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税收论文是:我国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研究。

　　[摘要]科学解读我国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状况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通过对税收与经济依存关系的内在机理、考察税收增减状况的适宜参照系、不同因素对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的作用机理，对1997—2002年我国税收大幅度超经济增长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据此对我国税收与经济的依存趋势进行预测。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税收经济弹性

　　一、研究缘起

　　1996年以前，我国税收经济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GDP当年现价增长率)一直在1以下。而1997—2002年税收收入增速远远超出GDP的增长速度，税收经济弹性系数高位运行，1999年甚至攀升至3.23，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紧密依存变化。而2003年以后，税收经济弹性有向合理区间回归的趋势。针对税改以来我国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状况，以下问题引人深思：多数年份税收经济高弹性现象是否正常?税收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何在?如此高的税收弹性对经济有何影响?我国还具有减税空间吗?税收经济弹性会稳定地向合理区间回归吗?笔者认为，只有深入研究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找寻税收收入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剖析影响税收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才能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

　　二、税收与经济依存关系的内在机理

　　(一)理想的税收与经济关系的描述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与经济的依存关系可用税收弹性系数反映。在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的财税体制下，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在大于1或等于1的水平上运行。由于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等于GDP与宏观税负率的乘积，在宏观税负率既定的条件下，税收收入与GDP是一种完全正相关关系，税收收入与GDP的弹性系数大体保持在1的水平。可见，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实质也是一个宏观税负发展变化的问题。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是西方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的重要内容，而有重要影响的当推供应学派代表人物阿塞·拉弗提出的有关税负与税收或经济关系的曲线，即“拉弗曲线”。拉弗曲线在研究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在理论上证明了税负、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最佳结合点。为获得最佳经济增长幅度，实际税率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在宏观税率较低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增长的快速和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时期内税收经济弹性系数高位增长不仅正常，且一般会利于经济发展。但是税收的这种高速增长不会具有持续性，随着宏观税负稳步提高，税收收入将减速运行，税收经济弹性系数会呈回归之势。其引伸的涵义是，如果离开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税负高低，笼统地谈论税收超经济增长现象是否合理是不妥当的。因此，拉弗曲线的现实意义在于，基于上述经济与税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经济增长期，税收与经济的高弹性不一定对经济增长具有危害性。

　　(二)考察税收增减的适宜参照系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考察税收增长状况的最优经济指标是GDP。从GDP的构成看，并非所有GDP都可以视为税基。在可税GDP的基础上，由一定时期具体税收制度决定的法律上应予征税的GDP为应税GDP，它是可税GDP的子集。我们把可税GDP大于应税GDP的部分称为广义上的政策性税收漏出。可税GDP与应税GDP的差别可以是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也可以是政府为贯彻特定政策目标而主动放弃的税收收入，如为执行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对特定纳税主体实施的税收优惠。在由税收制度决定的应税GDP范围一定的情况下，应税GDP乘以相应的法定税率，则得到一定时期在既定税法规定下可以取得的最大的税收收入额。而一定时期能够真正实现的税收收入取决于税收征管环节的效率，笔者将与实际税收收入对应的GDP称为实税GDP。

　　按照从经济税源到申报，从申报到人库的逻辑思路，可从两个角度考察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一是应申报税收与潜在税收规模之间的弹性系数变化关系(弹性A);二是实际税收收入与申报税收之间的弹性系数变化关系(弹性B)。如果调整税收优惠减免制度，弹性B大于弹性A的效果，那么，如有相关明细数据(各年经测估的税收潜力和税收申报数据)，就可分析两类税收弹性系数的发展变化，深化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依存关系的研究。

　　就价格口径而言，国民经济统计核算公布的GDP绝对值为当年现价口径，与同期税收收人口径相同，而GDP增长率指标系使用可比价计算。因此，在考察税收收入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时，正确做法是将GDP增长率调整计算为当年现价口径的增长率，依此计算出来的税收弹性系数才具有可比性。

　　在通胀期，误用GDP增长率价格口径判断税收弹性的不利后果是十分明显的。以我国1994年和1995年为例，可比价GDP增长率分别为12.6%和10.5%，依此口径计算的税收弹性、经济弹性系数分别为1.83和1.7。当时我国经济处于明显的通胀期，城乡居民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24.1和117.1，现价GDP分别增长35%和25.1%，依此计算的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分别为0.66和0.71。可见，运用不同价格口径GDP增长率计算的弹性系数值相去甚远，分别得出税收超经济和低于经济增长的相反结论。

