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史论文是:徽州典籍文献对徽学研究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徽学之所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正是随着一大批“新材料”——徽州文书的出现而提出了“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明清时代，特别是这一时代江南地区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这一点业已取得学术界的共识。应该指出的是，陈先生所说的“发现新材料”，并不仅仅指新的材料出土，同时也包括对既有历史材料的价值之重新发现和认识，对其文化蕴含的重新解读(即便如敦煌遗书、徽州文书，也是早已存在的“既有”之物);那些蕴含在徽州典籍文献中，尚未被人们充分关注的文化信息，对徽学研究而言，不可谓不是新材料。所谓“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即是对它们的学术价值的重新认识。就学科材料构成来说，诚如栾成显先生指出的，构成徽学构架三大材料基础的文书文献、典籍文献、地面文化遗存，三者不可偏废。

　　近十余年来的徽学研究，徽州文书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至给非专业人士造成一个印象，徽学就是研究徽州文书);然而，数量极多的徽州典籍文献的重大价值则相对涉及较少，乃至受到轻视。一门学科的成立，“研究‘疆域’的确立”(黑格尔语)是基本的前提之一。依照我们的看法，所谓徽学，乃是以徽州典籍文献、契约文书及地面文化遗存为三大材料构架，以徽州区域历史文化为个案“标本”，对明清时代某些历史问题的价值重估和拓展研究。徽州典籍文献在该学科的构架中尤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参看拙文“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本文拟专就徽州典籍文献在徽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略谈自己的看法。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从材料中抽象出、发掘出其中的文化价值。因为历史是“选择”，History不等于The written history(如凯撒过卢比河，此选择记录下来了，成了The written history，而千千万万人过卢比河，虽没记录却仍是历史本身—Histoty)(参见卡尔：《历史是什么》及《Tonybee on Tonybee》)，故选择之前，材料占有愈全愈好，最好是一网打尽，才可能与History本身相近或缩小误差。徽学材料可拓展的领域其实十分广阔：如大量的徽州人著述的手稿本(约400种)保存在西南、西北地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即可开掘出许多有价值的论题，如某一时代、一地区人文分布状态，徽州人在全国的分布及影响，徽州士人的心理状态等等。又如哈佛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19世纪中叶)就是徽州人戈鲲化(张宏生教授已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讲稿及文集);其它还有好几个人的情况相似。这批最早与西方交流的文人大都产生在徽州，其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也是研究徽州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好个案;其它如南昌、山西的徽派建筑等，其形成与徽州商人移民的关系至密，亦值得深入研讨。

　　号称“文献之邦”的徽州，遗留下来的典籍文献数量十分丰富，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存目达9000余种，而目前存世者尚有近4000种之多。数量如此之多的徽州典籍文献，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遗产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对徽学研究的价值，尚待进一步整理发掘和进行价值重估。具体说来，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徽州典籍文献对史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值得重视。徽州自宋代以来，著述如林，而史学研究是徽州学人向来注目的重点之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著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如汪文台的《后汉书》及俞正燮对古代史事的专题考据，得到了学术眼光极为敏锐的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其它如程大昌的《演繁露》，以及戴震的《水经注》等，其学术价值，亦已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与此相类的著作，诸如专史研究：史地方面的，有罗愿的《新安志》、江登云的《橙阳散志》、程敏政的《休宁县志》、潘之恒的《新安山水志》、江正心的《新安景物略》、鲁点的《齐云山志》、方汉的《齐云山志》、张图南的《婺源县志》等;专题志书或学术史研究有吴瞻泰的《紫阳书院志》、程曈的《新安学系录》、范涞的《休宁理学先贤传》等等;更有大型史料文献汇编《新安文献志》(程敏政)等。这些史学著作，对我们了解徽州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学术承传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有其学术上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徽州典籍文献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生活，从而为深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诸多历史课题提供参考。明清时代的徽州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标本”。如上所述，现存宋以来徽人著述近4000种，其中诗文集约占半数以上，诸凡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这个时期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区社—宗族管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现存徽人著述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记录和歌咏。如关于徽商及其经营情况，汪道昆的《太函集》几为徽商传记资料的渊薮，史料价值极高，得到了中外徽学研究专家的高度关注;另如关于程朱理学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江南地区的流传，关于封建社会晚期妇女的生活状况，关于封建宗法社会的基层管理情况，在徽州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十分丰富而具体。除专题性著述外，有关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多地集中反映在徽州人士的诗文集中。这一方面迄今重视远为不够。以诗文集而论，如方回的《桐江集》、《桐江续集》、赵汸的《东山存稿》、汪思敬的《祁阊杂咏》、卓民卿的《卓光禄集》、汪道昆的《太函集》、黄生的《一木堂诗集》、《江氏登原藏稿》等等，以及数量颇多的竹枝词(如《新安竹枝词》、《歙西竹枝词》、《西照竹枝词》之类)和诗文选本(如《徽郡诗》等)，其中无不包含着大量的有关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文学艺术史料，亟待分类挖掘整理和以今天的学术眼光进行重新解读。日本学者藤井宏氏的《新安商人研究》、王振忠先生的《徽州社会史探微》、栾成显先生的《明代黄册研究》等已较早注意到徽人文集中的史料。他们对《太函集》、《復初集》等的卓越研究，正表明典籍文献特别是诗文集之史料价值的特殊重要性。但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而言，同对徽州文书重要性的认识相比，与作为徽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建设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其三，徽商和徽州宗族，是目前徽学界研究的热点。徽州典籍文献在此类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为其提供丰富多样而生动具体的材料来源。

