的分流，在徽州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商人、佃仆、小家庭和宗族等等的群体和组织，并因此形成了士———商、主———仆、家———族、本———支等多层的结构和网络，而迁徙到外地的徽州人也形成了徽州之外的大徽州格局，与徽州本土遥相呼应。明清时期徽州的人口分流体现出鲜明的职业性、身份性、血缘性和地缘性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群体。

　　与人口分流紧密相连的还有生存伦理和贫困化这两个概念。明清徽州人口分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受到了生存伦理的强烈影响。生存伦理这个概念的引用主要是出于对人们的一些经济行为的考虑。这个概念比道义经济和经济伦理等其它的概念，更适合于对徽州地区人口变动做一些深层次的描述，更切合徽州地区的实际情况，也适合对徽州人口史研究进行整体性关照的需要。生存伦理体现在徽州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在主仆关系中既有强烈的生存意识，也有着保障生存、婚配和忠孝的伦理精神。大量贱民群体虽然丧失了身份和自主性，却获得了生存、婚配和香火的延续。生存伦理的强化与儒家思想的内向化是紧密相连的。从宋儒开始中国儒家已将休齐治平的重点转向修身，转向克己，开始了内向化的转变，到明代形成一种空谈的思潮，并走向了一个极端。以入世为理想的儒士必然要从修身转向齐家，日益向基层社会渗透，因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和族，家族建设就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反映。在家族建设的强化下，社会的内向化进一步加剧。而到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界，戴震对宋儒理学的反动，无疑是对宋儒理学在徽州趋于僵化的一种调整。后来程瑶田、凌廷堪等徽州大儒对礼的强调，则继续了这种调整，因为礼主要是一种制度和实践，所以对礼的强调巩固了徽州社会所固有的宗族制度和身份社会，使徽州社会在稳定发展中继续趋于内向化。

　　从这个意义上，海外学者如杜赞齐关于近代中国内转化的分析模式，同样可以上溯到宋代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近代中国的内转化是宋代以来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延续。在生存伦理的影响下，回流徽州本土的很多商人和致仕归老的官僚积极投身宗族的建设，形成年轻人在外谋生，老人、宗族和礼教统治徽州的现象。徽州也因此成为老人的乐园、宗族的沃土、礼教的天堂。徽州聚集了士人、贞节烈女和佃仆等不同的群体。商人只是徽人塑造徽州文化的一个手段，一个在徽州那样的生态人文环境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也即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传统社会晚期的徽州社会文化，表现出了生存伦理和宗族社会的双重特征。16世纪虽然曾经有过激烈的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但在缙绅、宗族和老人的共同作用下，消除了商人增加后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徽州社会从稳定趋于保守和内向。正是在生存伦理的影响下，佃仆人口有扩大的趋势，商业人口有缙绅化的趋势，老人有回归土地和宗族的趋势。

　　此外，贫困化的概念也非常重要。贫困化是支撑人口分流和生存伦理的一个基点。明清时期的徽州，确实是一个日趋贫困化的宗族社会。宗族下的人口如何维持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对此进行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尽管这个命题似乎与当前清史学界兴起的一股反贫困声调不一致。实际上，徽州并不富裕。那些富家大族经过人口的增长和代代分家析产，族人的贫困程度无一例外地有着加剧化的趋势。徽商的财富也大多挥霍在了繁华都市，而回流本土的资金并不多。相反，官僚文人的优闲和游山之风，也给徽州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徽州还因徽商在外的奢华而被征以重税。一些官员也因为谋到徽州的一官半职而被同僚所羡慕，这说明了徽州的富厚名声可能也刺激了官员的盘剥行为。徽州所遭受的一些兵祸，据说也与徽州富裕的名声有关，如对于明末黔兵在徽州的烧杀抢掠就有人持此观点。徽州人从明到清一直对为虚名所累的反思，说明了徽州的实际情况确实就是高墙白屋之下住着的是为贫困所迫的世家大族的后裔。他们纷纷投入小商小贩的行列，这就是徽商的主体，也可能是宗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人致富后又投身宗族建设，以宗族的力量经商，并带动族人和子孙后代前仆后继地经营商业。但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政策和制度如商业环境、分家制度等等，实在难以进行有效的财富积累和再生产。因此在宗族制度下，广大的族人维持着节俭和低水平的生存。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在权利体系内探讨贫困与饥荒问题，认为贫困并不必然导致饥荒与死亡，饥荒、死亡是某种权利丧失的后果。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权利方法来探讨徽州社会的贫困化及其后果。徽州人虽然普遍贫困化，但徽州人没有丧失生存的权利，虽然可能失去了土地，但仍然拥有在土地上耕种的权利，也有以身份换取生存的权利，还有选择多种职业的权利，即使是在儒业内部，随着儒业范围的扩大，他仍然有多种生计选择。中国的分家制度保证了后代对资源的平均占有，尽管这种资源可能是很少的;徽州相对完善的宗族建设和其它的社区保障机制，也使民间社会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荒和赋役加派时具备了某种危机处理的能力;而人身限制的松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使人口在地域上的流动具有相对的自由性，生计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这些都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徽州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徽学研究也需要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结合，需要借鉴和创新概念。我们只有将人口史研究与经济学、伦理学相结合，才能真正探讨历史上人口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为明晰。儒家思想和伦理主导了人口行为，修齐治平规范了个人、家族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人口的增长与贫困、商业的兴起与衰落、宗族的普及与伦理的强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自宋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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