　　三、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及税收大幅超经济增长现象解析

　　1997—2002年，我国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引至税收经济高弹性运行的作用因素及原因是较为复杂的。

　　(一)经济增长和累进税制

　　1.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税负较轻，第三产业税负较重，第二产业税负最高。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1997—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税收收入角度看，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是近年来税收大幅超经济增长的最大经济原因。

　　2.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投资增长与存货下降的作用。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不予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的增值税，因此，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越大，全社会实现的增值税就越多。存货投资减少则从两个方面影响税收超经济增长：一是存货投资减少会导致GDP增幅下降;二是工商企业存货投资减少意味着进项税金已经被抵扣的销项税金表现出来，税收收入相对增加。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年增强。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比由1994年的36.1%微降至1997年的33.8%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至2003年该比率提升至44.7%。尤其是2000年以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环比增幅远高于同期经济的增速。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中存货投资一直呈负增长态势，存货增加由1995年的3 576.5亿元降至2003年的250.8亿元，占GDP比重也由5.2%骤然降至O.2%(见表2)。

　　从上述分析可知，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的发展变化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税收经济弹性产生作用，是1997—2003年我国税收大幅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3.效益改善条件下累进税制的税收弹性爬升效应。税收制度对主要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税收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流转税来说，由于征税税基是商品流转额，某一税目一般适用单一比例税率，因此流转税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基本相等，流转税的税收经济弹性系数也大约处于1的水平。而税率累进型的所得税则不同，由于按照计税依据数额的大小，划分出不同的级次和税率档次，不同级次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计税依据数额越大，边际税率越高，平均税负上升，这种累进机制会引至税负的边际爬升效应。从纵向角度分析，经济发展上升期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大于平均税率，税收收入的增长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攀升，这种作用机理如表3所示。1999—2001年我国所得税(含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其占整体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的15%上升至2003年的22%，与近年来经济效益逐步改善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条件下累进税率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作用

　　罗伊·鲍尔教授指出，在中国，高收入水平与较高的都市化程度是相伴而生的，而这种依赖城市的税收体系中，都市化意味着较强的征收能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均税收收入水平的差距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大。近年来，我国城乡社会结构有比较大的发展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994年的28.5%上升到2002年的40%，这表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税负水平高于农村，加工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人口相对密集、居民素质较高。这些都是反映都市化水平的客观环境因素，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企业效益较好，所以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易于开展。城市相对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加之城市扩张引至更高的公共支出需求，使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呈现向城市集聚的态势，这也是近年来税收增幅大大超过GDP增长现象的一个解释变量。

　　(三)政府主导型投资具有提高税收弹性的效应

　　199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开始快于CDP的增速，且两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这表明我国经济和税收的增长日益依赖于投资的拉动。首先，从资金来源分析，该时期的投资属于政府主导型投资。面对我国1997年第四季度后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中央宏观调控经济的方式从过去以货币政策为主，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重，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凸显，以期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由1995年的11.6%上升到13.9%。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行国债，1998—2002年我国累计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其次，从受益的视角分析，经济活动中政府主导型投资与私人或企业主导型投资具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更为注重投资于具有成长潜力、税负低、投入产出率高的行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则不同，在财力吃紧的情况下，具有追逐短期内财税利益最大化的特征。1998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扶持一些短期内能带来大量税源的项目，如投资于烟、酒、建材等高税负行业或需要市场准入且具有垄断利润的行业。这种情况，在较大程度上助推了税收经济弹性系数短期内的快速爬升。

　　(四)制度或体制的作用

　　研究我国税收经济依存变化的原因，应将税收政策、税收计划体制以及政府间财政体制结合起来。

　　1.新税制的高弹性效应逐步释放。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改变宏观税负急剧下降的趋势，尽快提高税收经济弹性。罗伊·鲍尔教授指出，一旦税制改革引起的税收征管方式变化的阵痛结束，新税制将带来税收收入的更大提高。事实上，在经过1994年、1995年这一过渡期后，新税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税收经济弹性。首先，税收承包制和税前归还贷款政策逐步退出舞台。用新税制取代承包制是一场实质性的变革，改革后企业就税收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减小，并且地方政府这样做的余地也大为减少，增加了财政税收体制的透明度。允许地方政府与企业就税收进行谈判的承包体制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税收作为稳定的工具更能实现其财政职能。其次，现行税法明确规定，除中央明确授权减免税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减免税收，原来各地任意减免税