　　有关商业史料，典籍文献中除《徽商便览》(吴日法)、《荒政辑要》(汪至伊)、《徽州公所征信录》、《丝绢全书》、《岩镇志草》、《两淮盐法志》等商业或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专书外，在方志及综合性诗文集中，有关徽商的资料尤为丰富。其中，大量的碑传、墓志铭、碑记、甚至诗歌，详细记载了在“农三贾七”的徽州社会中，商人由农而贾的过程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营运情况。这些记载内容详尽而具体，可与文书文献比勘利用、相互佐证，能使我们对徽商的起家及经营方式、资本周转机制与该地区社会生活情况有更具体入微的感性了解。

　　家谱、家乘也是徽州典籍文献的大宗。作为最具典型性的宗法社会区域之一，家谱的修撰在徽州历代相承，蔚为大观。在徽州典籍文献中，仅家谱、家乘即达近1000种，其中诸如《新安名族志》、《新安大族志》、《休宁名族志》、《率口程氏家谱》等，都是十分珍贵的稀见之书，对宗谱学研究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散见于民间的家规、家训、族规(如《程勤斋家训》等)、乡约之属，更是研究宗法社会基层管理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而在为数众多的诗文别集中，更保留了大量的族谱序、家乘及日记等等，细加检索辑录，不仅可以为发现民间收藏的家谱提供线索，亦可大大丰富宗族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徽州典籍文献是研究明清以来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徽州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发展情况的史料渊薮，是一个已引起少数学者注意，但迄今重视远为不够，故而亟待开掘的宝藏。从日本学者藤井宏氏在《新安商人研究》中对《太函集》中商人传记资料的引用开始，上世纪80年代，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徽商研究资料汇编》，其中节录了不少商人传记;但大规模、成系统地对徽州典籍文献中有关徽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有鉴于此，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拟首先整理出一套“徽学资料辑刊”，分辑出版。目前第一辑已完成价值较高的《太函集》、《新安文献志》、《新安名族志》、《紫阳书院志》、《新安学系录》等的整理;第二项系列工程将整理出一套多卷本的徽州历史人物碑传集。此项目已通过国家古委会立项，初步拟分四卷：“货殖卷”、“学术卷”、“艺文卷”、“宦绩卷”，通过分门别类的系统梳理、辑录，将徽州典籍文献，特别是文集和家谱中对徽学研究有直接价值者全面系统地整理出来，以便于徽学及明清史学研究者的利用。同时，鉴于上文已论及的在徽州典籍文献中，文集所占比重甚大，价值亦高，应按系统化原则，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徽人文集分类篇目索引》，则将大大方便学者的研究。

　　作为与徽州文书、徽州典籍文献一道，共同构成徽学研究三大基本资料支撑的徽州文化遗存，其内容主要是指历史上徽州人在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与生活中所建造和遗留下来的地面文化遗产及设施。其时间上限为秦汉时期，下限则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其空间范围包括古徽州一府(州)六县(含徽州府前身秦汉时期的黟、歙二县之地，新都郡、新安郡、歙州、徽州，六县指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江西的婺源县)。这些文化遗存作为徽州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对它开展全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底蕴丰厚的徽州文化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推动徽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徽州文化遗存的类型及其数量分布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地，地面文化遗存分布广泛。作为徽州人过去生产和生活的物化形式，徽州文化遗存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能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弥足珍贵了。根据这些地面文化遗存的现状，我们可将徽州文化遗存依次划分为古村落(含水口)、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与学校(含文庙、文昌阁、私塾、考棚和书屋等)、古城(含古城墙、城门、谯楼和衙署等)、古街、古园林、古(镇)埠、古桥、古渡、古关隘、古碑刻、古塔、古道观、古庙宇、古亭台楼阁、古戏台、古作坊、古井和古窑址等类型。

　　从我们已经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徽州文化遗存，时间最早的大体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峦叠嶂，群峰竞秀。山隔壤阻的自然环境使徽州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历史上较少受到兵燹之灾。在人文上，徽州自唐宋以来，即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富庶之区，一向享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的赞誉。因此，与相邻地区相比，其文化遗存保留下来的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徽州现有文化遗存中，古村落有2000余处，古民居6000余处，古祠堂500余座，古牌坊130座，古戏台近30处，古桥1276座，古书院、书屋、考棚、文昌阁和文庙等130余处，古塔17座，古亭阁100余处，古碑刻500余通(处)。其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皖南古村落的黟县西递、宏村，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歙县棠樾牌坊群和歙县渔梁坝等。至于省、市、县(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达数百处之多。

　　就地域性分布而言，在徽州一府六县中，长期作为徽州(府)治的歙县(含今徽州区)文化遗存分布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为齐全。从徽州现有1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看，仅歙县(含徽州区)即占了7处。而且这7处文化遗存，拥有的类型也涵盖了古村落、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古亭阁和古水利设施共6大种类。其次是黟县、江西的婺源县。至于休宁、祁门和绩溪，由于建国后经济发展和自然人为因素所致，其文化遗存的总体数量相对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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